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路江涌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孙金云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2020年5月初的一天，一位50多岁的中年男人在B站喊出“奔涌吧，后浪！”，并表达了满怀的羡慕、敬意和感激。
差不多整整376年前的1644年4月25日，明朝崇祯皇帝逃至煤山，自缢而死，留下“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无伤百姓一人”的遗言。
崇祯帝是一位勤勉的皇帝，一心要复兴大明，不分昼夜地处理公文，吃喝用度都相对节俭。但历史浩浩汤汤，崇祯终成亡国之君，无脸面对列祖列宗，尤其是那位终结了元朝的明朝开国洪武大帝朱元璋。
殊不知，面对汹涌而来的农民起义大军和伺机而动的满清八旗这些“后浪”，作为“前浪”的崇祯有何感想。
明朝那些危机周期的事儿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明朝天历二年（1329年），关中大旱，张养浩被任命为陕西行台中丞，负责赈济灾民。张养浩目睹了人民的深重灾难，感慨而愤愤不平，遂散尽家财，尽心尽力去救灾，终因操劳过度而殉职。
他写下这首《山坡羊·潼关怀古》，抚今追昔，从历代王朝的兴衰到人民百姓的苦难，表现其对历史的思索和对人民的同情。
图1：明朝那些事儿之危机周期
读过《明朝那些事儿》等描述元末明清农民战争著作的读者都会对那段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历史印象深刻。
元末明初的历史进程体现了政权危机从“一统”到“动荡”，再到“混乱”，最后重新“统一”的过程，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政权危机的周期，也可以让我们以此为基础更好地理解企业发展的周期性危机（图1）。
元武宗（1308—1311年）以后，元朝的政治日趋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元朝换了八个皇帝。由于频繁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往往演成内战。比如元英宗时的“南坡之变”，元文宗时的“两都之战”、“天历之变”等。
元朝末年，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
元末吏治腐败，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全国税额比元初增加20倍，大批蒙古贵族抢占土地，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而中原连年灾荒，更使得百姓破产流亡，无计为生。
元政府还推行严厉的民族压迫政策，民分为四等，民族矛盾尖锐。除了残酷的剥削，还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
元统二年江浙水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三年（1337年），江浙又发生水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续决口三次，饥民遍野。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大批农民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继而起。
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至元三年（1337年），朱光卿、聂秀卿在广东起义。紧接着，至元四年（1338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军大起义爆发，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颍州，领导人是韩山童、刘福通；一支起于蕲州，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次年，朱元璋参加郭子兴所部红巾军。
除红巾军起义之外，至正八年（1348年），方国珍在浙东起义，至正十三年（1353年），张士成在泰州起义。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在亳州称帝，朱元璋也接受了韩林儿的官职、封号。
朱元璋军纪严明，又知人善任。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占领集庆路（今江苏南京），改名应天。
从至正十六年至十九年间（1356—1359年），朱元璋以金陵为根据地，不断向外扩充其势力，并进一步取得东南地主阶级的支持，巩固了他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他还接受了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
此后十年间，朱元璋越战越勇，先后灭陈友谅、平张士诚、杀韩林儿、进占大都、改元洪武，史称明太祖，一统天下。
我们可以把红巾军大起义之前的时期看作元末政权危机之前的阶段，在此之前元朝还处在“一统”江山的阶段，几次农民起义的规模都较小，但元朝政权内部的危机已经孕育很久了。
我们可以把从红巾军大起义到韩林儿称帝这段时期看作元末政权危机的早期阶段，在这段时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社会进入“动荡”状态，但起义军内部还是比较团结的。
从朱元璋占领集庆、改名应天开始，农民军内部斗争开始激化。朱元璋凭借“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战略扩大了自身的势力，逐渐打败了陈友谅、张士诚等武装，结束了元末政权危机中期的“混乱”状态，并于1367年开始北伐。
北伐军迅速占领了元大都，朱元璋在南京建立的明朝，他还给元惠宗加号“顺帝”，称其“知顺天命，退避而去”。随后的20年，明朝军队消灭其他农民军，击溃元朝残余势力（北元），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图2：化身危机周期的历史车轮
从元末明初的政权危机和政权更替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在历史上不断重复的规律，即：一个“一统”天下的政权经历多年稳定之后，先是内部各种势力相互斗争出现“动荡”，再是经受外部势力的冲击，随后进入“混乱”状态，最终有一方势力获胜，形成新的“统一”，进入另一个一统天下的循环（图2）。
把朝代兴亡和更替看作危机周期，可以帮助我们从“一统”、“动荡”、“混乱”、“统一”的过程理解历史车轮滚滚前行的逻辑。
然而，“危机周期”侧重于从危机开始到危机结束的阶段，着眼于历史车轮所要碾过的“坑坑洼洼”，只是理解历史发展趋势的一个侧面。要想更好理解危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机制，还需要从“周期危机”的角度审视历史进程。
历史车轮之周期性危机
气候变暖是人类当前面临的一场全球性危机。
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使用矿物燃料（如煤、石油等），排放出大量的CO2等多种温室气体。这些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变暖。1981~1990年全球平均气温比100年前上升了0.48℃。
为阻止全球变暖趋势，1992年联合国专门制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依据该公约，发达国家同意在2000年之前将他们释放到大气层的二氧化碳及其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至1990年时的水平。
然而，气候变暖问题在近年来仍然持续恶化，20世纪90年代成为自19世纪中期开始温度记录工作以来最温暖的十年，而在记录上最热的几年都晚于1990年，依次是：1998年，2002年，2003年，2001年和1997年。
2020年2月底，在南极的乌克兰科考站附近出现了粉红色的“西瓜雪”现象。
科学家表示，这是因为雪中含有一种叫极地雪藻的微生物，它们适合在寒冷气候中生存，并在低温下保持“休眠”状态。但当温度升高时，就会开始迅速生长。因为其含有虾青素（类胡萝卜素）防止紫外线辐射，所以呈现红色。
“西瓜雪”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2020年2月9日，巴西科学家在南极西摩岛监测站测得高达20.75℃的气温，打破了1982年1月监测到的19.8℃的纪录；而在南极大陆的另一个监测点埃斯佩兰萨研究站，阿根廷科学家观测到了18.3℃的高温，也打破了在2015年创下的17℃的纪录。
气候变化不仅是人类当前面临的危机，而且一直以来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发展的历史。以中国为例，在这片土地上，过去3000年的平均气温为23℃，最高为25℃，最低为21.5℃（图3）。
从图3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从西周到清朝，每一次朝代更替大致都发生在这个阶段气温最低的时候，而几次有名的中兴时期则大多发生在朝代中间气温最高的时候。
图3：中国历史上的周期性危机
例如，西周末年自然灾害严重，西北关中一带连年干旱，同时，岐山一带又发生了地震和地崩灾害。此外，周都城镐京濒临西北游牧部落，经常遭到游牧部落的侵扰。
公元前771年，申侯与犬戎进攻幽王，诸侯都不来救驾，这就是那个著名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迫使周平王迁都洛阳，史称“平王东迁”，而在干旱和游牧部落入侵背后的根本原因都是气温下降。
再如，东汉末年，农业生产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而人民饱受此现象的苦果，加上天灾与瘟疫的双重打击，他们于是纷纷起来造反，发动大规模的叛乱，最著名的是黄巾起义。
从图3中可以看到，东汉末年的气温处于近3000年来的最低点，其所造成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据历史学家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史》统计，东汉中期的人口大约为6500万人，而三国初年的人口估计为2300万人，损失了近60%和多达4200万的人口。到了三国后期，人口进一步下降，郡县编户人口为总计不到800万人。
前文说的元末明初，也是气温的一个低点，而另一个更低的点则发生在明末清初。
明末最后几十年，正好赶上世界范围的小冰河期，从1626年开始，天灾接连出现，先是华北大旱，然后是江南下冰雹，反常的天气导致农业收成大幅下降。
而且，由于冰冷干旱，降水线南移，北方的草原也退化了。在草原上生活的游牧民族只好南下抢东西，努尔哈赤就是因为气候变冷没有了收成，才一路从东北打到北京的。至于他起兵前昭告天下的“七大恨”，不过是借口而已。
关于西周末期、东汉末期和明清之交气温低点的讨论，着眼于朝代的更替。而气温好像也和朝代的中兴，甚至是中华文明发展的程度有些关系。
图3中气温的第1个高点是西周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武王克商以后，基本上控制了商朝原来的统治地区，又征服了四周的许多小国。
周武王死后，其子继位。因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管叔、蔡叔对周公不满，发动叛乱。周公调大军东征，用了三年时间，终于平定了叛乱。
成王和后来即位的康王昭的统治时期被后人称为成康之治，是西周安定时代的开始。成康时代，周王实行赈济贫困民众、授田于民、明德慎罚的政策，因而农业生产颇有起色、人民生活相对改善。
图3中气温的第2个高点是春秋中期的一段时间，而春秋五霸的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和秦穆公，大体上都生活在这段时间。
公元前685年，齐国齐桓公继位，以管仲为相，实施变法，废除井田制度，按土地的肥瘠，确定赋税，设盐、铁官和铸钱，增加财政收入，寓兵于农，将基层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合为一体，增加了兵源和作战能力，迅速成为华夏各国中最富强的国家，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齐桓公去世之后，公元前636年，晋献公之子重耳成为晋文公。他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经武，取信于民，安定王室，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图3中气温的第3个高点是唐朝末期之的一段时间，大致上和元和中兴重合（约为公元805年至820年）。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趁唐朝政治腐败、军事空虚之机，和史思明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本质上是藩镇造反。
唐玄宗为了对外扩张在西北边境设置了好几个军区，他又觉得胡人勇猛善战，就任命胡人做藩镇的统帅，安禄山就是中亚粟特人和突厥人的混血，而史思明也是粟特人。安史之乱的发生有很多原因，而天宝年间超常的寒冷气候是主要因素之一。
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陷入了持续数十年的分裂局面，到唐宪宗时期气候有所回暖，政府财政情况有所好转，同时吐蕃势衰。
各地藩镇在长时间的战乱中，实力也有所削弱，借助这大好形势，唐政府“以法度裁制藩镇”，陷于强藩多年的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区，又归中央政府管辖，唐王朝复归于统一，史称“元和中兴”。
如果把图2中的“历史车轮”放在图3中，中国的历史就好像一辆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前行的小推车，每个朝代都会经历“一统”、“动荡”、“混乱”、“统一”的过程，循环往复。
当然，我们缺乏足够科学的论据来判断在温度和朝代更替之间出现的这种“同频”究竟是“巧合”还是“耦合”，但历史这辆小推车显然不只有“气候变化”这样一个推进器，政权结构的演化或许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
政权结构和政权生命周期
从结构上看，任何一个古代政权都可以比作一座金字塔，塔尖上是高高在上的王权，塔身和塔基是不同层级的政权组成要素。用金字塔表示政权，主要是考虑到金字塔有良好的稳定性。
古埃及有一句俗语，叫做“人们害怕时间，但时间害怕金字塔”。人害怕时间，是因为时间往往代表着死亡。时间害怕金字塔，是因为埃及人看重金字塔的稳定性,认为金字塔代表着永恒。
图4：政权结构
图4用顶部是平面的玛雅金字塔表示政权，而不用埃及的锥形金字塔形，是因为位于政权顶端的王权（皇权）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族群。在每个政权建立的初期，有点类似合伙制公司。
虽然有个名义上的老大（王或皇帝），但对于开国功臣来说，他们和老大之间，往往首先是兄弟关系然后才是君臣关系。随着政权的巩固，王或皇帝逐渐用赎买或杀戮的办法，攫取开国功臣手中的权利，形成唯我独尊之势。
除了王权之外，政权的组成要素主要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等方面。如果进一步简化，政治指代官僚体制，可以用“官”来表示；军事指代国家机器，可以用“兵”来表示；文化指代社会规范，可以用“士”来表示；经济指代财富基础，可以用“民”来表示。于是，政权就由位于金字塔顶端的“王”和位于金字塔塔身和塔基的“官”、“兵”、“士”、“民”构成。
理解政权结构的一个要点是，虽然政权的结构在一个政权发展不同阶段的基本形状都是金字塔，但在政权建立初期、中期、晚期和灭亡期的金字塔形状和要素构成比重有所不同（图5）。
图5：不同时期的政权结构
从形状上看，政权建立初期的结构比较扁平，在改朝换代中形成的王权和军队、官僚、士族和百姓之间的距离还比较近。
例如，刘邦立国初期王权根基尚不稳固，于是结合了春秋战国的分封制和秦朝的郡县制，把天下分成62个郡，自己留了15个，其他的都分封出去了。在分封的11个诸侯国中，7个是武将出身的功臣，刘邦的亲戚只有4个。
由于刘邦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对功臣依赖度很高，所以在夺取政权之后需要倚重这些功臣手中的兵权来稳定政治局势。同时，刘邦采取各种措施，逐渐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政治掌控力，达到“兵强，政以稳”的目的。
例如，刘邦知道这些被分封的异姓王在忠诚度方面是有问题的，其中韩信和彭越都曾在刘邦被项羽围困的时候，要挟刘邦封王，否则就不肯出兵。
所以刘邦在称帝后的第1年，就把韩信的封国从齐国改到楚国，把他与之前的手下分开了，夺取了韩信的兵权。
随着政权的确立，政权结构逐渐从扁平化的状态变成更加“立体化”的形状，也就是说，王权和军队、官僚、士族和百姓之间的距离被有意地加大了。
取得王权的家族往往通过分封等形式让自己的家族成员直接掌控地方政权，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例如，周朝分封时，71国里有53个是姬姓。
再如，刘邦在废掉韩信和彭越的王位后，很快就废掉了韩王信、赵王、淮南王和燕王等异姓王的王位，而且还以“白马之盟”的方式确保，只有刘姓可以为王，让功臣们一起宣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当然，同姓王也不能保证忠诚。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就是汉朝皇帝进一步收取王权过程中出现的波折。汉景帝听从晁错的建议，在削藩这件事情上过于激进，导致7个同姓王联合反叛。
在七国之乱被平定之后，汉景帝一下子还不敢把这七国一步到位设为郡县，而是进行了新一轮的分封，但新封的国就小多了，而且经济收入的大头归于中央。
后来，汉景帝的儿子汉武帝进一步通过推恩令，把仅剩的封国进一步缩小，最终消除了封国对中央王权的威胁。至此，王权已成为高高在上的态势。
然而，到了政权灭亡的前夕，王权的权威又会受到巨大威胁，被严重削弱。
例如，东汉末代皇帝汉献帝先是被董卓挟持，后被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最后被曹丕胁迫禅让帝位。所以，到了政权灭亡时期，帝国的王权结构又成为一个扁平化的形态。
在政权发展的不同阶段，军事、政治、文化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的变化。政权建立初期，军事是绝对的重点，政权运行的基本逻辑是“兵强，政以稳”。
帝国的统治者会通过各种手段把兵权握在自己手中，并且加强官僚体制的制度化建设，实现从军事政权向政治政权的转变。
例如，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希望军人们放弃权利，享受荣华富贵，就推出了很多政策，鼓励大家做生意，营造了自由的商业环境，把人民调动起来了，使宋朝的经济水平达到了高度发达的程度，实现了从“兵强，政以稳”到“政稳，民以富”的转变。
随着政权的发展和稳固，军事和政治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经济和文化的重要性随之上升，政权运行的逻辑从“政稳，民以富”扩展到“民富，文以盛”。
网上曾有人发帖讨论：“如果真能穿越，去哪个朝代好？”网友的回答中排在前两位的是唐朝和宋朝。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更是中国文化的繁荣时代。唐代的科举制度已基本成型，读书人可以找到很多机会展示自己，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宋代的城市发展水平程度很高，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杭州都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商业和娱乐业非常发达，加之宋太祖“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和“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音同即，杀）之”的训诫，宋朝文人的社会地位是非常高的。
然而，文化昌盛的一个可能的后果是军事衰落。
唐朝和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唐诗宋词不仅是世界文化长河中的瑰宝，也是中华文化巅峰时期的代表。但唐朝中后期的藩镇格局、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以及南宋的偏安一隅，都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古代社会“文盛，兵以衰”的规律。
图6：政权的生命周期模型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从政权结构的形状以及政权内部要素构成比例的角度来理解政权的生命周期（图6）。
在政权建立初期，政权结构是扁平化的，军事所占比重最大，并且随着“兵强，政以立”政策的推行，逐渐建立稳定的官僚体系；在政权发展中期，政权结构层级化程度上升，王权得到加强，如果没有外部威胁则军事被削弱，且通过“政稳，民以富”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政权发展后期，王权得到进一步加强，甚至与官僚体系相脱离，同时，由于“民富，文以盛”使得文化取得较好的发展；当政权进入灭亡期，政治、经济、军事都严重萎缩，只有文化可能呈现一种繁荣的状态。
企业结构和企业生命周期
以上对政权结构和生命周期的分析，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理解企业结构和企业生命周期。企业和政权可能具有类似的结构，都呈现一种金字塔的形态。
在金字塔的顶端是企业的领导者，金字塔的塔身和塔基是构成企业的用户、业务、组织和环境等要素。
和政权生命周期类似，企业也有自身的生命周期，可以简要分为创业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和衰退阶段，且在不同的阶段有各自的特点（图7）。
图7：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结构
作为创业阶段的企业，领导者就是企业的创始人和创业团队，领导者与企业员工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离一线业务和客户的距离也非常近，领导者还必须非常熟悉企业的外部环境，这些要素集中表现为一个非常扁平的企业结构。
进入成长阶段的企业层级化程度开始上升，业务和组织规模不断扩大。与创业阶段企业“用户引导业务”的逻辑不同，成长阶段企业的基本逻辑是“业务促进组织”。
随着企业业务的不断发展，组织规模持续扩大，企业结构的层级越来越多，领导者与一线业务、用户、基层员工的距离越来越远，企业从创业初期的扁平结构变成层级化程度较高的金字塔结构，组织发展越来越依赖外部环境和资源。
当企业进入衰退阶段后，企业自身的业务能力和组织能力都相对减弱，而对环境和资源的依赖程度则显著提高，并可能因此忽视用户的需求。
根据伊查克•爱迪思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生命周期”曲线的横轴是时间，纵轴是企业价值。在孕育期和婴儿期，企业价值比较低、成长比较慢。
进入学步期、青春期、壮年期之后，企业价值快速成长，并达到峰值。从稳定期开始，企业价值在贵族期、官僚早期和官僚期持续下降，并最终在死亡时清零。
爱迪思把组织的管理功能分为四个方面，分别是目标管理、行政管理、创业精神和整合。由于这四个管理功能英文单词分别是以P、A、E和I开头的，因此这一框架也被称为PAEI。
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字母出现在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时，是区分大小写的，大写的意思是说在某个阶段这个管理功能的重要性高，小写的意思是重要性低。
其实，目标管理、行政管理、创业精神和整合这四个管理功能和业务、组织、用户、环境这四个要素是一一对应的。目标管理（也就是字母P）对应的是业务要素，行政管理（也就是字母A）对应的是组织要素，创业精神（也就是字母E）对应的是用户要素，整合（也就是字母I）对应的是环境要素（图8）。
图8：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管理职能
在孕育期，“PAEI”这四个要素中，“E”的作用最突出，所以“E”大写，而其他字母小写，表示为“paEi”。进入婴儿期，“PAEI”这四个要素中，“P”的作用最突出，所以“P”大写，而其他字母小写，表示为“Paei”。
婴儿期之后，企业进入学步期。“PAEI”这四个要素中，“P”和“E”的作用最突出，所以“P”和“E”两个字母大写，而其他字母小写，表示为“PaEi”。
实现了用户和产品匹配的企业就进入了青春期，青春期是企业快速成长的阶段。企业有两种不同的快速成长的方式，一种是产品驱动，另一种是用户需求驱动，分别用“PAei”和“pAEi”来表示。
度过青春期的企业就进入了壮年期。对于人来说，壮年期是个人状态最好的时候，是肌体功能最强的时候。对于企业也一样，壮年期的企业产品、组织、用户都很重要，所以“PAE”三个字母都是大写。
壮年期的企业开始失去创业精神和远离客户时，就会离开壮年期。离开壮年期，企业就进入了稳定期。在稳定期，创业精神减少，同时，企业的整合能力上升。所以，在稳定期，“PAEI”中的“P、A、I”三个字母大写，而字母“e”小写，合起来是“PAeI”表示创业精神或用户导向在稳定期的衰减。
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流逝，创业精神是最先衰减的，其他的要素也会随着创业精神的衰减而变弱。在贵族期，首先减弱的是企业的产品能力和市场整合能力，用“pAeI”四个字母表示。说明企业只强调组织管理和市场整合，而开始忽视产品创新和用户导向。
如果说，企业在贵族期还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产品创新、用户导向以及市场整合的话，进入官僚期的企业则几乎完全失去了产品能力和用户能力。
如果用字母表示官僚期企业的话，就仅仅剩下大写的“A”，其他三个字母都变成了“0”，合起来是“0A00”。表示企业只剩下了强大的官僚体制，而产品能力、用户能力和市场整合能力都消失了，或者失去竞争力了。
图9：企业生命周期中的结构模型
我们可以把企业结构模型和生命周期模型结合起来，形成企业生命周期中的结构模型（图9）。
在创业阶段，企业结构扁平，关注用户，重视业务，以用户需求引导业务发展。在成长阶段，企业开始层级化，通过业务发展推动组织成长。进入成熟阶段后，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层级持续增加，对环境和资源的依赖度提高。
最后，企业因为过度依赖外部资源和环境，日益忽视用户需求，业务萎缩，组织活力下降，最终不可避免地进入衰退阶段。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公元1140年，辛弃疾出生于济南府历城县。此时的济南已属金国，而南宋朝廷早已建都临安，进入宋高宗绍兴十年。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两千人，参加了起义军。
在起义军中的表现，以及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宋高宗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年方二十五岁。
嘉泰三年（1203年），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重新启用，任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第二年阳春三月，辛弃疾被改派到镇江去做知府，多次登上北固亭，写下《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和《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千古名篇。
彼时，困守江南的辛弃疾，梦想能出现东吴孙仲谋那样的英雄，使南宋政权强大起来！然而，历史车轮滚滚而过，纵使个人英武如曹刘，也不过“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起承转合、时代更迭，成住坏空、周而复始。
聚焦当下则危机周期，放眼历史则周期危机，周期律原本如此，正如在同一首词里，他道出的感概：“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辛弃疾说的不错。虽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但毕竟“不尽长江滚滚流”。
停不下的是后浪，躲不过的是周期。
所以，“奔涌吧，后浪！”。
排版 | 张溪冉
审校 | 悟能 轮值主编 | 孙允广
【大疫初定，企业如何劫后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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