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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游走在灰色地带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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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珊

这几天,台湾关于修订“人工生殖法”、允许部分女性委托“代理孕母”进行生育的提议,使得代孕又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回想一下,上一次代孕引发人们大范围关注还是在2017年年初。

2017年春节后,互联网的第一场论战就是关于代孕,有接近300万人在新浪微博上参与了“代孕是否应该合法化”的讨论。这场讨论源于《人民日报》刊发的一篇名为《生不出二孩真烦恼》的报道。在报道中,有些专家表示,“应适当放开代孕准入”“伦理不应该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而应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工具”。在当时,许多声音认为,这是代孕即将解禁的信号,不过后来这个声音不了了之。

这里来阐释一下代孕的概念。代孕,是指在体外受精的卵子形成胚胎后,将其植入代孕母亲子宫内,由代孕母亲替人完成怀胎和分娩的过程,属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一种。1986年,中国大陆诞生了第一名试管婴儿。10年后,国内首例代孕母亲试管婴儿在北京出生。主持这项手术的是“中国试管婴儿之母”、北医三院妇产科教授张丽珠。她曾做过6例代孕母亲试管婴儿,成功了5例。这在当时被看作是一项医学技术革新。

当时,来寻求代孕的人士大都具有以下特点,即卵巢仍能排卵,但胎儿发育的土壤——子宫有问题,需要借别人的子宫。那时,人们对代孕的需求已经萌发,上世纪90年代的调查数据显示,育龄人群中的不孕不育率仅为3%-5%,低于发达国家的5%-8%的比例。许多医院看到了商机,一时间许多医院出现了相应的业务。

相应的伦理讨论也因此而来。有人认为,“代孕”是以往“借腹生子”模式的变种,会将人类的生育活动推向市场,使女性的生殖器官变成制造和加工婴儿的机器,婴儿也变成产品。他们甚至担心这会形成一个新的阶层,部分人靠提供身体的部分和产物给经济上富裕的人生育为生。

关于医院是否能够继续从事代孕的事情,也困扰着政府相关部门。2001年之前,政府曾组织伦理学家、法律界人士以及生殖专家等参与讨论是否应该放开代孕,甚至还向国际社会上的专家请教。与会学者权衡利弊,一致认为要全面禁止代孕。

需要注意的一个前提是,在需求不多的背景下,当时私人代孕的形式还未出现,大家的讨论的着眼点是禁止公立医院从事商业代孕。在这个讨论的支持下,2001年,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代孕成为医疗禁区。

这些年,随着人们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不孕不育人群的比例也在大幅增长。2009年,由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中国人口协会共同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称,中国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到12.5%至15%。2011年,原中国计生委副主任吴景春在一次论坛上声称,不孕不育患者已超过5000万,并仍逐渐增加。她说,生育危机即将到来。

处在一线的生殖机构更能深刻感受到这种需求。我曾去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采访过。这家成立于2001年的生殖中心,在此之前,只是一个几十平米的试管婴儿室,隶属于生殖内分泌领域。2001年成立时,面积也只有2000平米左右。2009年,由于求诊人数的增加,生殖中心从医院内的两层小楼搬到了院外,占用了一栋椭圆形的3层楼房,总体规模达7000多平方米,相当于原中心的3倍。搬入新址第一年,中心门诊量就增加了近50%。数据显示,2009年,北医三院生殖中心年门诊量约17万人次;2011年,接诊量达到37万人次;后来,又突破了50万人次。

试管婴儿手术是目前能够解决不孕不育问题最有效的助孕手术。2001年,卫生部审核批准的可以操作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机构只有5个,2004年则增加为37个,2007年为102个,如今已经有432个,可见需求之大。但是医生告诉我,试管婴儿的平均成功率也只有30%-40%。许多人在多次尝试之后,最终不得不面临最后的现实——依然无法生育。

私人代孕机构的出现就是瞅准了这一人群。某种意义上来说,私人代孕机构的出现是一种钻空子的行为,“现在的法律条文还只有卫生部的规章制度,它只限于它管理的医疗机构,对于我们这样的代孕中介,没有特别的法律约束。”一名代孕中介的负责人曾如此坦白地告诉我。像这样的模式,中介会在国内寻找可以合作的医疗机构和代孕母亲,来完成婴儿生产的一系列工作。还有一种模式是去国外寻求代孕,这样可以更大程度地规避风险——中介机构帮助客户办理签证、寻找代孕母亲、月子中心预订、试管婴儿以及第三方辅助生殖(代孕)服务。这样的操作模式一般需要有足够的财力支撑。

来代孕的人群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职业女性,多生活在大城市,年龄大多在30多岁,有的人曾经怀孕过但考虑到事业发展选择了流产,后来演变成习惯性流产,子宫也出现问题;有的则是年龄大了,卵巢功能不好,甚至出现早衰现象。另一种则是失独家庭。失独者多数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需要帮忙寻找捐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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