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发地的构成与未知：集体出身与家族治理结构
本报记者 万笑天 北京报道
32年，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以下简称“新发地市场”）从一个占地15亩、启动资金15万元、15名管理人员，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小型农贸市场，成为首都的“菜篮子”和“果盘子”，承担了北京市80%以上的农产品供应。
17年前，非典疫情期间，新发地市场被视作抗疫重要的保障，稳定北京蔬菜价格，保障蔬菜供应。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同样如此。
然而，2020年6月11日，在持续57天“双零增长”后，北京突然出现本地确诊新冠肺炎病例，且早期病例均与新发地市场有直接或间接的流行病学关联。自6月16日起，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三级调至二级。
一时，舆论场中，关于其超大体量、家族式管理结构等议论颇多。6月14日，经北京市委常委会研究，“责令有关单位免去张月琳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总经理职务”。
张月琳是新发地市场创始者张玉玺的儿子。这一免职，也被赋予更多猜测——经此疫情，新发地市场将走向何方？
菜地“霸王”生成
与共和国同龄，1949年10月10日，张玉玺出生于北京南郊。新发地村本名为“新坟地”，1958年填平坟地辟为农田，并逐渐形成新的聚集居住地，自此改称“新发地”。青年时期的张玉玺，也像周围的人一样，在菜田中忙碌。
1970年，20岁的张玉玺报名参军，入伍后成为东海舰队的一名信号兵。1976年，张玉玺退役回到新发地村。回到村里后，生活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张玉玺先后当过电影放映员、财务统计员、渔场场长、车队队长。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北京，每到八九月份，就会出现“淡季菜荒”，全市几百个菜店的货架上空空如也，有时柜台上只有土豆、葱头、南瓜出售。这是由于从50年代起，北京实行蔬菜“统购包销”政策，北京的蔬菜市场主要靠本地蔬菜产地供应，渠道少、蔬菜品种有限、上市季节性强。
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淡季菜荒”的问题越发严重。1979年8月，每天清早或傍晚，菜店门前都有长长的队伍等候买菜，偶尔运来几筐茄子、豆角、小白菜等，也一抢而光，“双职工”家庭没时间去排队买菜，有时一星期也买不上一点新鲜蔬菜。
1982年，张玉玺被村里派出学习蔬菜栽培技术，学成后，被委任为蔬菜公司经理。到1985年，新发地村已经实行了分田到户的土地政策，更重要的是，北京市政府宣布放开肉、蛋、水产、蔬菜等5种农副产品价格，并且打开城门欢迎各地蔬菜进京。
1985年5月，北京正式放开蔬菜市场，支持搞活蔬菜市场，欢迎外地蔬菜进京，本市郊区和外地运菜进京的车辆，包括汽车、拖拉机，可以凭菜进京，不再需要外地进京证明。
在新发地村和周边的菜农就在路边摆摊出售蔬菜，新发地路口旁自发形成了一个马路市场。由于缺乏管理，堵塞交通、环境脏乱成为常态，张玉玺便受命带人清理市场，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菜农把路堵得公共汽车都过不去，他们离开后地上一片狼藉。”当时在新发地村主管农业的张玉玺回忆。这时，丰台区工商局建议村里成立批发市场，把菜农组织起来开展交易。于是，张玉玺带着14人用铁丝网圈了15亩地，1988年5月16日，新发地市场正式开张。
之后，张玉玺通过引进大商户做大市场。2003年，北京曾经的“菜篮子”大钟寺市场拆迁，大批商户又进驻到新发地市场，新发地市场迅速扩容。新发地市场共建有18个运输车辆进出大门，分别是“三农门”“惠农门”“益农门”，这些门的名字都由张玉玺授名，每个门的名字都有一个“农”字。
2020年6月13日下午，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三农门”，门外有警察值守，禁止出入 本报记者 万笑天 摄
2016年，张玉玺说，新发地市场每天蔬菜成交量底线是1.6万吨，果品成交量底线也是1.6万吨。有这两个1.6万吨的保障，北京农产品供应就是绿灯，否则就会变成黄灯或红灯。
据新发地官方网站显示，新发地市场承担了北京市80%以上的农产品供应，2019年交易量为1749万吨，交易额1319亿元，交易规模连续17年位居全国第一。
迎来危机时刻
2003年春，北京出现“非典”疫情后，北京市场出现了市民集中购买生活必需品现象，部分商品脱销、价格上涨。那时的新发地市场占北京蔬菜交易量的60%，也由于单位集中采购增多引起部分蔬菜价格上涨，鸡蛋从1.9元/斤上涨到4元/斤，白萝卜从0.5元/斤上涨到5元/斤。
当时，张玉玺是新发地批发市场总经理，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针对这种情况，市场及时组织货源，并降低了市场管理费，使一些市场上紧缺的蔬菜迅速运到北京。两天后蔬菜价格开始回落。
当时农产品流通也存在问题，超市货架上的蔬菜日益紧缺，但新发地市场里的蔬菜堆积如山。于是，市场和商户合作，把“菜篮子”直营店开进社区，在不方便开店的地方，有蔬菜直通车。随着疫情结束，张玉玺成功过关。
新冠肺炎疫情于今年1月末暴发后，新发地市场再次面临相似的考验。新发地市场要求商户春节期间尽量不要回原籍，留守市场继续经营，春节期间有1600多名商户留守。
新发地市场成立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领导小组，新发地市场董事长张玉玺担任组长，总经理张月琳等任副组长，要求市场内严格做好高风险食品经营场所的消毒，对肉类、冷冻品、水产品、豆制品、熟食制品等高风险食品的经营场所，每天必须定期定时彻底消毒两次以上等。
然而，这次张玉玺和新发地市场，并未能安然无恙至疫情结束。6月11日，北京连续57天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后，再次出现本地确诊病例。截至6月20日，北京以新发地市场为中心，累计新增227例确诊病例，其中位于新发地市场所在丰台区的病例有154例，4个高风险地区中有2个位于丰台区，37个中风险地区中有12个位于丰台区。
新发地市场自6月13日3时起暂时休市，进行全面的卫生整治和环境消杀，市场内外人员不能随意出入。在市场内的经营者等待着转移、核酸检测。
6月13日下午，新发地市场肉类交易大厅外，一名男子抬头望着天空 本报记者 万笑天 摄
6月13日，被隔离在新发地市场内的经营者 本报记者 万笑天 摄
中纪委网站发文称，新发地疫情暴露农副产品流通设施体系滞后问题。“脏乱差的问题也要区分表象和实质。表象上看，批发市场里物品的堆放、垃圾的处理、现场的清洁等问题确实是比较突出的。有的地方现场环境卫生整治还是有缺陷。从实质上看，它暴露了农副产品流通的基础设施体系的不成熟。”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贸易经济系副教授王强认为，这个基础设施体系，不仅包括批发市场，还包括冷链、物流、检验检疫，以及处于最末端的垃圾处理等，需要一并进行升级改造。
“干净卫生，不只是表面的场地清洁，更关键的是供应链层面的全程可追溯。”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贸易经济系主任王晓东说，批发市场必须体现品质担保、品质可追溯、安全监管等中间商责任，而不是简单的场地概念。此次疫情则暴露了批发市场在供应链可追溯体系方面的短板。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
家族结构遭热议
6月的疫情出现后，最初的数个病例，大都工作于新发地市场，居住地为新发地经营者乐园。经营者乐园位于新发地市场西南侧，与新发地水产交易市场相邻。
在2000年以前，许多新发地市场的商户在市场周边租房子，或是住在市场生活区的宿舍里，居住环境并不舒适。2001年至2010年新发地附近陆续建设了4个社区，共提供1200多套、近10万平方米的房屋供商户租住，户型均是两室一厅、一厨一卫。
携家带口的商户可以租住一整套，单身商户可以合租，一套房里最多住6个人。经营者乐园的房租价格为周边市场价格的一半，市场每年评选文明户，他们和党员商户享受20%的租金减免，2017年，房租减免后每月不到2000元。
市场还为经营者提供了更多的服务。有商户表示，结婚生子后，市场还帮助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他的孩子曾先后在新发地幼儿园和新发地小学就读。
新发地村周围多个住宅小区的开发商，均为北京丰泰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据天眼查资料，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农工商联合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伟，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有22家企业，均是100%控股，目前多数注销、吊销，涉及洗车场、宾馆等行业，其中最重要的是北京丰泰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丰泰新”）和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中心（以下简称“新发地中心”）。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农工商联合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家工商联合总公司，目前未能查到具体的相关信息。
新发地中心的法定代表人是张月琳，他也是总经理。在此次疫情中，因防疫不力，被免去总经理的职务。丰泰新的法定代表人为张伟，由张玉玺任董事长。张月琳是张玉玺的儿子，张伟则是张玉玺的外甥。这一家族结构，也是当前舆论议论极多的方向。
北京市新发地宏业投资中心（以下简称“宏业投资”）承担着新发地市场周边的配套设施建设。2016年，宏业投资的法定代表人由张玉玺更换为张伟，股东为孟有发和张玉玺，孟有发出资占比99.99%，注册资本12810.906万元人民币，2003年注册。
宏业投资对外投资有北京市花乡新发地长途客运站，客运站在1993年即注册成立，此外还有宾馆、建筑装饰材料厂、公路货物运输服务中心、汽车修理厂、配送公司等。
6月13日，已经被封闭的北京新发地汉龙货运中心（北京新发地农产品城市配送中心） 本报记者 万笑天 摄
6月13日，新发地客运站停运，站内没有旅客出入 本报记者 万笑天 摄
从2009年开始，为了维持北京市农副产品市场价格的稳定，新发地市场就开始在全国各地建立可以直供北京的产地市场。张玉玺说，河北便利的运输距离具有保障北京蔬菜供应的先天优势，相比于其他省市，新发地市场更倾向于在河北建立产地市场。
据新发地官网，2019年新发地市场蔬菜最大来源地为河北，占22%，水果最多的来源地则是广东、山东、河北。目前，新发地市场在全国农产品主产区投资建设了14家分市场和300多万亩基地，海外种植基地主要分布于东南亚。
涿州是新发地市场建立的首家产地市场，由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100%持股；分布于甘肃、上海、海南等全国各地的产地市场，目前与新发地市场的合作模式有参股、投资、控股、整体承租、托管等形式。
按照北京市政府2010年提出的“北京市农业企业要走高端、高效、高辐射之路”的具体要求，新发地市场提出“内升外扩”，对内部实施升级改造，对外在全国各地建立农产品供应基地和产地市场。
2014年前后，北京市作出了将低端批发市场向郊区县及境外地区外迁的决定。随后，北京动批市场中的批发业态确认将转移出北京中心城区、大红门服装批发产业外迁也开始进行。新发地市场是否外迁也引来议论。2014年3月，一篇《新发地批发市场将外迁至河北高碑店》的文章广为流传。
新发地高碑店分市场占地2081亩，项目是由新发地市场和当地机构联合入股筹建，对北京新发地市场而言，其主要用于分流北京新发地市场中占地面积较大的存储、净菜加工等功能，并没有北京新发地商户外迁的计划。
对动批、大红门两大批发市场的外迁，张玉玺认为，与前两者以服装为主要经营方式不同，新发地市场主营的蔬菜、水果对北京市场来说属于必需品，而非服装、饰品等可需产品。根据北京市政府及北京市农委对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供应的要求，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每天的水果、蔬菜供应要分别达到1.6万吨，担负着首都80%的农产品供应。
最近两年，在缓解首都压力的外迁潮中，关于农副产品供应是否该被疏解，又有了和原来不同的观点。疫情之后，新发地市场将要走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