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朗 黄文静
要点
我国自疫情发生以来出台了一系列财政纾困政策，力度较温和。根据IMF的估算，截止5月1日，我国疫情期间的财政纾困金额约为2.6万亿人民币，相当于GDP的2.5%，日、英、美、加则为8.4%-20.1%。从结构来看，我国信贷支持较多、现金补贴较少；企业支持较多、家庭支持较少，居民失业金、补贴、消费券总计占GDP的0.2%。
历史上的非常时期不少国家和地区通过消费券、现金补贴、税收返还等方式稳定和刺激消费需求。美国自大萧条时期开始发放食品券，并发展成日常补充营养援助项目（SNAP），次贷危机后很多国家、包括我国都发放过消费券，此次疫情期间我国又有50个城市发放餐饮、文旅、家装券等。美国在2001年、2008年主要通过类现金的税收返还政策稳定消费。此次疫情冲击期间，各国较多采用现金补贴的方式。澳、美、加、德、日、英现金补贴对GDP之比在1.4%-6.9%。
从效果上来看，消费券的作用不宜被高估，无限制和必需品消费券类似现金，更具普适性，救急又救穷；我国本轮已经推出的更多是可选品消费券，边际拉动效应高，针对线下受损商业，但对类现金消费券和补贴的替代作用小。历史上，类现金的消费券、现金补贴、税收返还对额外消费的拉动在16-40%，其余用于还债、储蓄等；低收入群体，非常时期受影响大、消费倾向高、储蓄率低，现金类政策用于消费的比例更高。
海外疫情发酵，出口相关企业就业压力或将加大（估计出口工业就业1403万人）。本次疫情中，美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发挥了较大的作用，7周内首次申请失业金达3348万人。而我国一季度城镇领取失业保险金只有201万人。相对而言，我国失业保障制度门槛高、覆盖面窄、资金利用效率不高，覆盖保障群体与失业风险高的群体间存在错位，权利义务对等度、申请程序、农民工覆盖率等问题有待解决。
正文
2月下旬以来，疫情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截至5月8日，全球确诊病例超过387万例，死亡人数达27万。疫情发生以来，各国不断加码经济纾困措施，已经有大量国家采取了包括现金补贴、信贷担保、税费优惠等财政纾困措施。
我国也自疫情发生以来出台了一系列的信贷支持、税费减免、补贴政策，但对比其他国家，我国的财政政策纾困力度总量较温和，结构上以信贷支持较多、现金补贴较少；企业支持较多、家庭支持较少。随着海外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和我国外需的影响加大，以及输入性病例风险压制国内需求，就业压力增加，我国对居民部门的收入补贴和消费刺激政策或可能加大。我们梳理了此次疫情与历次危机中各国的消费刺激政策，及其拉动消费的效果，以他山之石，来观察消费刺激政策的选项和有效性。
1、各国本轮财政政策对比
总体看，我国此次疫情后的财政政策力度较温和。根据IMF的估算，截止5月1日，我国疫情期间的财政纾困金额约为2.6万亿人民币，相当于GDP的2.5%，日、英、美、加为8.4%- 20.1%。
从侧重点来看，我国财政政策侧重企业端、信贷税费支持及基建投资，居民端力度较小、现金补贴较少。企业方面，我国主要在两个方面，1）贷款支持，包括针对抗疫企业的3000亿贴息再贷款，对小微企业融资担保；2）税费减免，包括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暂降3个月（湖北免征、其他地区从3%降至1%），对公共运输、生活服务、快递服务收入暂免增值税，防疫物资企业扩产能税前抵扣，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缴费。
但我国在居民端救助主要包括三方面，1）失业保险：截至3月底，我国已向230万名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93亿元。2）困难群众补贴：财政部已安排1560亿元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额度。4月10日，发改委价格司表示，疫情期间各地实际发放价格补贴累计达66亿元，民政部社会救助司表示，今年全国共为6155.3万人次的困难群众发放了补贴18.8亿元（平均每人次30.5元）。3）消费券：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甘犁教授的统计，截止4月下旬，各地方政府推出的消费券规模在390亿元。三者加总仅占GDP的0.2%。
相较之下，其他国家除了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的信贷支持（贴息与担保）和税收延停缴，还有企业端的现金支持，但更重要的部分是侧重于居民端的现金补贴，包括一次性现金补贴、新增失业救济金、以及工资一定比例的补助。比如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英国现金补贴对GDP之比在1.4%-6.9%。
2、非常时期如何促进消费？
非常时期，不少国家与地区都有过多次通过现金补贴、税收返还以及消费券（分限制消费对象和不限制消费对象两种）的形式维持消费稳定，补充有效需求。
2.1、消费券
美国在1929-33年大萧条期间，对失业和低收入居民发放食品券、杂货店商品券、农产品券，近2000万人受益。在1939年建立起了粮食券计划，以为穷人家庭提供食品补贴，并成为政府最主要的反饥饿项目。进入21世纪，美国农业部将食品券纳入到食品保障体系，不仅让穷人吃饱，还要让他们吃好，保证吃得安全、营养、健康，并发展为SNAP（补充营养援助项目）。此外，在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美国布什政府对不同群体分别发放了一定额度的消费券。其中，向每位美国纳税人派发600美元、夫妻派发1200美元、未成年人派发300美元的消费券。
日本在1999年经济危机期间，也曾针对符合条件的特定族群发放“地域振兴券”，包括家中有15岁以下儿童的家庭、65岁以上非被扶养者、社会福利机构者等低收入群体，每人2万日元消费促销券（每张面额1000日元，每位受领者20张）。2008年次贷危机后，日本采取了“定额给付计划”为所有日本居民（包括在日本合法居住的外国人）提供每人12000日元的消费券补贴。2016年日本政府在该财年补充预算中计划针对低收入年轻人群推出消费刺激政策，发放代金券用以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此次疫情冲击下，日本财政经济刺激计划包括向收入大幅减少的家庭发放20-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9-1.93万元）现金，并继续发放折扣券和商品券扶持餐饮业和旅游业，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将超过56万亿日元，超过日本GDP的1%。
次贷危机后，澳大利亚和泰国也对儿童、退休人员及社保投保人群发放过80亿澳元（约合373亿人民币）和1150亿泰铢（约合224亿人民币）消费券。
中国在08年次贷危机中也采取了消费券政策。成都市在2008年12月面向全市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城乡重点优抚对象等三类人员，每人发放价值100元的消费券，发放对象计37.91万人，合计金额3791万元。杭州市在2009年1月发放总额1亿元的消费券，主要面向低收入者或无收入者。其中市、区两级持证低保家庭和困难家庭约1.55万户，每户发放200元；登记在册的企业退休职工约31万人，每人发放200元；市本级注册在内的小学、初中、高中生共26万人，每人发放100元。后续杭州市还进一步扩大消费券的概念范畴，推出旅游券、教育券、培训券等多种消费券，2009年，总计发送总额达9.1亿元。台湾地区于2008年12月向约2326万人发放了856.6亿元新台币（人均3600元新台币，约合738元人民币）的“振兴经济消费券”，发放对象基本覆盖全部人口。
受本次新冠疫情影响，消费券在我国被再次启动。各地根据自身特点设计本地消费券不同的适用范围、发放方式和发放对象，已有近50个城市发放实施，主要覆盖餐饮业、旅游业、零售、住宿、体育等行业。如济南市、辽宁省发放针对文旅消费的消费券，河北省发放体育消费券，南京发放餐饮、体育、图书、乡旅等消费券。消费券资金部分为全额财政承担，部分为财政+商户模式发放。如杭州发放的16.8亿元消费券中，政府发放5亿元，11.8亿元由商家承担[16]。中国台湾也再次计划发行消费券，预算为200亿元新台币（约6686万美元）[17]。下图为消费券发放情况的统计：
2.2、现金补贴和税收返还
除了消费券，现金发放和税收返还这种较为直接的补助方式也在非常时期为很多国家与地区采用。
美国之前主要通过税收返还方式提供补助。2001年为应对科网泡沫破灭带来的衰退，布什政府的《经济增长和税收减免调节法》提出了税收返还（tax rebate）政策，税收返还额相当于以10%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对以前按15%所得税税率进行课税的部分应纳税所得额进行征税所减少的纳税额，单身居民纳税人最多可获得300美元的个人退税，使用联合申报方式的已婚个人最多可获得600美元的个人退税，财政部签发支票，最终有9200万纳税人收到税收返还，税收返还总额达38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001年GDP的0.4%。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奥巴马政府向每位纳税人提供300至600美元的税收一次性返还，有子女家庭额外增加每个孩子300美元的返还，高收入家庭返还额略有减少。2009年调减了2009-2010年的收入税扣缴额，单个纳税人每月少扣缴大约44美元的所得税[19]。
澳大利亚政府于2008年12月向儿童和退休人员发放超过80亿澳元(约合373亿元人民币)的现金以鼓励人们消费。
此次疫情冲击期间，各国较多采用现金补贴的方式。美国国会批准了一项经济救济计划，4月13日起向所有社保缴纳者（除高收入人群外）及其子女发放现金，给每位年收入7.5万美元以下的美国成人公民发放1200美元，每个17岁以下儿童提供500美元，总计3000亿美元。日本政府给每位公民发放10万日元（约合1000美元），总计12万亿日元，美日的家庭现金补贴对GDP之比分别为2.6%和1.1%。
澳大利亚对每位符合条件的雇员向企业支付每两周1500澳元的工资补贴，共计1300亿澳元；并向政府福利接受者每两周支付550澳元，向社保等人群支付两笔750澳元补贴，共计50亿澳元。加拿大每月向因疫情而失去收入的人支付2000加元（最多四个月）共计240亿加元，并为企业提供高达75%的工资补贴，共计710亿加元。意大利加强休假员工的工资补充计划。德国为受疫情影响严重自雇人士和小企业提供补现金补助，最高将直接支付1.5万欧元共计500亿欧元，并支付10亿欧元用于提高短工津贴、低收入父母育儿福利。英国的雇主都有资格申请补助金，以支付被工人工资的80%，共计42亿英镑。
3、政策效果如何？
3.1、不宜高估消费券的拉动作用
消费券可以分为不限制消费对象和限制消费对象两大类，前者相当于现金，后者又可分为必需品消费券和可选商品服务消费券。必需品消费券（食物券、超市券）也更类似于现金，此类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但目的是对低收入者在受负面冲击时达到最低生活保障。而可选商品及服务的消费券（文旅、餐饮、家装、商场打折券），对应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大，目的是为了拉动受负面冲击行业的消费。我国本轮各地的消费券更多是可选品消费券，主要用于帮扶本地线下受损的服务业，其中针对本地商场的消费券与网销打折券差异不大，更多是消费转移（线上到线下）。相对而言，类似现金的消费券更具普适性，救急又救穷；可选品消费券更具针对性，也有其必要性，但救急不救穷，因此无法替代类现金消费券和现金补贴的作用。
日本1999年4-9月推出了“地域振兴消费券”，发放给有儿童、老人的家庭、低收入群体，每人2万日元（每张面额1000日元，每位受领者20张），可用于大多数零售服务行业（彩票、邮票、税收、水电除外），6个月到期。该消费券计划对消费有一定的短期刺激效果，但并非全部用于新增消费。根据日本经济企划厅6-7月对全国约9000个家庭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截止1999年6月15日，申请领消费券的家庭约有76%的已经使用了，占到了发行额的将近90%，但该消费券仅拉动了32%的额外消费（消费净增长/消费券使用量）。从“地域振兴券”具体用途来看，用于服装鞋类占32%，食品占29%，家居用品占13%，教育娱乐占12%。该消费券并非全部用于新增消费的原因是低收入群体多将“地域振兴券”用来替代日常消费开支，省下的钱或用于还贷、储蓄等其他用途。[20]
台湾地区2009年实施的消费券政策亦是如此，该消费券不限制使用对象，民众在有营业登记的商家都可以使用，不限制购买的商品，但最终统计数据显示，1元面值消费券增加了0.164元的额外消费，也即台湾地区在扣除了商家配套促销的效应之后，对消费的额外拉动为16%。使用品类方面必需品消费占49%，耐用品占34%，服务占9%，其他为8%。[21]
3.2、现金补贴除了消费，还多用于还债
从现金补贴的使用方面来看，现金补贴除了一部分用于消费外，还可能用于偿还债务等其他用途。Agarwal等（2007）发现平均来说，消费者的最初反应是将额外的资金先用于偿还信用卡债务，然后才会用于消费[22]。CNBC在2020年4月8日发布的一季度全美经济调查结果也表明，对于直接的现金补贴的具体使用（多选题），大多数人会将其主要用来偿还债务（45%）、其次才是消费（27%），还有24%的人表示用于储蓄。
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危机中受影响大、消费倾向高、储蓄率低，现金补贴对消费的提振效果较大。根据Broda&Parker（2008）的调查，现金补贴对消费的提振作用更集中于低收入群体[23]。低收入群体大多并不会将现金补贴存起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表示，尽管中国储蓄率总体较高，但分布极度不均匀，高收入人群拥有高储蓄，而低收入阶层储蓄较少，收入最高5%家庭的平均储蓄率72.6%，占总储蓄50.4%；收入最高10%家庭，平均储蓄率66.8%，占总储蓄62.5%[24]；而对于获得的补贴，最低20%收入组的家庭会将82.9%的补贴用于消费，而最高20%收入组仅会将5%的补贴用于消费。因此，面对疫情，低收入群体受影响较大，现金补贴可以对冲他们收入损失带来的消费下滑[25]。
3.3、税收返还对消费的额外拉动类似
税收返还用于增加消费的比例在20%-40%左右。Johnson等（2006）对2001年美国税收返还的效果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收到支票的三个月内，大约20~40%的税收返还额会被用于消费，短期边际消费倾向约为33%[26]。具体用途方面，与现金补贴比较类似，纳税者在收到一次性的税收返还后可能首先用于还贷或储蓄，其次才是用于增加消费。Shapiro（2003）对2001年美国的税收返还政策进行了调查，发现在经济低迷时，纳税人税收返还额大部分用于消费、大部分用于储蓄和大部分用于偿还债务的受访者分别占到21.8%、32%和46.3%，2002年的回访调查中也发现情况大致相同，三个比重分别为28.1%、25.2%和46.7%[27]。
同样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税收返还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Johnson等（2006）对2001年美国税收返还政策的效果进行研究发现，低收入群体短期内使用该支票的比例较高，明显高于中位数线，达到了税收返还额的76%[26]。Parker等（2013）发现，2008年的税收返还也是如此，老年人和低收入家庭返还额的使用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家庭[28]。蒋奕等（2016）通过对历次消费政策刺激的效果梳理发现，平均而言，税收返还和消费券带来的实际收入的增加并不会被全部用于消费，但它们对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会有较大促进作用。[29]
4、完善失业保障体系，支持消费
4.1、外需疲软，增加就业压力
国内复工稳步推进，但海外疫情发酵，影响我国外需，出口相关企业就业压力或将加大。受疫情影响，我国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跃升至6.2%（前值5.3%），3月小幅回落至5.9%，但仍较大幅度高于18年有数据以来5.1%的均值。2020年4月PMI新出口订单下滑至33.5%，大幅低于去年同期的47.1%。
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18年工业企业从业人员有1.15亿人，2019年我国出口交货值在工业企业营收中占比约11.7%，如果我们按此比例估算，从事出口的工业企业就业人员有1403万人。如果出口下降10%，或意味着出口工业企业有140万人的就业会受到影响。其中计算机、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行业出口占比最大，达49.3%，相当于有500万人从事出口制造；其次为纺织服装制造业，出口占营业收入的22%，相当于有130万人从事出口制造；电器机械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约128万和102万人从事出口制造。
4.2、失业保障制度的短板
本次疫情中，美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从3月20日以来的7周里，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总计达3348万人。而目前我国失业保险覆盖面较窄，一季度城镇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只有201万人，并未有大幅上升，同比反而下滑了11.5%。
资金利用效率有待提高。截至2018年底，我国失业保障基金规模已经达到5817亿元，但根据4月10日人社部在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发放量仅为93亿元[30]，发放比例仅为1.6%，资金在保障需求方面发挥作用极为有限。
失业保障制度一般分为失业保险政策与失业救济政策。前者为缴费型，主要是保障劳动者在失业期间的收入稳定；后者为非缴费型，主要为保障劳动者不会因失业陷入贫困（Feldstein, 1976）[31]。根据二者的资金来源、领取条件、待遇标准、领取期限的不同，将二者对比如下（王国洪, 2017）[32]：
失业保险政策与失业救济政策之间没有优劣之分，但在运行模式上存在很大的不同，需要在社会公平与效率之间进行权衡。失业救济资金源于政府财政拨款，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失业保障资金则是根据个人工资的比例进行缴费，侧重于社会效率。美国、日本、德国等大多数发达国家主要采取失业保险型的政策[32]，按工资比例缴费并按比例获取失业金，权利义务对等。
而我国的失业保障政策采用了失业保险型的缴费模式，却是失业救济型的补助模式，权利义务有差距。根据我国《失业保险条例》，职工按收入比例缴费，其中单位缴纳2%，职工缴纳1%；但失业后获得的补助金却是依据当地工资标准及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标准的固定金额，获得的救助金补助与缴纳义务不对等。
另一方面是程序设计的问题，申领门槛高，覆盖面不够广，程序较复杂。根据我国《失业保险条例》，申请失业补助金需要满足三个要求：一是已按照规定缴纳失业保险满一年的；二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三是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这排除了未缴纳失业保险或缴纳不足一年的流动性短期工、以及辞职员工[33]。此外，《失业保险条例》还规定失业金申领应当在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就业局办理，这给疫情期间无法返回工作地的失业人员申领成本增加。
在申请失业金能够获得的额度方面，效用有待提高，我国失业保险金领取的标准按照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设定。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失业金替代率在50%-60%之间，发展中国家在40%-50%之间，而我国替代率却一直停滞在18%-25%之间[34]，给付标准偏低；以北京为例，累计缴费时间在1-5年的情况，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为1292元每月，这低于北京的平均月工资（11874元）,也远低于北京市2020年的最低工资2200元；而如果缴费时间不超过两年，领取时间仅为3个月[35]。此外，成都市的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为1320元或1424元，按照失业人员原单位所在地同期最低工资标准（1780元[36]）的70%执行[37]。
4.3、失业保障体系待完善
首先，失业保障制度的权力与义务应当对等。如果选择失业保险型的缴费模式，则在发放的时候也应当以工资一定比例来发放，提高失业人员获取失业金的效用；如果选择失业救济型的发放模式，则不应当要求缴纳失业保险，或者所有从业人员都缴纳相同额度的金额。
其次，需要对申请程序进行改善，简化申请需要缴纳的材料和程序。在程序设计上，一方面可以简化需要提交的材料，转由用人单位直接提交失业证明等；另一方面也可以将程序完全电子化，便于失业金的申领，目前国家人社部也正在积极推进申领程序的电子化，争取在6月底实现所有直辖市、省会城市的手机申领[38]。
我国的失业政策涵盖范围尚不完善，可以考虑进一步完善失业前后的保障。国外的失业制度包括职工在职期间的合法权利保障，减少失业的发生；职工失业期间的救济金补助，以及失业后的劳动技能培训等，增强就业竞争力（王国洪, 2017）[39]。美国的就业服务办公室可以免费提供多种就业服务，包括发布最新劳动力市场信息、职位空缺推荐、各种就业技能培训项目，以及测试和咨询等。我国的失业保障政策则重点关注补助金的安排，对于事前防范和事后提升也还有待加强。
我国城镇户籍职工就业保障明显好于农村户籍职工，因此也需要特别注重对农村户籍职工的失业保障。根据西南财经大学甘犁教授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与城市职工社保参保与合同工签订情况如下：城镇职工在三类社保的参保占比都远超农村职工，其中城镇职工有48.7%受失业保险保障，而农村职工仅有13.3%，因此大部分农村职工将面临一旦失业立即失去收入的困境。而农民工受影响比城镇户籍职工更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农村户籍职工的就业率与利用率只有78%和32%，低于城镇户籍职工的90%和41.1%。
注释：
[1]Christopher Klein. How Did Food Stamps Begin?2019.
https://www.history.com/news/food-stamps-great-depression
[2]罗凯,王弟海.金融危机下中国消费券政策效果评估——基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J].浙江社会科学,2010(02):46-51+126.
[3]自由时报. 美经济压力浮现前白宫顾问建议：每人发3万元消费券. 2020.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096450
[4]赵硕刚, 张晓兰. 消费券政策的国内外经验和启示. 2016.
http://www.sic.gov.cn/News/456/5909.htm
[5]澳大利亚：向儿童和退休人员发放现金.2009.
http://finance.ifeng.com/money/wealth/story/20090202/344852.shtml
[6]泰国开始发放消费券.2009.
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gjjj/20090326/22006030426.shtml
[7]台湾向居民发放消费券期刺激经济.BBC港台新闻.2009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830000/newsid_7835900/7835960.stm
[8]杭州消费券往事.经济观察网.2020
http://www.eeo.com.cn/2020/0305/377619.shtml
[9]浙江长兴县发放3500万元“购房券”. 搜狐财经. 2009.
https://business.sohu.com/20090219/n262344884.shtml
[10]浙江安吉派送3000万元共享券邀游“中国美丽乡村”. 人民网. 2009.
http://society.people.com.cn/GB/41158/8882087.html
[11]浙江再推亿元旅游消费券欲在全国范围内派发.2009
https://travel.sohu.com/20090302/n262542904.shtml
[12]成都扩大内需两大创举:消费券+培训券[J].领导决策信息,2008(50):24-25.
[13]南京乡村旅游消费券.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4%BA%AC%E4%B9%A1%E6%9D%91%E6%97%85%E6%B8%B8%E6%B6%88%E8%B4%B9%E5%88%B8
[14]江苏镇江发放9600万旅游消费券. 扬子晚报. 2009.
http://news.sina.com.cn/c/2009-02-28/023217304903.shtml
[15]广东旅游业首发旅游消费券可望拉动4亿元消费. 新浪财经. 2009.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dfjj/20090218/13425870732.shtml
[16]乔地.结合实际、精准聚焦这样的消费券才能用着“真香”. 2020.
http://tech.ce.cn/news/202004/14/t20200414_34678436.shtml
[17]Wu Po-wei, Elizabeth Hsu. Economics minister introduces 'stimulus coupon' plan. 2020.
https://focustaiwan.tw/business/202003040011
[18]台湾经济部.
https://www.moea.gov.tw/MNS/COVID-19/qa/QuestionsAnswers.aspx?qa_kind_code=18&menu_id=33505
[19]蒋奕,郑筱婷.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效果如何?——来自各国的经验[J].经济资料译丛,2016(04):8-12.
[20]経済企画庁.《地域振興券の消費喚起効果等について》.
[21] Kan, Kamhon, Shin-Kun Peng, and Ping Wang. "Understanding Consumption Behavior: Evidence from Consumers' Reaction to Shopping Voucher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9.1 (2017): 137-53.
[22]Agarwal, S., Liu, C., &Souleles, N. S. (2007). The reaction of consumer spending and debt to tax rebates—evidence from consumer credit dat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5(6), 986-1019.
[23]Broda, C., & Parker, J. A. (2014). The economic stimulus payments of 2008 and the aggregate demand for consumption.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68, S20-S36.
[24]甘犁，建议发放7500亿元现金补贴，户均补贴2300元。2020年04月10日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20-04-10/doc-iircuyvh6960500.shtml
[25]甘犁：建议不发消费券发现金，低收入者不会把钱存起不花. 2020
https://mp.weixin.qq.com/s/Ep6-O0-gkeIwlvP-oEVGGA
[26]Johnson, D. S., Parker, J. A., &Souleles, N. S. (2006). Household expenditure and the income tax rebates of 2001.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5), 1589-1610.
[27]Shapiro M D ,Slemrod J . Consumer Response to Tax Rebat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1):381-396.
[28]Parker, Jonathan A., et al. Consumer Spending and the Economic Stimulus Payments of 2008.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3, no. 6, 2013, pp. 2530–2553.
[29]蒋奕,郑筱婷.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效果如何?——来自各国的经验[J].经济资料译丛,2016(04):8-12.
[30]人社部：已向230万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93亿元.人民日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3570936542930822&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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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北京市2019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BMZB201921004.htm
[36]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全市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uploads/20180812170054ppglgmwn021.pdf
[37]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全市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的通知.
http://gk.chengdu.gov.cn/uploadfiles/070317020301//20180806114820.pdf
[38]人社宣.好消息：失业保险金“畅通领、安全办”[J].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20(04):24-25.
[39]王国洪. (2017). 我国是失业保险模式, 还是失业救济模式?——基于国外发达国家经验的视角. 科学经济社会, (2),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