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怀念恩师杨荫浏先生
从1840年开始，横亘在中国文化界面前的所有困惑与难题其实只有一个，即解决好古今、中外、雅俗这“三大关系”或曰“三大矛盾”。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界的几乎所有争论与分歧、努力与实践，无出其外。至今，此难题仍在，且继续考验着我们。
120年前，杨荫浏先生出生在一个氤氲着书香乐韵的江南殷实之家，他的出现，似乎即为解决这“三大关系”而来。他自幼既随阿炳这样的民间艺术家广泛、深入学习民族乐器和民间器乐，又跟外国传教士学习英文、钢琴和西洋作曲理论；他既继承了中国文人“左琴右书”的传统，成为昆曲“天韵社”的中坚，又在一生中始终关注着被社会轻视和菲薄的“俗乐”，他对江南十番、河北吹歌、西安鼓乐等乐种的研究以及对湖南民族民间音乐的普查，奠定了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他不但打开了对中国道教音乐、佛教音乐的学术研究之门，并在青年时代便开创了基督教音乐的本土化之路，其主编的《普天颂赞》至今仍回荡在中国教堂的穹顶之下；他不但借助从民间音乐中学到的乐谱谱字使唯一可靠的宋代音乐——姜白石的十七首歌曲重现，而且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借曲填词，让岳飞的《满江红》唱遍大江南北，鼓舞了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他不但以毕生的精力写作并不断完善其中国音乐学的奠基之作《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而且始终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甚至跑到乐器作坊用他的乐律学研究心得指导工人的乐器制作。纵观杨荫浏先生的一生，我们可以认真、严肃、客观、自豪地说：杨荫浏，是在音乐领域打通古今、中外、雅俗的第一人！
我是1982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的，是杨荫浏先生正式招收的最后一个研究生，也可以说我是杨荫浏先生的关门弟子。1984年的春天，杨荫浏先生就走了，除了上大课，他给我个人上课只有三次。这三次课现在想起来很有趣，主要是听他“骂人”，他“骂人”骂得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不懂音乐！”一个人不懂音乐，他认为这个人要不得。记得有一堂课是到杨荫浏先生家去上的，进去的时候杨荫浏先生正在听一位音乐教育家的讲话录音，录音里他批判邓丽君是资产阶级音乐的代表人物。杨荫浏先生就说他“不懂音乐”。邓丽君怎么属于资产阶级呢？杨荫浏先生在1982年的时候居然说出这样的话。他说，资产阶级是要听交响乐的，听邓丽君歌曲的都是劳动人民。当时我如醍醐灌顶！我没有想到杨荫浏先生的思想这么解放。包括歌唱家艺术家王昆，在我们心目中，她是从革命老区来的老革命，但她是第一个把崔健带到体育馆的，让崔健的中国摇滚面向世界。所以我在想，一个杨荫浏,一个王昆，他们对待流行音乐的态度值得我们深思。一个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集传统文人和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于一身的学术大家；一个是从解放区走过来的、做过东方歌舞团团长的老共产党员。他们对待流行音乐的态度为什么和当时的一些人不一样？为什么？还是因为如杨荫浏先生“骂”的那样，那些人“不懂音乐”？我想，无论是杨荫浏还是王昆，他们是真的懂音乐的，他们对待音乐的态度、对待艺术的态度是真诚的，所以他们会有与别人不一样的态度。
说起来，我不是杨荫浏先生的好学生。我们这一代人与杨荫浏先生的差距不以千里计。首先我的外文就不行，杨荫浏先生学贯中西。我学过的外语都忘了，根本不能用了，所以永远达不到杨先生的那个高度。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达不到杨荫浏先生的高度就放弃我们的努力。那么，我们如何继承杨先生的衣钵呢？当年，郭沫若去世的时候，我记得《光明日报》上刊登了一大版为郭沫若去世撰写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我至今记忆犹新，是王力先生写的。他在文章里讲了一段话，大致的意思是：郭沫若去世了，将来，在他涉及的每一个领域都可能有人超过他，但是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时在他所涉及的所有领域里超过他。我觉得这句话同样适合杨荫浏先生。我们重新回顾杨荫浏先生的学术生涯，和他所涉及的这些领域，从音乐史学、律学、
乐学，到民族音乐学、音乐语言学等，在他涉及的这么多的领域里，都应该、现在也已经有人在某些领域超过了他。当然，有一点显而易见，杨荫浏先生写《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时候，如曾侯乙墓等考古发现都没有出来，杨先生不可能知道。就凭这一点，我们今天新一代的学人就应该、也可能已经超过杨先生，甚至推翻杨先生很多的观点，来更贴近杨先生的愿望——达到历史的真实。但是，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杨荫浏先生所涉及的所有领域里都超过他。
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学科分类之细致，已经不可能出现杨荫浏先生这样能够打通古今、中外、雅俗的“通人”“达人”，这样的大学问家。除了知识结构不同，恐怕我们有些人爱音乐的程度也不如杨荫浏先生。我年轻的时候读到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他说推动事业发展的最大动力是爱好。随着我自己涉世越来越深，就越来越体会到爱因斯坦这句话的正确：一个“爱好”是推动你前进的最大动力！杨荫浏先生他爱音乐、爱学术，所以才能一直往前走，而且走得这么远、攀登得这么高！
每每想起杨先生真是又温暖、又激动、又愧疚。更主要的是愧疚，我不是好学生，不但继承不了杨先生的很多东西，我当年还差点忤逆杨先生。跟随杨荫浏先生写硕士论文定选题的时候，因为我在此之前从上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研究佛教音乐，1982年读研究生，于是硕士论文想写佛教音乐，杨荫浏先生当时不同意，他知道“文革”期间佛教所受到的破坏，但是他晚年已经不可能走出新源里西2号楼了，他不太了解佛教的现状。当时他跟我说，你如果研究佛教音乐，要到台湾去。那时候去台湾真是太难了。我当时很苦恼，很纠结。有一天傍晚，黄翔鹏先生——黄先生对杨先生执弟子礼，而且对杨先生非常尊重——他走到我住的宿舍，说田青啊，你陪我去散散步吧。我觉得很奇怪，黄先生让我陪他散步干嘛？出去后在院子里蹓跶，黄先生就跟我讲：杨先生不让你写佛教音乐你非要写，你不要忤逆杨先生，我和郭乃安先生商量着为你定了一个题目——《魏晋隐逸思想与琴曲》，适合你写的，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好吧，我就写这个。后来我就把佛教音乐论文搁置了，开始搜集资料写这篇论文。1984年，我还没毕业，杨荫浏先生去世了。他去世后，黄先生做我的导师。最后，因为我更想写关于佛教音乐的论文，两个论文题目都准备了一半，我就问黄先生，我到底写哪个？黄先生说，随你吧，你想写哪个就写哪个。最后我的硕士论文《佛教音乐的华化》还是写成了。所以，一想起来这件事，就觉得对杨荫浏先生还真是愧疚。当然，《魏晋隐逸思想与琴曲》这个题目也没有白费，30多年后，我在写《禅与乐》这本书的时候，当年为写《魏晋隐逸思想与琴曲》搜集的材料就都用上了。
杨荫浏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是理论联系实际，一个是家国情怀，还一个就是他对民间音乐的热爱，以及对民间艺人的尊重。我这十几年做非遗的工作，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能让我的所学、所思有一个实践的机会。在做了大量的非遗工作之后，很多人提到非遗就会讲到我，给了我很多的荣誉。但是，其实我做这件事情只不过是沿着杨荫浏先生开辟的道路继续往前走，没有一点是我个人的创造，也没有一点是我发明的。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词是新的词，音乐研究所几十年其实始终都在做这项工作，都在普查、保护、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瞎子阿炳到西安鼓乐，哪个不是音乐研究所早就调查过的呢？所以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成为国家政策的时候，希望找到一个对传统文化有感情，能够做这项工作的人，于是，时代就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
杨荫浏先生与瞎子阿炳的因缘，竟然也传到了我的身上。10多年前，我在太行山也偶然遇到了左权盲人宣传队，我把他们带到北京，介绍给主流媒体。这些盲人艺术家，对中国音乐甚至对世界音乐都有着自己的贡献，这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在杨荫浏先生的心目当中，都是了不起的“懂音乐”的人。
当我们发现了一位民间艺术家，把他们的音乐推到社会上，这是我们音乐学家应该做的，是我们的工作。
没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这个集体就没有杨荫浏先生；反之，没有杨荫浏先生，也就没有这个集体。有多少人是从杨荫浏先生的身上汲取了营养，看到了前途，成就了自己。每个人向杨荫浏先生所学的东西都不一样。虽然杨荫浏先生没有具体给我讲过中国古代音乐史，但是他永远影响着我。
今天，我们怀念杨荫浏先生，怀念那个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群体——和杨荫浏先生一起开创了中国音乐学研究之路并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建立与成长做出杰出贡献的老一辈学者们，是为了继承他们的精神，把他们开创的事业进行下去，为最终解决中国文化“三大关系”、建立一个通古达今、雅俗共赏、在海纳百川时不失根与魂，在面向未来时不忘来时路的中华音乐文化而奋斗！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