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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张岸元:人民币没必要与发达市场维持如此高的正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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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专访张岸元:人民币没必要与发达市场维持如此高的正利差

近期,美联储宣布启动针对外国央行的回购工具。危机情况下,向境内外市场提供流动性,是货币发行方的责任。有朝一日,人民币拥有和美元一样的地位,人民银行也有这个责任。

此次疫情期间,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的表现似乎展现出了“抗疫属性”,创下历史高位的中美利差也吸引投资者增配中国资产。上一轮危机爆发时,“去美元化”呼声渐强,中国央行也顺势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当时中国自身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基础设施有待加强。如今,“美元荒”实则透露了美元霸权后隐含的种种问题,而这次又会否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契机?

“战后美元全球地位的确认,基础是战争期间美国成为许多国家的物资供应地,大家需要美元用于进口支付。而此次疫情全球应对中,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币国际化,必然要有开放的、规模庞大的人民币资本市场为依托,这方面任重道远。””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于4月4日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

他也提及,“我们没有能力、没有必要与外部世界维持如此之高的正利差。我相信决策者主要依据国内经济状况,而不是吸引外资——去考虑国内利率水平。”在他看来,从根本上来说,中外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表现,主要是时间差,程度上未必有太大区别。一个季度左右的时间差,不足以影响长期投资决策,包括全球产业链调整。

近日来,新冠疫情全球大爆发,全球金融市场陷入巨大动荡,学界和金融圈关于中国外储安全性的讨论也趋于热烈。其中,张岸元此前在第一财经刊发评论《抛售美债?多些市场常识,少些异想天开》引起热议。此次,第一财经就读者关注的外储安全、人民币国际化、美联储最新政策等热点话题再次采访张岸元。

中国大量抛售美债并不现实

第一财经:近日,第一财经刊发你对“抛售美债”言论的观点,核心似乎是:之所以不能考虑大量卖出美债,主要原因是现货、储备、期货、黄金等的市场容量不足以吸纳如此大规模的资产?

张岸元:是的,市场容量是首先必须考虑的。就如同下棋,走第一步,至少要想好随后第二步是什么。总不能不管不顾,先卖了再说。相关决策一定是商业考虑,不是政治决定。

第一财经:欧洲日本的债券市场是否是选项?这两个市场的规模应该足够吸纳万亿美元。

张岸元:欧洲、日本的债券市场规模可观,但这两个经济体都是政策利率为负多年,国债利率也都为负。如,欧央行存款便利利率最低为-0.5%,法国一个月国债收益率突破过-2%,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曾达到-0.85%。日本央行政策目标利率为-0.1%,1年期国债达到过-0.37%,10年期国债最低为-0.297%。目前,美联储还没有走到负利率地步,其国债收益率虽然屡创历史新低,但还是正的。

我相信现在中国持有相当规模的欧洲、日本债券。目前美元指数处于高位,从汇率角度看,当下的欧洲和日本的债券也许有投资价值,但信用风险方面,欧债甚至包括某些主权债可能出现大面积违约风险,毕竟他们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财政刺激又严重受制于欧盟的规定。

第一财经:我们注意到近期个别美议员有关于我国持有美国债的极端言论,这是否是重大风险?

张岸元:任何国家只要在境外持有资产,都面临政治、政策风险。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政治、政策风险更大。当下疫情冲击,会大大降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偿还能力,部分国家会提出新一轮债务减免要求。

从市场角度,应把美个别议员的言论理解为一种风险。美国参众两院有535名议员,这种极端观点的发生是概率问题。万亿规模的投资决策,不可能以此为基础,去呼应一个极端言论。近日,美联储提供了新的回购渠道,各国央行可以直接拿美债去获得美元流动性,这是官方的政策。

第一财经:你提到过去十多年,抛售美债的倡议始终存在,其根源似乎是资产规模太大,是否早就应该有所调整?

张岸元:储备的合理规模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一些指标,如若干个月的进口需求等看,储备规模偏大。但从另外角度,如货币发行等看,又偏小。从市场看,一旦储备规模明显下降,会引起恐慌。从这个维度看,可以理解为市场需要3万亿作定海神针。

关于调整问题,十多年前就开始考虑,当时储备总规模还不到1万亿美元。2007年发行了1.55万亿特别国债,将2000亿美元转到中投公司,从事与外汇局差别化的投资,其中包括相当多非美债、非美国资产。多年实践下来看,这类投资的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管理都面临很大困难。

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是让海外实体更多吸纳资金

第一财经:人民币国际化是否能最终解决被动持有储备的矛盾?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十多年,应如何评价?

张岸元:这是肯定的。如果我们是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对其他储备货币的持有需求一定会大幅下降。

本币国际化无法一蹴而就。近年来,人民币国际结算、国际储备、国际定价地位突破性提升,国际化成就有目共睹。但与本币在贸易结算、全球外汇储备占比等方面,与主导货币相比仍有相当差距。这背后原因,与国际化主要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组织推进有关。由于境外人民币的资本市场发育不足,跨境套利是金融机构的主要收益来源,也是国际化的驱动力。套利动机主导的本币流出入,加大了人民币资本项目管理的难度。此外,大量人民币流向离岸中心的公开市场,形成汇率利率的影子价格,也影响了国内的自主定价权。

第一财经:这些问题的解决途径是什么?

张岸元:我国有庞大的进出口需求,有庞大的境内资本供给,应以此为基础,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国际循环。本币流出渠道包括:对外投资、进口商品和服务的人民币对外支付,对方国家与项目有关的其他人民币需求等。回流渠道包括:境外投资设厂对我国的装备、器材、服务等的进口支付,利润汇回等。

此前跨境贸易与投资人民币结算,也是基于以上考虑的。但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中介机构,没有能力把控相关环节。这种情况下,不妨更多考虑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推动人民币流出,将货币国际化与资本国际化结合,与实体经济相结合,让资金更多被实体经济使用环节所吸纳。

中美利差无必要刻意维持高位

第一财经:美联储当前的政策是否会削弱美元国际地位?

张岸元:至少现在我们看不到这一点。美元是全球货币,相当于美联储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危机情况下,向境内外市场提供流动性,是货币发行方的责任。有朝一日,人民币拥有和美元一样的地位,人民银行也有这个责任。国内有些肤浅评论美联储政策的观点,我不知道底气从何而来,只有美联储最清楚美国需要什么样的政策。

当前全球经济金融这艘大船正在沉沦,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还在下跌通道,只有无限量放水,用流动性提供“浮力”,希望起到托住价格作用。现在讨论疫后出现资产价格、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太过线性,也为时过早。毕竟流动性可以放,也可以收。

从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以来,每一个十年都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包括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00年代的次贷危机,这次也没逃得掉。危机过后,人们会很快忘记危机,这就是人性。金融市场的动物精神永远存在,这次也不会例外。

第一财经:疫情过后,人民币资产受到全球追捧的局面?人民币国际化是否面临新一轮机遇?

张岸元:近年来,人民币资产一直为国际投资青睐。疫情冲击没有弱化这一点,但要说如何进一步强化,可能也未必。近期外资热捧中国主权性质债务的主要着眼点是利差。而疫情重创下的中国经济增速,负担不了当前如此之高的资本收益;我们没有能力、没有必要与外部世界维持如此之高的正利差。利差缩小之后,人民币资产受全球追捧的局面,也会弱化。我相信决策者主要依据国内经济状况,而不是吸引外资——去考虑国内利率水平。

从根本上看,中外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表现,主要是时间差,程度上未必有太大区别。一个季度左右的时间差,不足以影响长期投资决策,包括全球产业链调整。

战后美元全球地位的确认,基础是战争导致短缺情况下,来自美国的大量物资供应(罗斯福所谓“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大家需要美元用于进口支付。而此次疫情全球应对中,我们没有特别显著地看到这种新的转变。

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币国际化,必然要有开放的、规模庞大的人民币资本市场为依托,这方面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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