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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世界贸易港”溯源

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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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叶显恩

开篇语:据新华社报道,今年4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决定草案,拟授权国务院在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土地管理法、种子法、海商法的有关规定。这是自2019年10月16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印发该试验区《总体方案》之后,落实这一重大决策的最新进展。

而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月,东盟与中国间的货物贸易总值达到5941.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在中国外贸总值中所占比例上升为14.4%。由此,东盟超越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海南“世界贸易大港”的广阔前景,以及作为中国与东南亚地区贸易往来枢纽的独特角色,备受海内外瞩目之际,本期特约请对海南岛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持续关注的专家学者,就这座华南边陲海岛千百年来内涵丰富的人文积淀和曲折的商贸轨迹作深入溯源,以飨关心新世纪中国海洋经济和对外贸易进程的广大读者。

海南岛是一座移民岛,她归附神州华夏的历史,也是一部多族群、多人种、互相融合的开放包容史。先后移住海南者,来自不同的族群和不同人种,有小黑人、落笔洞人、黎人、翁贝人(临高人)、闽南人、哥隆人、疍民、苗人、回人等等。主要有三个大族群,即黎人、翁贝人(临高语族群)和闽南人。先是与百越有共同祖缘的黎人,大约于距今1万年以前移住海南岛。他们登岛伊始,生活于海南岛的海岸带,处于原始氏族父系社会。他们与“落笔洞人”,以及从海上漂流而来的零星登岛者相融合,成为岛上第一个大的移民族群。

多族群文明涵育之岛

继黎人而来的是处于青铜时代的翁贝(临高)人,距今约2500年。他们从北部湾北岸和高雷地区(今广东省南部高州市、雷州半岛一带)等地移入海南岛西北部海岸带。这就必然与先已占据海岸带的黎人发生矛盾冲突。黎人逐步退入中南部山区,坚守稳定性牢固的原始氏族父系社会末期的生活。翁贝(临高)人则以琼山、澄迈、临高和儋州等南渡江以西的地域为基地,并向东南部沿着海岸带扩展。他们已经从采集经济过渡到初级的渔耕经济。春汉时期,各个族群,甚至同一族群的部落之间,语言各异,互不相通。汉代以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后汉书· 南蛮》)

宋代以后,闽南人为主的中原士民又来了。他们带来先进的汉文化,在与翁贝(临高)人混居中,促使翁贝人原本的文化发生急速的变化,尽管还坚守自身的一些习俗,例如翁贝(临高)语等。翁贝人本系冼夫人的俚族人,俚与前述的 “黎”是有区别的。唐代之前文献记载上不加区分,把今称为“黎”的族群与属于俚族的翁贝(临高)人混称为“俚”,或称“俚僚”。

翁贝人接受闽南人带来的中原礼俗,学习汉字,“诵读亦用正音”(樊庶《康熙临高县志》卷2,“风俗”),以汉字作为书面通用语与族外交流互鉴。因此,宋元以降,翁贝人不断汉化。官方文献有的改称之为“熟黎”,或依旧统称为黎,没有自己的专称。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 ,才为学术界发现而赋之以翁贝人、贝人、村人,或临高语族群之称。闽南人不仅带来汉文化,宋末元代占据东南海域贸易鳌头的闽商所带来的商业文明,尤其值得称赞。它不仅助力于海南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海南的文化,特别是海南固有的海洋商业文明的提升,都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来者便是客,当以礼相待。后来者闽南人被礼称为客,所操的闽南语,称为“客”语。闽南人和翁贝(临高)人在文化上彼此融合,又“和而不同”,各有坚守。文化处于强势的闽南话,渐渐地取代处于主流地位的翁贝语(亦称临高话、村话、贝语、俚语),以闽南话作为海南的通行语。而琼山、澄迈、儋州等地相当宽阔的地域和临高县域仍然坚守翁贝语(临高语)至今。三大族群和其他的疍民、苗、回、哥隆等族群,以及零星的各色人种,因文化交流互鉴,而使自身的文化越发丰富多彩;彼此和睦共处,携手开发了瑰丽多姿的海南岛家园,共创了璀璨夺目的海南文化。

“丘海文化”光耀海南

综观海南人文历史,的确是一部敞开胸怀,笑迎八方来客,大开放、大包容的历史。由于岛内多族群的交流互鉴,海南从裔土蛮荒趋向神州华夏,从化外到内属化。备受世人称赏的所谓“丘(濬)海(瑞)文化现象”,乃海南文化的精髓,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志。

丘濬、海瑞思想中所呈现出来的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问,精忠报国的情怀、清廉耿介的节操,刚直不阿的风骨,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为海南人引以自豪。还有更难能可贵的是丘、海二公,与时俱进,将儒家传统思想解构,注入新潮,推出富有海洋文化特色的重商思想,在思想文化方面起着前导和引领的作用。因而丘、海思想,不仅对岛内发生重大影响,成为海南文化的精髓,而且辐射海内外,影响深远,被视为 “海南文化现象”,成为海南文化的标志。

丘濬(1421~1495年),琼山府城下田村人。明中期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官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宰相)。他自幼好学,过目成诵,儒、佛、道三教,诸子百家之言,无不涉猎。他七岁以《五指参天》为题赋诗言志:

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州半壁天。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雨余玉笋空中现,月出明珠掌上悬。岂是巨灵伸一臂, 遥从海外数中原。

他以五指山喻为一只巨掌,要伸入碧落摘星揽月,要从海外遥向中原指点江山。这正是海南人海量的情怀和气度的表征。后来,他果然官居一品,入阁为相。他政绩卓著,为官清廉,“所居邸第极湫隘,四十年不易”。三十三岁中进士,授官庶吉士。他所居的房子狭隘潮湿,后入阁为相,依然未曾搬迁或修缮。以学识广博深邃,清廉耿介著称,成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

“人民所同欲 国用之一端”

继之而起的是海瑞(1514~1587),与丘濬同属下田村。幼丧父,与母相依为命。自幼勤奋读书,立志日后为官,不牟私利,谄媚权贵,以“刚峰”自号。他治儒法于一炉,深得传统文化的精髓,以此为自己举止言行的准则,铸成刚直、正义的化身而传颂千古,甚至被奉为神,“绘像祭之”。他对平民百姓,施以仁政,有如春风化雨;对破坏纲纪国法,施暴于民者,却取严刑峻法,有如飓风狂涛,铁面无私。

在丘、海思想中被忽视而又特别富有价值的,是重商思想。他们都心怀治国安邦,以谋求天下长治久安为职志,堪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但是,他们并没有抱守残缺,墨守成规,而是根据所处的明中叶商品经济抬头,以及发现新大陆所引发的世界性海洋贸易的时代特点,提出海洋文化所蕴含的重商思想。

丘濬以名著《大学衍义补》为其代表作。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的《大学衍义》讲的是儒家“内圣”部分,诠释发挥儒家提倡的内省修养,以达到儒家所要求的圣人的品格;丘公即诠释发挥儒家“外王”部分,即以治理天下、经世济民为其治学的宗旨,提出一系列为当时现实所需要的政务主张和建言,把儒家经典的政治理论,落实到当时具体的施政上。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主张市场经济,开海贸易。

他指出,“人心好利,无有纪极”,“财者,人民所同欲也 ”,认为出海贸易,可以增加平民百姓的财富,又可增加税收,是“足国用之一端”。主张允许民间庶民私商造船出海贸易,由政府制定法度进行管理,照章征税,于国于民皆有利。他在《大学衍义补》卷25“市籴之令”中写道:

“国家富有万国,固无待于外夷,而外夷所用,则不可无中国物也。私通溢出之患,断不能绝。虽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犯法而罪之;

罪而又有犯者,乃因之以罪其应禁之官使。如此,则君非徒无其利,而又有其害焉。……有欲经贩者,俾其先期赴舶司告知,行下所司蕃勘,果无疑碍,许其自陈自造舶舟若干料数,收购货物若干种数,经行某处等国,于何年月回还,并不敢私带违禁物件。及回之日,不致透漏。待其回帆,差官封验。

抽分之余,方许变卖。如此,则岁计常赋之外,未必不得其助。”

“南货日集于北 北货日流于南”

丘公指出了海外贸易的必要性,因利之所在,海禁是禁不住的;主张允许愿往海外经商者,向管朝贡贸易的市舶司申请,经核准照计划往海外经商,回来时经由官封验,按成抽取实物税。这样可增加国家赋税。他这一主张,要经历近百年后的隆庆元年(1567年)实行有条件的开关贸易后,才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可见见解之超前性和前瞻性,顺应历史之潮流。

他还建议运河漕运和海上漕运并举。从海路漕运的载量中划出20%来载运商货,回程空船更可多运商货。这样,“南货日集于北,而北货亦日流于南”,可大大地促进海上的长途贸易。这一经济思想庞大精邃,这里仅就开关出海,发展海上贸易方面作简要的论述。从此也可窥见其重商思想之一斑。其重商思想之出现要比王守仁(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重商思想早半个世纪。

海瑞在海边下田村度过幻梦般的童年,与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重商思想固然与海南悠远深厚的海洋文化积淀有关,也同他童年的幻梦有联系。正是大海,引起了他种种的幻梦和遐想。他在《海仪》一诗中,就曾以大海来塑造他的心胸人格。诗云:

远观沧海阔,万波总朝宗;溪壑流难满,乾坤量有容。

潜藏多贝宝,变化起鱼龙;自觉胸襟大,汪汪无乃同。

存在决定意识。没有对大海躬亲体验的人是写不出这般境界来的。海公,与丘公一样是大海的儿子。海公在职场上,执法如山,铁面无私,是一铁骨铮铮的汉子。他的内心却蕴含着浓浓柔情的爱。他爱民如子,温润如春风化雨。这犹如大海,当微风轻拂时,温柔地展示风情万种;风云突起时,则怒浪滔天。海公思想(包含哲学、政治、教育、经济等方面)深邃宏富,这里仅就其重商思想作一概述。

海公的重商思想,无疑源自海南源远流长的海南海洋文化的深厚蕴蓄,以及受同村丘公的影响。他是丘公仙逝后20年才出生的。对海公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同时代的重商思想家王守仁。海公赞同王守仁的重商思想。他认为职业的崇卑是以行天道为标准。商居“四民”(即士农工商)之末,并非下贱。这同王守仁所说的“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贤”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他任淳安知县时,“讼庭清闲,吏书无事亦听其从商”。这里的“商”,当然是指正当的商业活动。他曾规定,“自大僚至丞郎”,“无以片纸取市中物者,其市物必以价”,即买卖要公平。

明万历十三年(1585),海瑞出任南京吏部右侍郎署吏部尚书,时年已72岁高龄了。这本是属安置性质的闲官,他不因闲官而无所作为,到任便把多年来各衙门出票要市面上商户无偿供应物品的陋规禁格了。还发话说,让南京五府的百姓,负责南京千百个官员的出入用度,难怪百姓苦了。吏部是六部之首,怎能不先想到百姓?他关注保护商人利益,直至晚年未曾松懈。他无子嗣,去世由侄子过继。其孙子海述祖以海洋贸易为业,之所以敢于投身于世界大航海时代热潮,充当时代弄潮儿,与乃祖重商思想有关。

“先进”与“落后” 历史大逆转

富有陆海交汇特色的海洋文化,催生了海南岛上丘濬、海瑞的重商思想。丘、海的重商思想又反过来充实丰富了海洋文化。五岭山脉,在古代是中州与南蛮的分界线。其南称为岭南,被视为南荒化外之地。海南更是南荒之裔土。被形容为“原始野蛮”和“停滞落后”的岭南,海南尤甚,是唐宋文人笔下的“文化意象”。然而,先进和落后是相对的,彼此可以互相转换。中国历史上农耕文明的中心,先是中原,宋代以后转移到江南,已经成为共识。

国民党元老、民国时期国家考试院秘书长许崇灏,根据陈献荣、张一凡、江应梁等著作而整理成的《琼崖志略》一书中,转引朱君毅《中国人物之地理的分布表》的统计数据,进一步指出:“代表北宋以前的中国文明,是黄河流域的文明;代表南宋以后的中国文明,是长江流域的文明,这都是带大陆性质的文明;自清中叶以后的文明,沿海一及珠江流域发展得顶快,可以说是海洋性的中国文明。这样说来,也许琼崖是未来中国海洋性文明放出奇异的光彩之地啊!”

清中叶中国文明转往沿海和珠江流域之说,显然是据自该地区海洋文化的勃兴和发展。自明代晚期之后,海外贸易已从传统的东南亚市场为主转为同西方各国直接贸易为主了。前来广州直接贸易的国家有英﹑法﹑荷兰﹑丹麦﹑瑞典﹑德﹑意大利和神圣罗马帝国等。美国于1784年首次派“中国皇后”号商船来广州采购丝织品等商货。虽显姗姗来迟,但一经开创中、美直接通商后,贸易额与日俱增。东南亚的许多国家,由于先后被英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占据,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也带有中、西关系的性质了。

望海南:“世界自由贸易港区”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政府关闭江﹑浙﹑闽三关,广州成为中西贸易的唯一港口。广州对中西贸易的垄断,给岭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活力。以广州为中枢,以佛山为内港,以澳门为外港,相互配合,广州港市的条件越发完善。这无疑增益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市场优势。这是中国海洋文化大放异彩、大结硕果的时期。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广东的海洋文化更是引领潮流,成为近代化和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排头兵。未来的中国海洋文明中心是否还会发生新的转移呢?在前引的许崇灏《琼崖志略》一书中,作者情有独钟,已经对海南寄以厚望与期待。

我们知道, 海南的海洋文化,在秦汉已经发出耀眼的光辉。当时北部湾是海上贸易最活跃的区域,因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扼守北部湾东端与南端出海口的海南岛,盛产珠、犀、玳瑁等海上珍玩,为海上丝路提供商品。海南商人(下称海商)还参与始自北部湾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首航,立下开创之功。唐代,海商投身于南海丝路,创产销合一商业理念和产运销一条龙独家经营的海洋贸易形式。宋元,开发海南产品投入海上丝路市场,提供中转站港口服务,促进丝路繁荣;南宋末年海商陈明甫、陈公发组织商队,从事南海沿岸跨国贸易,并划地称王,开启了企图建立商业王国的先河。

明代,如前所述,以海述祖为代表,敢于投身世界大航海时代热潮,充当时代的弄潮儿。清代,海商以办实业反馈桑梓,或慷慨解囊以救国。在进入开发海洋之前,海洋文化实质上是商业文化。海商的海上贸易活动所表现的海洋文化是丰富多彩的。

进入开发海洋时代的今天,海南省对南海的开发已让世人刮目相看。海南省是拥有二百万平方公里海域的海洋大省,中央提出建设世界自由贸易港、区之后,其地位之重要,日益显现。富有发展海洋贸易重商思想的丘、海故乡海南省,未来能否迎来“海洋文明中心”地位的尊荣,就有待于海南人及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奋斗拼搏了。

作者为明清社会经济史专家,祖籍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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