两首小诗，一段往事
--陈为 正和岛副总裁兼总编辑
青山浴雾，
隐隐婆娑树，
无限生机在险峰，
人道仙人住。
我欲登高作赋，
何处拾级觅步，
兜转徘徊迷了路，
银湖好大雾。
2017年，我去采访华与华公司的老板华杉。现场他背了一首自己年轻时候写的小诗，听了让人很受触动。
它写于1998年，华杉27岁时候。几句话里，写尽了一个年轻人的豪情与迷茫。
那时候，他正在王志纲工作室，追随着其时已有盛名的“王老师”。工作室就在深圳银湖的一个洞窟里办公，业务还没完全上轨道，他们就像流落荒岛的鲁滨逊与星期五，江湖广阔，却看不清出路。这首诗写完不久，华杉便离开了。
我之前便听闻过王志纲这位媒体前辈，这次采访后，对这个人便有了更大的好奇。
2018年，通过一位朋友，我联络上了王，约了见面。
谈起这段当年情，王志纲颇为感慨。他把华杉这首诗又背了一遍，慨叹那些年轻的才情与流光。
回溯自己的成长经历，他也忘不了自己创作的一首小诗。
雪地上荡漾着欢声笑语，
那是我们的女篮在练兵，
当她们苞绽花红之时，
辛勤的园丁却不知让命运抛到哪里。
这首《园丁》写于1975年。当年，王志纲20岁，正在贵州的深山里作着青少年业余体校女子篮球队的教练。
女篮的成绩不错，但连绵交错的山峦阻隔了外面的世界，他看不见未来。谁人的青春能不迷茫？写完这首小诗后不久，他终于有机会上大学，做记者，后来又渐至成为地产和城市策划领域的一流高手。
这次访谈于我也是眼界大开，因为这个人的一生，经历实在丰富，际遇实在难得。他早年是穆青赞赏的国社名记，在舆论涛头弄潮，行遍大江南北，惯见三教九流；后来做地产策划，现今地产业的巨富大佬多半都曾有请益于他的经历；再后来主攻城市策划，与不少至今依然活跃在庙堂上的政治人物也多有往还；如今，已到含饴弄孙年月的他又变身美食家、旅行家与高尔夫玩家，时常诗酒酬唱，花月春风，很是潇洒。
对于这类人来说，他的经历便是别人的故事，他的经验便是别人的新知，岂可轻易放过？便邀请他来给正和岛新媒体写专栏。幸得应允。当时未曾预料，这位传统媒体的老将自此成为新媒体的“爆品之王”。
当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他的专栏文章《邓公的遗产》一出，震动朝野，成为当年传播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文本之一。
2019年，他主攻地域文化方向，贵州、陕西、河南、浙江、安徽……目前所写的十来篇文章，单篇阅读量都是20万+起步，每次都好评如潮，尚未写到的地方，则是一派嗷嗷待哺的情急模样……
王志纲写一个地方，总能写全写透，写出灵魂。众所周知，有一个北大保安的终极三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如果这三问用之于某地某域，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王志纲恐怕是最好的答题者。
于是，在正和岛媒体部和智纲智库的伙伴们同样情急地催促下，王老师专门写了一本书出来。这部凝聚着王志纲非凡际遇、才情与洞见的书，这部在地域文化的广度、深度、高度方面都很难有比肩者的书，这部写尽很多人家乡的过往、现在与将来的书，7月初就要与大家见面了！
而今天推送的这篇文章，正是王志纲本人为这本《大国大民》所写的序言，也概括了他本人关于“大国”与“大民”的思考。
《大国大民—王志纲话说中国人》正和岛纪念珍藏版示意图
一生风云过眼，风雨不惊，午夜梦回之时，已过花甲之年的“王老师”或会想起很多早年的峥嵘往事。幸好，如今他再也不用感慨自己要“让命运抛到哪里”。邓公力挽狂澜，换了人间，一个国的国运与几代人的命运，就此改变……
作 者：王志纲 智纲智库创始人 中国著名战略咨询专家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我是怎么读中国的
年岁越大，走的路越长，见的人越多，我越喜欢读中国。
一方水土一方人
所谓“中国”，其实是一方水土造化的结果。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每一方水土均有其独特的气场，每一方人均有其独特的个性。读中国，就是拨开历史迷雾，去摹画一方水土背后的文明轮廓和脉络的过程。
从文明诞生之初， “中国”就开始不断衍化。无数英雄美人、王侯将相、文人骚客、贩夫走卒们丰满了她，又纷纷挥手离去，最后沉淀为天南海北的独特气质：陕西的沉郁耿介、山东的忠厚豪爽、浙江的灵秀隽逸、湖北的精明强干……每一个区域，都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区域之“魂”，也化育了一批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的独特群体。
以我自己为例，我自幼便生活在群山深锁、云雾弥漫的贵州小县城中。山阻隔了贵州和外面的世界，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大山，自囿于方寸之间；另外极少数人，则被山赋予了超群的想象力。
我少年时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站在山头，眺望关山万重，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去看看山外面的世界。即便我日后走出大山，贵州这片土地给予我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勇气，依旧陪伴了我一生，并贯穿于我人生数次极为重要的选择。
当然，我只是千千万万贵州人中极为普通的一员，贵州也只是中国三十四个省 ( 市、区 ) 中极为普通的一个。如果把中国传统的文化版图按照南北来划分，北方文化包括中州文化、秦晋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泛东北文化、蒙古文化、西域文化等。南方文化则包括江淮文化、吴越文化、闽台文化、赣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岭南文化等，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特征差异巨大，所形成的文化也是气质不同、风格各异。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被打上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印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中国人的复杂国民性，也都隐藏在这一方水土的造化之中。
世界急需读懂中国
读中国不仅有趣，更极其有必要。
改革开放以来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快速崛起为经济大国和塑造全球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研究中国、了解中国，把握在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对策，已成为西方政治人物、经济学家、各大智库的必修课。
关于“中国”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因对比而存在的命题。从元明开始到清初，陆续传入中国的西方影响，或湮没不彰，或沦为雕虫小技，盖因在传统中国的天下观中，仅有华夷之辨，而缺乏对世界的基本认知。西方对中国的零星认知，也仅仅停留在想象中。
直到清末，坚船利炮叩关而来，沉溺于天朝大国梦的中国方才猝然觉醒。彼时的中国，风雨如晦，前途未知。彼时的每一个中国人，无分贵贱贫富、妍媸贤愚，都被深刻地卷入两种文化体系冲突的旋涡中。对于当时的西方列强来说，中国只是一块案板上的肥肉，攫取利益是他们最直接的诉求。
百年激荡，蹒跚其行。在 21 世纪的坐标上，没有人再怀疑中国的强大，但误解依旧深刻。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全世界最杰出的经济学家、诺奖得主、投资天才一次次预言中国即将崩溃；当“中国崩溃论”宣告无效时，他们又将中国崛起解读为不可避免的零和博弈，认为中美必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明差异乃至食品安全、环境威胁等角度，一次次掀起了“中国威胁论”的舆论浪潮。
从本质上来说，无论“中国崩溃论”还是“中国威胁论”，都是 19 世纪末20世纪初甚嚣尘上的“黄祸论”的借尸还魂。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既无新意，又缺乏对现实最基本的尊重。
在政界和学界之外，西方民间关于中国的误解似乎更加严重。我之前去美国时就发现，在那些得州红脖子牛仔和“铁锈地带”蓝领工人们的眼中，中国还停留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中国人还是拖着辫子、抽着鸦片的长袍马褂形象。
不只是远隔大洋的观察者感到迷惑，亲身踏足中国的西方人也常常会陷入某种悖论：当他们来到中国沿海大城市时，会惊异于中国为什么还是发展中国家；而当他们来到中国西部县城时，又会为这里的贫瘠和萧条而感到震惊。既心怀戒备，又相互依存，偏又知之甚少，以至于常常做出战略性误判，这正是西方世界面对中国的苦恼。
如果列出影响世界各主要民族发展史的主要“动因”，并相互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惊人但长期被忽略的事实——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民族像今天的中华民族这样，面对并融纳了多种“动因”的影响，但又坚守自我，不移根本，形成一个强大的“精神共同体”。
构成这个精神共同体的，首先自然是五千年传承，形成了我们与生俱来的民族基因。其次是 1840 年鸦片战争以降近两百年来，被西方文明从精神到物质全面渗透，形成了科学思维、法制诉求和自由意识。
第三则是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努力。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无数仁人志士领导国人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跌宕起伏的奋斗。我们曾经抛弃传统，也曾寻梦马列；曾经师从美利坚，也曾求学日本；几度“国破山河在”，最难孤行四海间……经历了四五代人的努力，积淀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势能，继续影响着今天中国前行的步伐。
四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是在前三个动因的基础上的负重砥砺。进一步融汇国际信息技术、商业文明、全球化生态的新思潮，成为中国发展的第四个动因。
如此复杂的精神共同体，无论站在其内部任何一个政、商、文、史的单一视角上，都难以清晰解读，惶论立足其外，以西方式的“普世价值”品头论足。因此，在中国愈发重要的当下，世界急需一把打开中国的钥匙。
中国亦需读懂自己
对于生活在南北纵横数千公里的辽阔国土上的十几亿中国人来说，同样也需要读中国。
中国的三个特点，决定了它很难被读懂。
首先，中国太过辽阔，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别令人难以想象。谁可以代表中国？是北上广深写字楼里衣冠楚楚的金领，还是大西北市区相隔上百公里的山区小村落里某个离群索居的人家？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话题。
面对如此庞大的叙述主体，叙述者们很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局，把局部当作整体，把个人境遇当成时代主题，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更不用说还有很多谬论和偏见。因此，想要解读中国，需要相当宏阔的格局、见识，以及高度的同理心。
其次，中国太过于复杂。两千余年以来，不断分合又绵延不断的中国，保持着某种惊人的稳定性。不管是分裂时期觊觎中原王朝的外族，还是乱世中谋求取而代之的野心家，在帝国建立以后顶多是搭积木式地组合拼装，对构架本身却无法撼动。这种构架究竟是什么？
换言之，什么是中国？它可以是一个政治话题，可以是一个历史话题，还可以是一个文化话题。它的认同基础究竟是什么？血缘、文字、国界、族群，某种超乎其上的共识，还是长期存续的制度设计？这个问题不仅现在复杂，从来都复杂。因此，解读中国的分寸与角度显得十分微妙。
第三，更现实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
近代以来，工业文明携市场法则之威，扫荡全球，所向披靡，脉脉温情的农业文明逐渐消失。然而，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西方世界用近三百年时间完成的工业化大生产，却要我们用四十多年的时间重走一遍。一条巨大的中国龙，在不同时态中舞动：龙头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龙身在工业经济的浪潮中翻腾，而龙尾还深深地扎在农业文明的泥土之中。
中华巨龙翻身之时，变化昼夜不息。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过中国这四十多年的物质层面大爆发，也没有哪国人民像中国人这样承受着思想的激烈震荡。
如此辽阔、复杂、急速变化的中国，显然不是一个“药方”可以搞定的；数千年间生生不息、不断丰富的中国文化，也不是某种观点所能简单统合的。有人享受着时代的红利，就有人迷茫于莫测的未来；有人端起碗吃肉，就有人放下碗骂娘；有人一张口就是中国如何伟大，崛起不可阻挡，就有人“言必称希腊”，沉浸在“启蒙国人”的人设中不能自拔。
这种价值观上的冲突并不奇怪，特别是目睹从中国台湾地区到香港地区的“失魂落魄”，其共同根源之一都在于，一方面对共同的中华民族基因未能形成根源性共识，另一方面对中国大陆之崛起无法建立整体性、趋势性认知。
中国历来有着善恶二元论的传统，非好即坏、非红即黑、非此即彼构成了中国人朴素的价值判断。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由浅海走向深海，中国民众也应由草莽走向成熟。成熟的一大标志就是宽容与自信。在当下这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里，碎片化的表述和高度撕裂的情绪宣泄让人无所适从。
如何“叩其两端而竭焉”，在二元价值判断之间的地带寻找共识，是当下时代的重要命题。而这种共识，只可能来源于“中国”这个文化母体。
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美国政治学者、著名汉学家白鲁恂曾说：“中国其实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回顾中国的历史，我脑海中时常会浮现出这样一幅有趣的图景——在三千多年前的渭河平原上，有两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酋长，一个叫炎，一个叫黄，各自带着几百户父老乡亲，长年累月地交战、议和、会盟、通婚，慢慢走向融合。这个过程从炎黄到尧舜，最终以周克商为标志，终于彻底完成了。中国不再是若干个部族竞争的战场，而形成了统一的文化核心。
从此，这个核心像滚雪球一样，顺着黄河流域一路往下，从秦晋、郑卫、燕赵到齐鲁，滚遍了整个黄河流域。
在这个过程中，向心和离心同时发生，有的地方被吸纳进来，有的地方被甩了出去。《史记》里面说舜“逐三苗于三危”就是这场放逐的真实写照：所谓的百夷、百苗、百越，都是当初被华夏核心圈甩到外围的部分。但是，随着雪球越滚越大，从黄河流域滚到泛长江流域，他们又都被一一吸纳了进来。
正如费孝通所说，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几千年的共同生存使得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之间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尚需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帝国主义的入侵恰好扮演了这个角色——在 20 世纪初这场救亡与启蒙的时代背景下，国内各族人民终于意识到共同利益之所在。杰出的政治家和学者，纷纷开始尝试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对中国进行重新解读，以期实现民族意识的觉醒。
作为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历史转型期的前沿地带，广东激荡起时代风云，中华文明停滞已久的雪球又开始重新翻滚，从长江流域滚到了珠江流域，经历百年天地翻覆之变，终于滚成了今天的偌大中国。
在黄河、长江、珠江这三条中国最为重要的大河中，前两条是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常客。当我们讲到黄河时，会想到中华民族的悠久与博大、苦难与拼搏。当我们讲到长江时，脑海中更是不由想起《话说长江》的主题曲：“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
但当我们谈到珠江时，总会感觉到一种很特别的，甚至带点陌生的文化存在：一种独特价值观的浓缩，一个在社会重大历史转型期常常担负承上启下作用的特殊板块。
发轫于云贵高原、乌蒙山系的珠江，流经六省区，穿越五岭，经过沸腾的珠江三角洲，最终汇入南海。浩渺江水，携泥夹沙，千里竞驰；流入蔚蓝色大海胸怀的刹那，江流变得徐缓迟滞起来。随波逐浪于江水多日的千山尘埃、万径朽株，纷纷沉淀淤塞于此。江流消逝了，它彻底融入了大海的洪波之中。
今日之中华文明正如珠江一般，处在由江入海的关键节点上。所谓大海，即世界各处人类共同缔造的文化。我们每个人，正如一滴滴水珠，汇成浩荡洪流，无论是随波逐浪，还是击水中流，甚至移民海外，都会感受这洪流的裹胁和冲击之力，因而终究无法自外。由大江奔向大海，这或许就是所有近现代中国人的宿命。
“中国”的由来
每一代中国人都有冲动去仔细打量自己的国家，他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试图破解中华文明的密码。
清末民初，梁启超先生首开先河，启动了发现中国的进程。他于1901 年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并且将中国文化圈不断衍化的过程总结为，从中原的中国，扩大到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至于世界的中国。这一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了日后的研究者。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门户初开，西方有不少所谓的中国通著书描写中国，但基本上都是以揭露中国丑恶习俗为卖点。从小在中国长大的美国作家赛珍珠，深感东西方之间隔阂甚深，因而委托学贯中西的林语堂先生写一本解读中国人的著作。林语堂借携家到庐山避暑之机，猛写月余，一部全英语写作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中文译名：《吾国与吾民》）就此出炉。该书甫一出版，便成为海外认识中国的最佳读本，迅速在海外引起轰动。
我第一次读到《吾国与吾民》时已近而立之年，在颇受启发的同时也暗暗许下愿望，将来有条件了一定要写一本《话说中国人》。毕竟，林语堂先生的论断，在精妙之余略显草率和偏主观，并没有经过太多的严谨考证，谋篇布局也是兴之所至，诉诸笔端更有信马由缰之感。可能林先生自己也没想到，他这本不经意之作会成为传世名著吧。
多年以来，我也陆续读了不少有关解读中国的大作，柏杨先生打通中西、别开生面的《中国人史纲》，许倬云先生截断众流的《万古江河》，余秋雨先生走出书斋的《文化苦旅》等书，都让我受益匪浅、印象深刻，也让我对这个话题愈发产生浓厚兴趣。
与前人相比，我之所以敢于尝试这个话题，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超人的才华，也不是因为我有多么优美的文字，而是拜时代之所赐。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让身为一介文人的我，不仅用脚步丈量中国，而且深度参与了改变中国的过程。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从青春作赋的弱冠之际，到鬓发斑白的花甲之年，在这人生最黄金的四十年里，我几乎亲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探索的全过程，也见证了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临，如同万里黄河，历经九曲十八弯，终于在壶口爆发，奔腾直下三千尺，虽挟泥裹沙，浑浊不堪，但有着力拔万钧之气概。
国运即人运，奔流激荡的大势也为我们提供了改写命运的无限可能。大泽龙蛇，沧海横流，传奇与落魄同存，英雄与氓流共舞。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大开大阖、大忠大奸，命运的强烈反弹与转折，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尽显无疑。
因此，对于我们这代人——尤其是胸怀理想者——来说， “读中国”是一个深刻烙印入骨髓的时代母题，它蕴蓄着最深刻的情感、最莫测的转折、最激烈的碰撞和最彻底的反思。我作为这一伟大时代的亲历者、观察者乃至推动者，更无法回避这一话题。
时代的造化
1985 年，为加强对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报道，作为新华社记者的我被派驻广东，从事宏观经济报道。在十年记者生涯中，我有幸走遍了中国各地，也采访了很多时代风云人物，受访者中不乏一线的封疆大吏、企业界的豪商巨富、崭露头角的新锐学者。
应该说，那个时候的精英们，不管成王败寇，都有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特质——他们充满责任感，希望用自己的意志和努力去推动和改变这个国家。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穿过时光的铁幕，依旧激动人心。
当时的云山珠水是最令人向往的热土，遍地是改变命运、发家致富的神话。作为记者，我身边的财富故事更是比比皆是。人非圣贤，我也曾动摇过想转行，但支撑我坚持走下来的是一份崇高的成就感。
我把新闻当成一份可以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而非单纯赖以谋生的职业，我希望能够效仿沃尔特·李普曼、范长江，用独立的观察和思考来影响并推动历史。尽管家徒四壁、身无余财，但我依旧乐在其中， “衣无领，裤无裆，光着屁股走四方”，满怀激情地为时代鼓与呼。
感谢时代，当时的舆论环境为我提供了纵马奔腾的可能性，作为新华社人，我可以触及几乎所有社会矛盾。在 1988 年采写的《中国走势采访录》中，我通过分析中央和地方、沿海和内陆、东部和西部的重重矛盾，提出了很多非常尖锐的问题，但这篇文章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和封杀，反而以内参的形式引起了执政者的高度重视，甚至我本人都曾受邀到中南海就相关问题进行汇报。
到了 1994 年，命运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客观的舆论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梦想的空间日益逼仄，我作为新闻人的使命也就随之结束了。于是，我选择告别体制，创办智纲智库（原名“王志纲工作室”），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以策划人的身份重新踏入江湖。
无论是记者还是策划人，都可以算是广义的知识分子。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识？我认为最起码包括“知道”和“见识”两部分。绝大多数人口中的知识，仅仅停留在“知道”层面上。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道的，精通“回”字四种写法的，充其量只是“知道”分子罢了。
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一天产生的信息量远超过去百年的总和，信息的裂变和爆炸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信息的传播渠道和储存手段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知道”分子只会越来越像两脚书橱，难以跟上时代。因此，知识分子自我进化的关键在于“见识”，即“知行合一”。
以我自己为例，我原来当过学者，也当过新华社记者，最后下海从事策划行业之后，才算是真正走在了“知行合一”的路上。如今再回头想二十多年前很得意地建言献策的举动，不禁后怕。“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我自认为通过调查研究、深思熟虑得出来的建议，其实离成熟的方案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在实践中可能会变样，微观上成立的现象推广到宏观上却会酿成灾难，播种的是龙种，长出的有可能是跳蚤。唯有知行合一，方能摆脱知识分子固有的局限性。
如果说记者生涯使我实现了从“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的升华，那么策划人生涯便促成我完成了从“行万里路”到“历万端事，阅万般人”的最终蜕变。
下海从事策划行业二十多年以来，我可以说行遍中国山河湖海，惯见江湖三教九流。从朔风劲吹、铁马冰河的塞北苦寒地，到吴歌悠悠、烟雨氤氲的江南温柔乡，我的足迹几遍天下。
这种行走不是浮光掠影的观光，更不是风花雪月的游记，而是要率领团队结硬寨、打呆仗，为政府和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突破困局，把握机遇。因此，我必须深入最基层，从田野调查开始做起，将当地的历史、人文、社会、经济乃至风土人情全部消化融汇之后，方能为区域找“魂”，提供具有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的战略解决之道。
做项目的过程中，除了常规的资料获取渠道外，我对稗官野史、街谈巷议都极感兴趣。在正式的调研和访谈之余，我的一大爱好就是早上起来到穷街陋巷闲逛，寻找街边美食，打探一下针头线脑的市井生活，再学几句方言歇后语之类，于烟火气中感受一方水土的真实滋味。
当然， “阅世”离不开“知人”，在接触成百上千的基层企业和区域政府的同时，我也与无数达官显贵、豪商巨贾打过交道，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一路走来，我见证了太多帷幕之后的故事和人性的悲喜剧。
如果说我多年从事战略咨询行业的努力终有自己的一番独到之处，那么无非是在当下中国的“天时”影响下，对不同的“地利”与“人和”有了如鱼饮水般的体验和感悟。这在给我为企业家和政府进行战略咨询提供支撑的同时，也有意无意间为《大国大民》这本书做了最充分的资料准备。
即刻起，长按图片，即可参与订购
“岛”上的邀请
也许正是因为我这份行走于庙堂江湖间的独特阅历，多年来总有人劝我，希望我谈谈“一方水土一方人”这个有趣的话题。可惜自打离开新闻队伍、创办智纲智库以后，我可以说是告别了笔墨生涯。偶尔写写字，也只是为助手改改报告，在经济合同上签签名而已，纯粹点缀，不算作文。几年前我也曾另辟蹊径，尝试以纪录片的形式“话说中国人”，后来出于种种原因也搁浅了。
没想到在新媒体传播的时代，事情却在阴差阳错间有了转机。2018年，我受正和岛总编辑陈为先生的邀请，在其自媒体上开设了《改革风云人物十讲》专栏，解读改革开放的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到了 2019 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期已过，我也打算欣然收笔。不想陈为先生上门拜访，希望以地域文化为主攻方向再开一个专栏，按照他的说法：“北大保安有终极三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如果这三问用之于某地某域，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王志纲恐怕是最好的答题者。”
其态度之真诚、意志之坚定，令我着实难以推托，我当年拜读《吾国与吾民》的激动也仿佛重现眼前，因此答应写两篇关于地域文化的小文。原本我只想聊寄闲情，扬东海之波以注其杯，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愈写愈多，评议愈积愈盛，竟成为传播一时的热文。私以为，并非文章有多好，只是触抵了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罢了。无论身处何方，无论贫穷富有，我们都有自己的“中国”；这些独特的家国记忆，终究汇成了“中国”这部大书。
大半年以来，我陆陆续续写了十余篇，从黄河流域的秦、晋、鲁、豫，写到长江流域的皖、浙、赣、湘、鄂、巴蜀，再到珠江流域别具特色的潮汕、粤港澳大湾区，中间忙里偷闲，又写了我的老家贵州和中华版图上最年轻、 “开化”最晚之地——东北，可谓笔耕不辍。但是，依旧有各地的朋友不时联系我，希望我对其家乡稍施笔墨，评述一二。非常遗憾，我着实是顾不过来了，毕竟我的主业并非舞文弄墨。而且，按照我的中国观，支撑中华文明的四梁八柱也基本上在这十四篇中得以呈现。所以，现在应出版社邀请，也为了满足读者愿望，将这十四篇文章精修后结集出版，也算是不辜负当初的发愿吧。
本书得以出版，除了正和岛邀约这一契机之外，还离不开智纲智库团队在幕后做的大量工作，也离不开我的助手窦镇钟的长期努力。小窦于本书贡献极大，没有他的全力配合，这本书很难如此顺利地与大家见面。
在此书各篇文章创作期间，小窦承担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整理了我的录音素材，并进行后期的编辑和校对，牺牲了许多夜晚和周末，直到善始善终地完成整本书的内容编辑。他卓有成效的工作，也让我不由反思之前对于新一代年轻人的看法。
致读者
老一辈总喜欢感慨今不如昔，我也不例外。殊不知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永远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否则前进的动力从何而来？
以日本为例，作为战后重建经济腾飞的建设者，昭和一代以其严谨、敬业、拼搏、硬朗的特征成为全日本的骄傲，这种精神也与当时日本在诸多领域领先世界的国际地位高度吻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济飞速发展后成长起来的平成一代。
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曾说， “在日本，当下平成年代的年轻人只关心以自己为圆心、半径三米内的事情”， “没有争取成功的欲望，学习能力低下也不知进取，遇到困难立马退缩，一需要思考就马上放弃，人云亦云，只追随别人的脚步”。
当然，大前研一关于平成一代的种种评价未免过于主观，但昭和、平成两代人之间价值观的断裂却是肉眼可见，这种背离现象的背后，正是日本波折起伏的国运。
日本与中国港台地区殷鉴不远，我们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运即是人运，大国方有大民，没有大民支撑的大国也只是一碰即碎的泡影。今日之中国，正面临一场大考——如何从大国走向大民，是从容应对的关键。
90后正面临着社会各界广泛的质疑，此前80后也被这么质疑过，回忆得久远些，当年我们也同样经历质疑。事实证明：伴随着中国的不断前进，每一代中国人都较好地承担起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今天的 80 后、90 后们已经足以在各行各业独当一面。
作为老一辈，我们一定不要敝帚自珍，而是要对年轻人少些苛责、多些宽容，传好历史的接力棒，用更加平和的心态看待年轻人张扬的激情与梦想，这就够了。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对于出身于知识分子世家、幼承庭训的我来说，以知识立身、名世是毕生不变的追求。多年以来，我内心的抱负也从未变过，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此处的“达”不是出将入仕，而是能够为社会留下一些真诚的、渗透着自己独立见解的东西，以无愧于时代之馈赠，亦无愧于平生。
古人云“文以载道”，今人言“文若其人”。我既非专门治历史地理的学者，也非卖字为生的职业作家，更像一个行走于世界与中国之间、江湖与庙堂之间、台前与幕后之间的观察者。这本书不是端坐书斋中，或跪思于磐石上，或饮乐于竹林写成的，而是我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日积月累形成的思考总结。
因此，在本书中，我对“地域与人”的解读并非绝对客观，也很难说有多严谨。但在我看来，《大国大民》的优点、缺点都在于此。恰恰是这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万端事阅万般人的独特经历，不仅让文字增加了一分生动鲜活的气韵，更多了一点对世道人心的关照。
今不揣冒昧，把《大国大民》这本书献给大家。我希望，关心中国的人，透过字里行间能看到一个关键时期的复杂中国。至于见仁见智，则请君自便。关于资料、史实、数据上的疏漏，受个人水平所限，虽经精心校对，恐怕仍是在所难免，我亦将怀抱诚惶诚恐的学习态度，以就教于方家。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