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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还有一些孩子要爬到山上“找网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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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9日凌晨3点,正在刷朋友圈的大二学生洛英看到了一则推文,是一个名叫“光援计划”的公益组织在招募志愿者。

推文的开篇介绍了这样一则新闻:疫情期间,举国上下的大中小学生延迟开学,都在家中上网课。社交网络上,人们调侃着老师们“做主播”、旁观着学生们在新的教学模式下各显神通地偷懒。

在这看起来一派和谐的苦中作乐里,河南省邓州市的初三女生李同学,却迎来了生命中的至暗时刻。

李同学家境贫困,左腿有残疾的父亲在街上给人补鞋的收入,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供养着3个孩子和他们的精神病母亲。拮据的生活下,父亲东拼西凑也只有两台手机供姐弟三人轮流使用。

排行老二的李同学夹在高中的姐姐和小升初的弟弟之间,常常在“轮流”中失去上网课的机会,受到老师、同学“逃课”的指责,一气之下便吞食了母亲的精神病药物试图自杀。

2月29日上午,河南省邓州市一初三女生因没有手机上网课,将母亲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大量吞下,试图自杀。图为女孩送医救治现场

洛英感觉非常触动。关于乡村学生电子产品、电子教具的匮乏,她之前曾有所耳闻,但并没有过多关注。在被电子产品包办的生活里,没有电子设备的人们仿佛成了角落里的盲区不被注意。

凌晨偶然遇到的这则推文,让洛英觉得,疫情期间,关于网课的种种,被冠以娱乐化狂欢的标签之时,还有很多没有被目光触及到的角落无力参与到这所谓的“狂欢”里。网课制度,甚至成了一根突如其来的沉重稻草,足以压垮一个只想按部就班跟上学习节奏的稚嫩肩膀。

几乎没什么犹豫地,洛英填写了志愿者报名表,按下了确认键。

方寸之间

让洛英决定投身志愿者行列的“光援计划”,是一项号召大家通过捐赠闲置电子设备,帮助那些因缺乏设备而无法正常接受网课教育的贫困学生的行动。

发起人何流、陈凯君、左婉和杨拓,是4名普通也独特的年轻人。他们的全职工作以基金会、公益组织及企业为主,工作学习之余,也长期关注社会议题。

疫情改变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因为供职公益组织的缘故,陈凯君接触到了一个援助武汉的学生组织。这个组织由几个学生伙伴发起,通过朋友圈内的倡导和极强的行动力自发完成对接,在疫情期间向武汉的许多医院援助了大量的口罩等物资。

这个透明而完善的学生组织给了陈凯君很大的触动,也促使着这4名好友开始思索自己能在疫情中做点什么。只是大家分散各处,又距离武汉很远,运送物资之类的援助难以做到,只是在各大平台上捐些钱款又显得太轻飘飘。

图/受访者提供

河南邓州女孩的自杀新闻出现之后,陈凯君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博主以个体名义募集爱心网友的闲置设备,再联系学校分发。她将这则消息发到4人的讨论群里,何流觉得“既然他能做,我们也可以做”。

“发起一项公益行动”的想法一拍即合。

即便平日里大家的全职工作常与公益相关,真正开始实施的时候,才发现一切都是新的,要摸着石头过河。

“有任何一个人觉得有过往的经验,这次变得容易吗?”听到其他三人一致的否定答案,何流苦笑。过往经验带来的更多是框架上的模糊指导。这一次,怎么去发物流、怎么找学校、怎么跟校长聊、怎么做宣传、怎么找合作……一切都是新的。

4名好友的发起团队内部,也有了非常多激烈争吵的时刻。一个凭着热血建立起来的初创公益组织,到底是收集个人捐赠还是企业捐赠?捐给谁?是捐给学校还是捐给个人?要做短期的疫情期间网课的辅助,还是做建立电子教具库、弥补数字鸿沟的长期工作?

图/受访者提供

困难和问号层出不穷,但无论如何,没有人放弃过想要继续做下去的心。争论了几个晚上之后,4个发起人达成共识,“纸上谈兵是不太可能有好的结果的”,网课存续期间,乡村学生对电子设备的需求是燃眉之急,也等不到一切都准备就绪。

“还不如先把‘光援计划’推出去,招募一些志愿者,大家一起来思考,一步一步推进。”9日凌晨,“光援计划”微信公众号发出了第一篇募集闲置电子设备的推文。

在这篇项目启动倡议里,“光援计划”说明了其作为协调者和“桥梁”的捐赠处理方式:“我们会寻找需求方与捐赠方,核实双方信息,追踪捐赠物落地情况。但我们并不直接经手,通过线上检验合格的捐赠物资将由捐赠方直接寄给需求方,不会经过我们。”

同时,也提出了对项目的短期与长期两个目标设想:“除了短期内号召社会公众捐赠闲置电子设备以外,我们也将协助目标学校建立长期的电子教具库,物尽其用,在疫情过后仍能持续支持学校课堂教学。”

图/受访者提供

发起人左婉一直记得自己2016年去云南支教时看到的场景,“一个小学、一共4个年级,只有一台电脑”。

彼时的捉襟见肘与今日疫情中网课带来的窘迫和痛苦相映照。疫情只是一个放大镜,将原本的资源不均和数字鸿沟更鲜明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天涯万里

3月10日,经过简单的筛选与沟通,洛英正式成为“光援计划”的一名志愿者。

开始进行志愿工作后她发现,令她深受触动的河南女孩并不是个例。在“光援计划”对数字鸿沟的资料研究中,大家也发现了更多没被注意到的困窘:北京兄弟俩刘陈鑫浩、刘陈鑫源因为爸爸复工带走了唯一的智能手机而无法继续上课;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轻土坪村的孩子结伴爬到信号稍强的山顶,多人共用设备维持着学习的继续;云南山区一所小学的校长反映,一些班级有一半的学生不能上网课,因为他们整个家庭甚至都没有一部设备……

缺口狰狞显现,洛英反而觉得有些心安了。在她看来,“光援计划”关注的公益范畴特殊而专注,虽然时有“要快点,来不及了”的焦灼,但每每完成手头的任务,总会有“进一寸”的踏实感。

因村子所在地位于山底,网络信号不佳,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轻土坪村的孩子们结伴爬到山上“找网上课”

项目开始之后,更多的志愿者也加入进来。学习艺术设计的志愿者Sherry为“光援计划”设计了用于宣传的标识logo,“想要突出‘光’的元素,是很多发光的点,汇集后再发散的过程”。

太多的合作者愿意成为这发散的点,在这场试图填平数字鸿沟的行动中以自己的方式给予“光”。

最先提供帮助的是曾和发起人何流同在牛津大学读书的学姐Luona。作为全球杰出青年社区·上海杨浦社区的一员,Luona是最先响应、捐赠设备的个人捐赠者,也在“光援计划”的设计初期提供了诸多经验的帮助,以合作伙伴的方式辅助宣传、扩大影响。

何流把“光援计划”的推文转到自己的校友群里,在一线咨询公司麦肯锡工作的学姐家龄很热心,作为企业捐赠方,麦肯锡决定清点一些电子设备准备捐赠。

一家咨询公司拥有的闲置电子设备着实有限。家龄与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李广宇、咨询顾问栾昕宜等伙伴商议,是否可以以麦肯锡独有的咨询技能,为“光援计划”这样的草根初创公益项目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图/受访者提供

这场捐赠之外的合作让“光援计划”团队收获颇丰。

麦肯锡提供的咨询服务开启于“光援计划”启动一周之后,恰好是最“兵荒马乱”的时刻,“相当于我们一直在跑,跑了整整一周,在大喘气儿,来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来一个困难解决一个困难,但是一直都没有时间去静下来思考,属于我们长期发展的系统性框架在哪里?”

麦肯锡的“头脑风暴”为他们提出了一个“核心假设”:“光援计划”到底希望这些捐赠的电子设备在乡村教育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光援计划”的答案是,想解决眼前的困厄,更想去填补久积的沟壑。

在这样的“核心假设”下,“光援计划”对原有的“个人+企业”捐赠渠道计划进行了拓展,加入了与国内高校的对接,并将现有的资源重新分配,聚焦到可持续的重点渠道上。捐了设备和头脑的麦肯锡,给了“光援计划”一份缓冲的帮助,从疾驰的奔跑状态中停下来,思考“要去哪里”。

图/受访者提供

3月29日,“光援计划”对接学校的第一批捐赠即将落地。这一批作为试点的两所学校,“光援计划”选择了四川凉山州民族中学和布拖中学,捐给急需设备的高三学生。

Luona也在3月23日寄走了自己捐赠的设备。经过匹配,她的闲置电子产品将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继续发挥余热。她在寄出的设备里藏了“小心思”,附上了一张写了诗句的便签纸:方寸之间,天涯万里。

“我觉得我们把闲置设备寄给他们,距离就很遥远了,是‘天涯万里’。但是有了设备,就可以在‘方寸之间’触及到更广阔的世界。”Luona很期待。 

Learning by doing

无论是正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光援计划”,还是第一次尝试此类合作的企业麦肯锡,都是在“边做边学”的阶段。

和一个草根、初创的公益组织合作,能为麦肯锡这样的公司带来什么?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李广宇的答案是,能够更关注到公益中的“人”。

关注到“人”,尤其是“网线”另一端的捐赠者,也是发起人何流在整理捐赠时收获的意外感受。“从前其实不太理解捐赠人,只是会在后台看到说一个人填了一个表,他有一个iPhone或者华为,他要捐,我们来匹配。”

第一期捐赠落地后,项目组和这些捐赠人之间有了更多的沟通和反馈。有一位捐赠人专门发了一条长长的朋友圈,包含了从设备照片、捐赠沟通再到收获反馈的整个过程,说要专门谢谢这些为了捐赠和匹配忙碌的志愿者们,期待这些设备能够发挥出价值。

还有一位捐赠人,在他捐给高三学生的设备包裹里,专门写了整整两页“高三寄语”,是“未来很长,要好好学习、好好努力,美好的大学在等着你们”这样朴实的祝福与期待。

图/受访者提供

看着这些,何流忽然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是一大堆设备,而是一群活生生的人,和许多双殷切的眼睛。他们其实有着很多的预期、很大的期待,希望通过“光援计划”把这些原本闲置在桌上的设备带到需要它们的地方,给匮乏的孩子们带来希望。

“我们这个项目,仿佛就变成了一个‘小事业’。有这么多人的寄托,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

负责需求组的发起人杨拓也在与学校的对接中收获了对公益本身更为生动的理解。因为常年在海外求学,杨拓对国内教育、扶贫现状的印象比较模糊,不太清楚学生的具体需求。

他对接到的是一位在四川藏区工作的志愿者。这位志愿者向杨拓简单描述了情况之后,又发来一些照片,是当地老师在微信群里布置和批改作业的情况。

当地学生没有电子设备集中上网课,家中也常常只有家长的一台手机。老师在群里请家长拍摄学生的作业照片上传,再给每张照片很认真地加上批改,最后再发回群里,挨个说明:“某某妈妈/爸爸,某某的数学作业计算方法可以这样,语文这个地方还要改一改……”

图/受访者提供

看着这些照片,杨拓很受触动。“之前可能觉得,即使是有需求,也还不至于说批作业都是要靠老师以这样比较原始的方式:照片批改、和家长挨个沟通、再由家长转达给学生。”他意识到,在更多的地方,在网络教育的“光”还照不到的更多角落,还有太多没被看到的需求。

疫情战场到了后半段,许多地方开始有复学的消息了。为了解决疫情期间网课设备困境的“光援计划”,也常常会产生“是不是来不及了”的紧迫感。

“每天看到新闻,这个地方要复学了,那个地方要复学了,我都觉得头上好像有个警铃在敲:快开学了!快跑!赶快做!”左婉说。

疫情期间,电子设备可解燃眉之急,也是一种刚需。紧迫感带来的鞭策自然存在,但大家还是觉得最重要的是“把这件事从0到1先做起来”。

“疫情是一个窗口期,能够引起大家对数字鸿沟、乡村电子设备匮乏这一问题的关注。”疫情结束,并不意味着设备“过期了”,更不是数字鸿沟就此消失了。

图/受访者提供

当“疫情”的放大镜褪去的那一刻,一颗持久关注的心才能真正促成数字鸿沟的弥合。“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想怎么跟公益教育组织、学校合作,运营这些电子设备。”诚然,疫情是重要的阶段,但“真正决定这个项目成功与否的标准,不仅仅在于疫情期间让多少学生使用到了设备,而更在于长期有多少学生通过这些设备提高了教育质量”。

在第一期捐赠落地的这一周,“光援计划”也在复盘经验,对团队管理有了更多想法。他们成立了新的志愿组—研究组。这个全新的架构目前吸纳了12位志愿者,希望通过对乡村电子化教育现状的探究,寻求更合适“光援计划”长期模式的路径,让这些爱心设备在疫情远去的平凡岁月里,带来更好的教育价值。

解“燃眉之急”和谋“长久发展”是不同的终点,这个年轻的公益组织,还有许多的关口要一一克服。但此刻最重要的,是尽力弥合数字鸿沟的尝试已然启程。

图/受访者提供

发起人何流在自己的公众号中写:“记得上个月,有个朋友问我,‘Leo, where's the hope in the world?’我半打岔、半认真地回复,‘in you and me,of course。’”

“有这么多热心人,微光聚成亮光,世界不会垮。”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尤丹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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