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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范志勇:应对疫情冲击,货币政策须提前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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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志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针对当前国内外疫情和经济发展的现状,3月2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财政政策要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货币政策要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随着1-2月份经济数据的公布以及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的趋势不断加剧,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大大超过了最初的预期。从支出方面看,1-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下降24.5%,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20.5%。根据近两年数据来看,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占一季度总需求的30%左右。1-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在一季度总需求中的比重约为21%。两者合计大约占一季度总需求的50%左右。今年1-2月份累计货物贸易逆差426亿元,去年同期顺差为2935亿元。两相对比发现贸易顺差净减少3361亿元,占2019年一季度名义GDP总额的1.5%。虽然我国疫情防控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我国之外全球疫情仍在不断恶化,对经济冲击的高峰也尚未到来。结合3月份我国各地复工的情况以及境外疫情不断加剧的现实,3月份的经济反弹可能只是环比意义上的,而不是同比意义上的。单纯根据需求面的数据估计,一季度可能出现相当严重的经济负增长。

与2008年金融危机不同,此次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不是发生在金融市场而是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尽管全球发达国家股票市场下跌已经超过30%,但全球主要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依然整体保持稳健。金融市场通常采用3个月美元Libor与3个月美国国债利率差来衡量市场风险,利差越高表明风险越高。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个交易日,TED利差上升2.8个百分点。而从2月10日全球疫情大暴发至3月25日TED利差仅上升了约1.1个百分点。在美国及G20国家政府联合干预下,股市一度出现较大反弹。

和欧美发达国家股市相比,我国股市在此次疫情中表现的相对比较稳健。由于我国监管机构在春节后股市恢复交易初期就果断地暂停了融券交易,中央银行也适时地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再加上我国疫情得到较快的控制等因素,我国国内的金融市场情况基本稳定。虽然人民币汇率在美元升值的大背景下出现了小幅贬值,基本属于市场的正常反应。

然而全球实体经济的衰退才刚刚开始显露。稍早前渣打银行预计美国GDP在二季度会衰退5.1%,更新的高盛摩根大通的预测则是美国第二季度GDP下降幅度分别达到24%和14%。最新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21日,美国初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达到328.3万,足见美国经济停摆的严重程度。全球经济休克停摆带来的冲击使我们当前制定的“稳外贸”“稳外资”以及“稳定外贸基本盘”政策面临重大挑战。

本轮疫情期间我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总需求不足,既包括国内需求不足,也包括外需的急剧下降。随着国外疫情的不断加剧,我国面临的外需压力在未来几个月内会进一步加剧。有必要通过更加积极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弥补疫情造成的需求缺口。应对总需求不足,以内需扩张对冲外部冲击必须充足到位,稳健性货币政策必须及时调整。人民银行一季度例会指出货币政策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灵活适度,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货币政策要下大力气疏通传导渠道,继续释放改革促进降低贷款实际利率的潜力,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努力做到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

在全球集体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打破连续多年来经济增速不断下滑的惯性预期,在关键时刻起到稳需求的作用。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基本持续“底线管理”和“被动式应对”的二元货币政策模式。“底线管理”主要是体现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被动式应对”主要体现在通货膨胀目标在货币政策目标中的权重过大。由于此前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工不明确,传统货币政策总需求管理职能一定程度上被分散和削弱。

近年来,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供给速度呈现下滑趋势。虽然货币供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货币增速下降反映出总需求增速的变化情况。2019年全年有10个月出现基础货币负增长,全年累积基础货币供给减少2%。2017年和2018年广义货币余额增长率分别为9.0%和8.1%,均低于当年总需求增长率11.5%和10.5%的水平。2019年广义货币余额增长8.7%,比当年总需求高0.9个百分点。整体来看,货币增速下滑对总需求起着“刹车”作用。

全球有效需求不足情况下,货币政策应主动放弃“被动应对式”的政策模式,摒弃只要通货膨胀在目标范围内,一切皆不需要调整的新共识货币政策教条。货币政策应明确以核心通货膨胀及其预期值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目标。近期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主要是由于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造成的,其中来自需求面的影响较小。短期供给性冲击所造成的价格波动不应成为对货币政策的束缚。稳定总需求和就业应当成为当前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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