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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头部制衣厂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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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头部制衣厂逆袭

  扛过用工荒 海外网店爆单

  时代周报特约记者 罗晶 发自广州

  “白云区服装招工群”微信群共有500人,群规只允许发布招聘信息,不能闲聊。

  6月14日晚上9时11分,一家制衣厂在群里发布了一则广告:招“裁床炒更”两名。9时18分,厂方在群里宣布:已招到。前后用时8分钟。

  “赶上十年难遇的好招工时代了。我这开工三小时,所有工位的工人都招齐了。”6月13日,在广州白云区新市的一家制衣厂里,老板娘李晴多少有些惊讶。

  这是李晴刚刚兼并的新厂。“我们招工消息发出没多久,附近的工人就赶过来了。”李晴的合伙人方昊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就算我说机器还没架好,他们也不肯走,怕走了别人就把活抢了。”

  6月本来是制衣行业的淡季,但这里却日夜灯火通明:每天,一万余件货物从厂子里发出,少部分内销,大部分则通过海运运往美国。

  在这个赢者通吃的年代,头部服装企业的用工局面正在逆转。

  硬扛

  “之前待的厂子没订单了,找工作来了这里。”在李晴的厂子里,刘冬梅正娴熟地为衣服的袖口和领口打边。

  刘冬梅1983年出生,做制衣这行近20年,手艺纯熟,是制衣厂老板青睐的那类工人。

  广州制衣厂工人的工资并不低。据李晴介绍,如果涉及有技术含量的平车、打边等工序,旺季时,工人月入过万元很正常。即便是技术含量不那么高的打包等岗位,一个月也有五六千元入账。“还有些厂子会包吃或包住。如果不包,一般也会有600―800元补贴。”

  刘冬梅手上的这道打边工序,1.6―1.9元一件,熟练的工人,一天能做300件。“她刚来这里,现在还是磨合期,一个月会到手6000多元。以后适应了,拿一万多元没问题。”李晴巡视着工厂,对刘冬梅的手艺表示满意。

  “以往我们不敢对工人挑三拣四,有人愿意做就不错了。”方昊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今年不一样,我们能挑手艺好的。”

  就在短短两个月前,李晴还在谷底:国内开工成本飙升、海外市场晦暗不明,制衣订单锐减,同行关门的消息没停过。

  李晴决定硬扛。

  “老板娘,你还要我回来吗?”3月,还在湖北宜昌老家的小夏给李晴发了条微信。“当然可以啊!我还在这呢!”李晴毫不犹豫地回复。

  李晴顶住压力让小夏回来了。她提前囤了一批5元一个的口罩,让厂子转了起来。实际上,那时候开工不划算。“价格低、成本高,接一单亏一单。但我还是各种求爷爷告奶奶地找订单。”

  李晴说,她和自己的工人们认识很多年了。她知道,一旦停产,这些人上有老下有小,整个家庭将失去赖以生存的收入。另一方面,“我觉得疫情总有结束的一天吧!到时候再重新招人,会很麻烦”。

  3月初,李晴的制衣厂复工了。

  转机

  李晴1992年出生,也曾是外来的打工女孩。她16岁从四川茂县来到广州番禺,在一家电子厂上班,认识了后来的老公,接着又和朋友们一起开了一家制衣厂。

  “一开始我们也和其他厂子一样,对质量要求不高、对员工要求也不高。”李晴回忆道,两年前的一天晚上,她“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突然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能长久。

  李晴一夜没睡。第二天爬起来,开始对制衣厂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陆续换了机器,招聘了质检员,提高了验收标准。同时,她开始寻找自己的供应商和客户,摸索着开设海外网店。

  一开始,李晴交了不少学费。

  “有很多割韭菜的公司,打着幌子骗钱。他们声称帮助制衣厂找海外客户、开设门店等,实际上只给你推一些虚假的客户,或者明明是免费注册的网店,硬要收你一大笔费用。”花钱买教训后,2018年,李晴最终靠自己的摸索,开起了美国亚马逊网店。

  到今天,这家网点前前后后投入的运营费用,加起来足足有40多万元,每天还有固定的3000元引流费。

  “我们开厂子那么多年,一直开一辆10多万元的小破车。我老公经常说,要不是烧钱开这个网店,他早开上宝马了。”李晴笑着说。一边的小夏凑过来打趣:“这几个月,老板都是亏钱发工资的,我们可能比她还有钱呢。”

  烧钱似乎没个终点,再加上疫情,4月前,李晴的亚马逊网店,每天顶多一两个订单。李晴曾经尝试上架口罩类产品,但很快被平台强制下架。

  虽然看不到任何赚钱的迹象,但李晴仍然坚持往海外的亚马逊自营仓库输送货物。她有自己的小算盘:别人越是停工,我越是要做,有现货才是最大的优势。“就算我失败了,以后我也可以跟别人吹嘘,我曾经花了几十万元打美国市场啊。”

  所有人都没想到,进入5月,网店的订单毫无征兆地爆发了。

  “我蒙了,每天都是几百几百的订单,还一直爬升。”与此同时,制衣厂合作的外贸客户订单也越来越多。李晴算了算,从亏本接单到爆单,再到兼并其他的厂子,“加起来一个月都不到”。去年,厂子一天的出货记录是4000件,“现在,一天三四万件很正常”。

  直到这个时候,李晴才反应过来:5月后,海外疫情肆虐、时局动荡,大部分美国人只能选择网上购物,亚马逊、facebook等成为最大赢家。

  李晴分析,订单暴涨也和自家产品的定位有关。她的服装定位是美国中年以上的女性群体,“一般都生了孩子,为了孩子安全,更倾向于网购”。

  质量也很关键。刘冬梅手上正在做的,是一件浅米色的XL码无袖家居服,主打美国中年女性,标签显示“80%聚酯纤维”。“别看它不起眼,其实这个料子穿上去比我身上穿的纯棉T恤还舒服。”李晴拎起这件衣服向时代周报记者比画。

  “这个厂子的质量在制衣厂里属于不错的,比我以前的厂子好。”刘冬梅说话的时候,手里的活儿不停,“其实现在能接到订单的,都是质量过硬的。质量差劲的,都关得差不多了。”

  年轻人

  梁丰在广州海珠区康乐路的服装厂上班。今年1月,他在西瓜视频上开了个账号,就叫“广州服装人”,记录广州服装业在疫情期间的生存状况—截至6月19日,该视频号拥有5897个粉丝。

  6月2日,他拍了一则题为“广州服装淡季康乐村工人找不到事做坐在店铺门口一排又一排”的小视频。视频中,找工的工人们坐在刚开学的小学门口,和接送小朋友上学、放学的家长一起造成了道路拥堵。视频显示已有3.6万次观看。

  梁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年初是服装加工业最赚钱的时候,今年错过了,厂子倒了一大批,现在能提供的岗位实在不多。3月份还是工人选老板,4月份开始就是老板选工人了。”

  目前,广州制衣厂主要分布在海珠区的康乐、鹭江、大塘一带。此外,白云区的夏茅、新市,天河区的东圃以及番禺的南村也有不少。其中,海珠区制衣厂主要面向档口,相对低端;白云区的制衣厂多为面向外贸,产品质量相对较好。

  采访中,李晴特意提醒时代周报记者,今年,厂里招到了大学生。“这在以前基本不可能。我在车间看见有个女孩子斯斯文文,戴着眼镜,一看就是大学生。过去一问,果然是。”

  1992年出生的小夏,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认为,如果不是背负特别沉重的家庭责任,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到制衣厂工作:“只有养家的人才会愿意吃这份苦吧,就算工资不低,年轻人也都不愿意做流水线工人了。”

  制衣厂的流水线工人,的确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

  据方昊介绍,如果有订单,大部分制衣厂在早上8点开工,晚上10点多收工。中午和晚餐各休息一个半小时左右,一个月只有发工资的那一天才能休息。

  这还是在流水线完备、周期比较长、订单相对稳定的白云区。在追求速度的海珠区制衣厂,旺季时,动不动需要熬夜加班。“海珠区制衣厂做整件、求速度,经常晚上做出来,第二天就出现在档口了。”方昊介绍。

  方昊不看好制衣厂里的年轻人。“你看,在工位上玩手机的,一般都是95后。他们没心思做,也很难做长久,随时可能第二天就不来了。”方昊说自己不是没遇到过这样的年轻人,“等他们信用卡欠了一大笔钱,就又会回来干一两个月。”

  招工中,方昊倾向聘用80后,“他们更稳定,技术也更好”。方昊开玩笑,90后的大学生,他不敢随便招。“虽然大学生要的工资一般会比工人低,但他们吃不了这个苦。我们有句玩笑话:3000块只能招到大学生了。你想找个熟工?没一万块月工资搞不定的。”

  前景

  李晴倒想招懂英语的大学生。

  “我想让大学生帮我运营在海外的社交媒体账号。”不过现阶段,她忙着发货和扩大产能,还顾不上招人。

  对各种物流和仓库的相关明细,李晴门清:疫情后,海运的价格基本没变,还是8―10元/公斤,但空运的价格涨了不少,大概是83.5元/公斤。为了保证现货供应,李晴一般会选择空运,“即使亏本,东西也必须准时到达消费者手上”。

  李晴说,这些物流信息都是公开的,几乎每个制衣厂老板都知道,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敢在这个时候把货物运往美国。很多制衣厂老板宁愿厂子关门也不敢接订单。梁丰甚至提到,不少老板对员工解释说外贸出口被限制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在白云区罗冲围,有两座空荡的楼房,这里曾经是广州服装品牌“淑女坊”的员工宿舍和仓库。“以前楼里住满了人,现在没什么人住了,仓库也租给别人了。”隔壁一家小吃店老板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像阿依莲、淑女坊这样的品牌,其实本身已经在走下坡路了,现在年轻人哪里还会去买。”也许耳濡目染多年的缘故,小吃店老板评论起来竟然头头是道。

  虽值盛夏,服装业正经历寒冬。

  5月中旬,曾经的“国产第一女装品牌”拉夏贝尔发布退市风险警示;5月底,被称为“时装之王”的Esprit全面终止中国内地业务,并关闭中国大陆以外在亚洲的所有56家零售商铺;紧接着,史称“潮牌鼻祖”的I.T在其2019年度财务报告显示,公司营收77.19亿港元,同比减少12.6%,净利润首次出现年度亏损。

  最新消息来自Zara:在交出4.09亿欧元(约32亿元人民币)亏损的季报后,Zara母公司Inditex传出消息,计划永久关闭旗下1000―1200家门店。

  “还有很多制衣厂在疫情期间追求快钱,转行做口罩和防护服,但现在也骑虎难下了,因为大部分不能达到出口标准。”李晴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她这一次免费盘下来开工的厂房,就是不愿意砸钱提高产品质量的厂子:“但凡把自己的标准设高一点,也不至于倒闭得这么快。”

  在李晴的厂房里,此前亏本接的那些内销订单还都堆积着,客户因为没有销路,暂时也不想取货。但李晴说自己无所谓了,这些订单帮她和员工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候,现在,他们只想开足马力,生产一批又一批即将出现在美国商场里的衣服。

  李晴来广州的第一份工作,工资2000元不到。现在,她和老公经营着两家制衣厂,管理上百名员工,生意规模比疫情前足足扩大了一倍。李晴只有初中文化,但她说,每次见到工人们的孩子读大学,都会很开心。

  李晴说她常想起自己在朋友圈里写下的这句话:“转变需要适应,但路会越走越宽;不变也许会很安逸,但终会无路可走。”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广州白云区夏茅的某个制衣厂里,一个孩子在工位上陪妈妈工作。罗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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