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各种各类政策性试验区已经名目繁多，星罗棋布。其精神内涵其实大致雷同：都是划定一片区域，圈出一方土地，在里面检验试行不同的经济政策，获得比较优势，以期革故鼎新，创变出一个新的动力源泉。
沉寂的南北赣道，静默的江右商人，会重新振兴起来吗？或许本就不该这么问！历史从来不会存在所谓的复兴，只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握住风潮浪口。
作者：宋馥李
ID：eeo-com-cn
世界好大，江西在哪儿？
我想从一艘船说起。
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了一艘南宋初期沉没的木质船。从船头位置推测，这艘古船是从中国驶出，赴新加坡、印度或中东地区进行海外贸易。
打捞和挖掘这艘沉船的秘密，此后断断续续经历了30年，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希望从中发现海上丝绸之路的秘辛，灼照我们今天的行止。
2019年，这艘沉船的出水文物官宣总数超过18万件，堪称中国水下考古之最，琳琅满目的各种瓷器塞满船舱。其中，景德镇的青白瓷数量最多，品类最繁。
历史学家考证说，宋瓷已是国际贸易的大宗商品，从中国进口瓷器的国家和地区有15个，转口到达的国家和地区远过此数。在众多的瓷器中，还有一些“洋味”十足的瓷器，如“喇叭口”大瓷碗，与阿拉伯人常用的“手抓饭”饭碗类似，显然这是为国外客户专门制作的，可以看做是最早的“来样加工”。
今天，景德镇的瓷器，早已享誉世界。可我们不知道的是，景瓷不仅是宫廷的美器，皇族的专供，它在900年前已经走出江西，远渡重洋，赚取白银。甚至，成为一个富足的东方大国的代称——China。
对南海一号的考古研究仍在持续，但我们已从中解读出这样一个史实：那时的江西，已经与世界有了共振。
赣关
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图集》，这样形容江西的地理形态：以山地、丘陵为主，地形呈向北开口的盆地。
江西省东、南、西三面，依次被层层叠叠的山峦环抱，依次是怀玉山、武夷山、九连山、大庾岭、罗霄山、九岭山，中南部腹地为为红岩丘陵，在山岭群峰之间，赣江、抚河、信江、修水等大河发源于省境山地，最终共同注入鄱阳湖。
此等山川，滕王阁序开篇形容得最为精妙：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这样的地形地理，非常适合农业耕作，尤其是鄱阳湖平原，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很早就成为稻谷的主产区，土地开发和耕作技术在宋朝便达到了高峰。
北宋年间，江西的人口已近500万，为全国之首。江西的农业、工业、商业经济全面繁荣，盛产粮食、茶叶、布匹；而论工商业，不仅制瓷业，矿业、纺织、木材、造纸、制茶均高居前列，生产力水平高企，商业贸易遍及乡村市镇，从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到劳动力买卖全面繁盛，纳税纳粮全国第一。
而江西的繁华，还不止是自身的富足，还在于这里是中国南北的商路要津。
唐朝开元年间，宰相张九龄开凿了大庾岭路，使赣江-大庾岭路成了南下两广的一条交通孔道。在1000多年里，江西独享这条商道，发达的农业和工业与商路互为表里，襄助江西成为各个王朝的经济中心。
这条商路的繁盛后来登峰造极。清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大皇帝一道上谕，将沿海的口岸除广州之外全部关闭，清帝国进入了渐渐落伍的晦暗周期。
天朝的闭关锁国，却意外地给江西带来了80多年的红利，帝国北方和江浙地区的商品，都要借助这条商路，在广州出洋，为大清换来银子。那些年份里，赣江上舟楫连樯，商道上车轮辐辏，江西浸润在金山银海中。
从北到南，沿着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珠江——广州，这条商道成为帝国贸易的总干线，被称之为“京广大水道”的流通路线，是全国漕运和南北货物对流的运输干线。
有这样的便利，江西流通的商品达355种之多，帝国在赣州府设立的榷关——赣关，是户部直辖的二十四关之一，为帝国财政贡献甚巨。
后来，曾任江西巡抚的刘坤一曾回首赣关的鎏金岁月时说：
赣关地处梅岭之北，系广东一省通衢，从前洋商均在粤东贸易，土货洋货莫不经由赣关，是以征税畅旺。
赣关的税收有多畅旺呢？
根据史料记载，这里多数年份的税收超过10万两，商品流通量在500万两以上。在乾隆嘉庆时期，经由赣关的商品流通量，竟占全国商品流通量的70%。
由赣关的商品流通类目可知，由江西输往全国的商品，主要有油、豆麦、白糖、夏布、烟叶、纸和木材等，这些商品多为江西本地所产，在此或南下或北上销往全国。
而经由赣关到广州出口的商品，除了景瓷，生丝和茶叶亦为大宗；进口则有香料、檀香和棉花等，这段时间，也是清帝国外贸入超、广收白银的黄金年代。
其中，特别要指出的一项商品，赣南是纸张产区，石城县的横江重纸以“明如玉，质如扣”闻名于世，又名玉扣纸。那时，玉扣纸经由广州，行销于日本、印度、新加坡以及南洋各地，是江西仅次于景瓷的硬通货。
赣人
赣道拥塞，赣关流金，江西处于这条黄金通道的两厢，坐享其过境贸易的繁荣，尤其是赣江两岸，呈现出一派繁华景象。
有此等天时地利，江西孕育了一支商业劲旅——江右商帮。
研究者认为，江右商帮是中国渗透力最强、分布最广的第一商帮。随着江西人口快速增长，一批批江西人向人烟稀少的地区迁徙，向商业欠发达省份迁徙，其中两湖、两广、云贵川的移民最多，如云南省，就有近一半是江西移民，而移民绝大多数都是经商。
浩浩荡荡的江右商人遍布中国大多数市镇，流传着“无江西人不成市场”、“无江西人不成码头”之语。和曾经的晋商商帮、徽商商帮相似，江右商帮居于同样的地位，称雄中华工商业900多年。
不过，江右商帮有个明显的不同，晋商和徽商常常依附于高官勋贵，密织复杂的关系网，在金融或盐业等领域获得垄断权，进而快速集聚财富、坐享厚利。江右商人则自诩为“老表”，他们精明善商，不惧劬劳，只在商品流通中辗转取利，绝少涉足特权领域。
江右商帮里没有出现像晋商的乔致庸，徽商的胡雪岩的传奇人物，因此这一群体常常被后人忽视。他们更像是起于乡闾之间的买卖人，平实人家打拼商海，总体上勤奋务实，不尚虚饰，是一批隐匿于江湖的商人。
听起来好像有些朴拙，但怎知守拙中怀着大智慧。
还有，江右商帮十分注重宗族关系，眷恋乡土，小有积蓄的商家，一定以耕读传家，诗书继世。而这一特征，又与江西浓烈的文教氛围息息相关。
从两宋到明朝，江西的书院数量一直高居全国首位。从南宋开始，理学家大多像朱熹一样，有很深的书院情结，他们肩负着“为往圣继绝学”的时代使命，以书院为基地，各自集合大批学者，努力经营自己的学派，被后事概之为江西学派。
这种或官办或民办的文教机构，在繁荣学术、启迪民智、教化社会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几度兴衰、沉浮，但作为江西地域文化的有机构成，对赣文化的精神气质养成，有着重要的功用。
这便不难理解，江西书院除了在科举场上打造了仕宦成群的奇观外，也为文、史、理学界输送了灿若群星的人才，筑造了江西“文献之邦”和“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
别的不说，在唐宋八大家中，除了唐朝的韩愈与柳宗元和北宋的三苏外，八个人中有三个就是江西的，著名的宰相王安石与文天祥，也是江西人。
明朝初年，江西士子在科举上的表现更为耀眼。在建文二年（1400年）、永乐二年（1404年）两次科考中，江西人包揽了前十名中的大部分，而其中的庐陵人（吉安人）又几乎包揽前三甲。而在这几次的科考中，江西籍进士又占到了全国进士的20-30%，这在历朝历代都极为罕见。
作为书院繁盛的一体两面，当历史踱入清王朝，在苛刻的意识形态控制下，朝廷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与干预，使书院越来越明显的官学化趋势，学术氛围逐渐淡化，最终沦为科举的附庸。
亦有学者认为，江西书院的官学化，不可避免地导致江西士子思想僵化，墨守成规。这种风气因袭到现在，也逐渐内化为江西人的精神气质，勤奋务实却也安于现状，不尚虚饰但也不思进取。
这当然并不绝对。实际上，要给一方地域的群体人格做评价非常难，也很容易得罪人。
不过，曾任中国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并在江西省副省长、常委秘书长履职多年的学者型官员朱虹先生，在其《江西符号》一书中，曾这样品评江西文化，他说：
朱子理学作为南宋以后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既有稳定统治地位，促进小农经济发展积极的一面，又有过分强调维护等级秩序，不利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
变乱
1942年，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让五口通商代替了一口通商，大庾岭商路迅速走向衰落，赣江沿岸过境贸易立时难以为继。
此后，长江通航，九江开埠。江西的北大门九江乘势崛起，迅而取代赣江沿岸的赣州，成为江西进出口之总汇。
然后，九江一城的繁华，没有给江西带来长久的繁荣。接踵而至的太平军，把江西一举推进了深渊。
这是一段不堪阅览的近代史，太平军对江西的经济和人口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江西不仅是主战场，也是供应军饷的主要省份，前后十余年，江西的经济民生被反复磋磨，往昔富庶的赣江两岸就此人烟寥落，不闻鸡犬之声。
根据历史学家曹树基的测算，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刚爆发，尚未波及江西，江西人口达到2400多万；1865年，太平天国战争结束，江西人口锐减为1200多万。
同时期，江苏、浙江的人口损失率也很大。不过，这两省凭借区域优势，通过外来移民和人口自然增长，很快恢复了元气。甚至，因为江苏豪富之家纷纷避难上海租界，反而成就了上海的快速崛起。
江西却迟迟未能从这一波创伤中缓过气来。至此，除了福建，江西的邻省人口纷纷反超江西。直到如今，这样的人口劣势也未改观，湖北，湖南，安徽都是6000万人以上的大省，广东破亿，江西则是4600万人口。
更为遗憾的是，疲敝的江西进一步错过了铁路时代。清王朝最后35年，中国修了近1万公里铁路，奠定了中国铁路交通网络的基本框架。新的城市和工商业，围绕着铁路迅速集聚、生成，轰鸣的汽笛声宣告了一个新世代。
具体来说，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的修筑，使得由两广北上不再经过江西，中国南北交流的主干道随之西移，大庾岭商道渐渐陷入沉寂，江西从全国性的交通要道，沦为平平无奇的内陆腹地。
西望罗霄山，饮恨赣江水，江西被彻彻底底甩掉了。
这一巨变，痛彻赣人。用今天的话来说，物流和人流的改向，也带走了信息流和资金流，江西逐渐远离变革和新文化的主轴。至此，江西的开放全方位阑珊，逐渐被临省的湖南、湖北逾越。相较于东南沿海诸省，更是望尘莫及。
可要细究起来，江西拥有铁路却并不晚。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詹天佑主持修建的株萍铁路就建成了，比京汉铁路还早了7年。
洋务运动兴起之后，张之洞、盛宣怀在汉阳兴办铁厂，并在江西萍乡煤矿找到了适合炼焦的煤炭，这条铁路应运而生——专为汉阳铁厂而建。
此后，盛宣怀将萍乡煤矿与汉阳铁厂、大冶铁山合并为一，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这也可算作江西省最早的洋务企业了。但是输出煤炭这一原材料，处于产业链最底端，与输出景瓷和玉扣纸，其价值天地悬殊。
由此孔见，可以说江西的近代化非但没有趋前，反而大踏步倒退了一百余年。
回顾这段嵯峨跌宕的历史，你会发现，短短几十年间，江西从要津商路滑落，变为了资源输出地。这像是一个巨大的隐喻，笼盖了江西此后漫长岁月的历史宿命。
变乱之后的江西，求索开放的时机与通道，一直是其发展的核心命题。
其实，江西也并非一味保守和缄默。主导赣政的数位江西人，都试图为江西拱出一条通路，接轨世界。可是因缘际会，近代以来数次开放的机遇都擦身而过。
山川地理带来的时运失不再来，岁月蹉跎，并一再蹉跎，江西亦步亦趋在中国的开放的大局中隐没。
当世界的大格局天翻地覆之际，此时祭出的江西开放，会给我们带来几分惊喜？
通洋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被攻灭之后，湘军将领刘坤一任江西巡抚（相当于江西省长），此时的江西，仍在战后的创痛中缓慢疗愈。
对于开采煤矿，兴办洋务活动，刘坤一并不甚热心。他在一封对友人的信函中写道：
轮舟、机器需用甚多，以中国自有之利，废而不讲，转仰给於外洋，曷若使外洋仰给於我；特虑地方庸耳俗目，难於图治，西人复反唇相稽耳。
其大意为：中国虽然需要先进的轮船和机器，但不应该求诸于洋商，而应该立足于自力更生，如果将发展倚重于西洋人，会被西方人耻笑。
这一番听上去有理有节的话，恰好暴露了刘坤一的守旧和荒昧。不过，在那一时代的帝国朝廷，怀有这等识见的人，往往是中道直行的清流，反倒是倡导洋务的，常常被斥为崇洋媚外。
不过，后来的刘坤一180度大转折，竟然日渐通洋、媚洋。
在出任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后，刘坤一受命把守帝国的南部和东部门户，开始感受到了世界之大，西洋之广，尤其是两江总督兼署南洋通商大臣，深涉帝国的外交事务，必须和洋人打交道。
几年间，刘坤一看到了世界潮流的浩然大势，他的思想，也从一个保守的理学官僚，蜕变为洋务派中坚，与直隶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互为呼应。
1901年7月，庚子大变之后，刘坤一与张之洞联名上奏《江楚变法三折》，摇身一变为晚清新政的设计者。彼时，苏沪地区的经济发展，成为了全国之首，又进而推动了全国的近代化进程，这都与刘坤一的极力倡导不无关系。
长达九年的赣抚任上，保守的刘坤一并未给江西带来洋务新风，此番总督两江，锐意开放的他，正待给这片土地新的创变。
可惜，历史机遇稍纵即逝。刘坤一在1902年猝然离世，两江总督治下的豫章诸府，尚未得到从容的筹划。
江西没有等来开放的海洋新风，与洋务运动失之交臂。
与洋务失之交臂的还有江右商帮，随着一口通商变成五口通商，昧于大势的江右商帮们，失去了赖以生息的南北黄金水道，在铁路和水运的双重盲区，无可奈何花落去。
而江西省迎来第一条贯穿省域的铁路大动脉，要等到1934年了。
民国年间，江西人熊式辉督赣，被认为是一段黄金岁月。自辛亥以来，除了李烈钧外，江西一直处在外省籍军阀统治之下，他们或各存私心，或忙于纵横捭阖，无人真正关心江西一省的积贫与闭塞，直至熊式辉上任。
曾经东渡日本学习军事的熊式辉，确有造福桑梓的志向，他虽是一介武人，却让治下的江西，在民国诸省中，取得了煌煌的政绩。其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为江西打造了浙赣铁路，将江西拉进了全国的铁路网中。
历史给了江西一个短暂的窗口期。浙赣铁路1934年动工，仅用了一年半，赣东北玉山县至省会南昌段就建成通车，这段铁路与浙江的杭江铁路接轨，使的江西终于有了出省达海的通道。
这条铁路之于江西，犹如打开了一扇通向新世界的大门：由南昌到上海，传统骡车木船要走两个月，搭火车只要一天。
1936年5月，借浙赣铁路南昌段通车之机，江西省组织全省60余家厂商，在杭州和南昌分别举行浙赣特产联合展览展销会。展销期间，江西特产在杭州极为抢手，景德镇瓷器甚至出现脱销，不得不三次回赣补货。
时不我待，南昌至赣西萍乡段继续延伸，在当时的施工技术条件下，在江西境内全长550公里，只用了三年就全部完成，实在令人惊叹。
然而，1937年，浙赣铁路全线通车之即，抗战的烽火也骤然到来，江西这段乍现的发展曙光再次被战争拦腰截断。
抗战初期，浙赣铁路成为东南战场的生命线：内地缺盐，沿海缺粮，后来长江航运中断，全赖浙赣铁路调济物资，浙盐内运江西、湖南，赣米东运浙江，稳住了大后方的民生。
这是这风云变乱的几十年，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千年未有的巨变，无力对时政施加影响的江右商帮、江西学派，遭逢了时运的流逝。他们没能与时俱进，锐意更新，快速湮灭于历史尘埃之中。
开放
还是那片土地，还是那样的赣人。
此后的70多年的扰攘岁月，容我一笔略过。从变乱以来，江西一直在苦苦追赶，却至今没有挽回落后一步的窘境。有时，我们似乎看到了江西的大踏步跃进，但同时期，总有其他区域先声夺人。
也可以这样说，1949年后的江西一直在默默进取，却从未获得再度荣膺翘楚的历史机遇。
仍以铁路来说，在高铁时代来临之前，江西仍然重复了先失一着的旧辙。作为一个东部地区的内陆省份，出省通道建设迟缓，成为赣人难以纾解的块垒，江西的网络贴吧常常有人这样自嘲：
环江西高铁网已建成，江西仍是高铁洼地！
愤懑与不解溢于言表。有人相比于安徽，在铁路时代同样曾错失良机，但在近年的高铁时代，安徽大有迎头赶上之势。
好在，高铁建设正在迎头赶上。2016年开工的赣深高铁，预计2021年开通运营。届时，昌九城际、昌赣高铁和赣深高铁才连缀成一线，重新贯通江西省境南北。在国家“十四五”铁路网规划中，南昌也将拥有“南昌-鹰潭-瑞金-厦门”、“南昌-鹰潭-瑞金-梅州-汕头”两条达海的铁路新通道。
这些通道，逐步补上了江西在出省通道上的短板。
时至今日，铁路之于开放大局，或许已不是最为紧要的了。环视江西周边，邻居们已经次第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
既有一些尴尬，也有一些欣慰。江西连接长三角、珠三角、中三角、海峡西岸经济区，同时也是沟通中国东西南北的关键节点。在今天，高铁连接起来的几百公里空间距离，已经不是绝对的劣势。可以说，江西的北面、东面、南面，都是国家开放前沿。
可仅仅满足于补短板，江西只能亦步亦趋地做跟随者：原有的短板补上了，新的短板又出现了。
在此之前，中国先后于2012年9月和2016年8月，批准设立了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
应该说，江西比之于宁夏和贵州，开放的优势不可同日而语。江西的北、东、南三面都是开放前沿，好比前店后厂，江西外跨一步就是门户，是最不像“内陆”的内陆省份。
内陆开放型经济体，虽然突出了“内陆”这一区位差异，却从来不与开放相悖。环顾世界，我们仍然能找到这样的区域。以瑞士为例，这样一个深处欧洲大陆内部的国家，凭借其钟表、机械和精密仪器，走出了独特的开放之路，在世界的高端制造上占有一席。
而上文如此繁复地铺陈江西开放的历史经络，只想说明一个现象，所谓“内陆”，置之于经济大势之中，并非生死攸关，实属因势而为。
依靠山川形制形成的赣关，很容易随着时势星转而沧桑巨变。经济地理的变迁，对于一省一市的兴衰，既重要，也不重要。
说它重要，是说在沿海沿边有路有港的便利条件下，最能得风气之先，得地利之便，获得发展的先机。
说它不重要，是说如果拉长时光的视野来看，一个地方的发展，根本还在于其人其事，地缘上的得势与失势，可以通过事功来扭转。
从一直畅销的景德镇瓷器，已经可以获得启示。900多年间，景德镇瓷器无论世事怎样变化，始终是中国的世界级商品，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是世界公认的文化品牌。
其实，早在民国初年，景德镇的瓷土资源高岭土就已报警，但资源枯竭对景德镇的影响小之又小，从一元配方到多元配方，景德镇的瓷土一直在进化。这里的人们，早就意识到瓷土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他们很早就开始寻找外界资源。
如今，越来越便利的物流系统，为景德镇的资源补给提供了多种可能，工匠们世代相承的制瓷手艺，仍是景德镇盛名不衰的根本。
相形之下，萍乡的煤炭资源，已经挖掘殆尽，萍乡至今仍然走在产业转型的求索之路上。而对赣南稀土的挖掘，至今还在如何利用上扰攘纷争，对这个独一无二的矿产资源，怎样找到全球化的价值，还有诸多待解的疑问。
内地和沿海，在空间差异上越来越模糊，在开放政策上越来越接近，真正发展还是需要靠内生动力。而这内生动力，就是江西斯人的改革创新。
斯人
2017年，《江西日报》一篇“以改革创新奠定兴赣之基”的文章，曾动情地写道：
翻开泛黄的历史，我们总是扼腕叹息，叹息自己醒得早却起得晚、跑得慢。真是“起的一刹那的迟疑，跑的一踉跄的落后”吗？绝不是！真正的原因是缺乏改革创新—没有机制改革作保障，就理顺不了关系、激发不了动力；没有科技创新为突破，就形成不了核心竞争力。在市场的大海里搏击，缺乏改革创新基本等于强风暴浪中横渡大洋的孤舟，一时风光只是侥幸而已，其失败从出发启航时就已注定。
这篇气势磅礴的社论，像钟声一样轰然有回声。
2016年6月，国务院批复设立江西赣江新区，成为中部地区第2个、全国第18个国家级新区。赣江新区成立以来，相继获得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等“国字号”名片。
刚刚过去的4月13日，江西获批了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
这一项新的定位，再次殷殷嘱托赣人，须以改革创新的勇气，突破体制机制藩篱，在世界的开放格局中站立一席。
而我认为，这是一项迟来的肯定，是对百年开放求索的追认，它也直接触动我写作这篇长文。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各种各类政策性试验区已经名目繁多，星罗棋布。其精神内涵其实大致雷同：都是划定一片区域，圈出一方土地，在里面检验试行不同的经济政策，获得比较优势，以期革故鼎新，创变出一个新的动力源泉。
沉寂的南北赣道，静默的江右商人，会重新振兴起来吗？或许本就不该这么问！历史从来不会存在所谓的复兴，只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握住风潮浪口。
而在新的区域竞争格局下，江西的竞争对手，或许早已不在周边四邻，而在不远的他国。
以开放寻求发展，须以开放的眼光看待竞争。所谓开放的江西，如果冀望于周边省份的梯度转移或辐射带动，更可能是一厢情愿。
进取一步是左右逢源，萎缩半分便左支右绌。赣道维新，所有的便利或不利，只能依靠人力的艰辛创变去克服、去增进。
无论是长三角、还是粤港澳，都已经在更广阔的世界范围内寻求资源配置，纵然有诸多逆全球化的因素干扰，但开放大势仍然浩浩汤汤。
所以，冠以开放之名的江西，只能立足于全球，找回江右商帮的魂魄，极目远眺，长足远行，开辟出一条新赣道。
毕竟，变乱之后，赣人的天时地利并未有多大的改观，所能凭倚的，仍然是人和、人和、人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