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西方知名的日裔美国学者、《历史的终结》一书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刊文，就“到底什么可以决定一个国家抵御新冠病毒的能力”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识别不同国家能否有效应对危机的那条主要分割线，已经并不再是“民主”或“集权”这种体制之分了。
在这篇文章开头，福山先是回顾了今年1月当新冠疫情在中国暴发时遭到的种种抨击，称当时由于李文亮医生这类事件，外界一度认为中国的疫情暴发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导致的信息传播受到阻碍，由此认定中国的疫情展现的不是疫情的可怕，而是中国那种“集权”政治体制的失调。
（截图来自《大西洋月刊》刊登的福山的文章》）
“可如今情况对于民主政府却并不那么乐观了”，福山在文章的下一段里紧接着转折说道。
他表示，欧洲现在面临比中国更巨大的疫情负担，其中人口只有中国1/20的意大利，其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更是已经超过了中国官方给出的死亡人数。
“看来许多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们也在出于各种各样的压力而在淡化疫情的危险，不论是为了避免伤害经济还是保护他们个人的利益”，福山写道。
福山甚至还认为这其实才是美国特朗普在过去2个月里并没有进行防疫准备的原因，并提到如今随着中国的疫情已经趋于平稳，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反而对于英国鲍里斯·约翰逊政府马马虎虎的防疫措施感到震惊了。
（截图来自《大西洋月刊》刊登的福山的文章》）
接下来，福山便亮出了他的第一个观点，称在这种已在全球暴发的疫情面前，以往对于政治体制简单的二分法已经不适用了，识别不同国家能否有效应对危机的那条主要分割线，已经不再是“民主”或“集权”这种体制之分了。因为集权国家和民主国家中都出现了应对得好和不好的案例。
“决定应对疫情表现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并不是政治体制的类型，而是一个政府的能力，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对政府的信任”，福山写道。
他进一步介绍说，这因为在面对像新冠疫情这种危机的特殊时刻，任何政治体制都会将更多权力集中给行政层面，民众也会去依赖政府，所以政府中那些做决策的人，那些头头脑脑，他们是否值得信任，是否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们的判断和决策，将决定一个国家应对疫情的好与坏。
（截图来自《大西洋月刊》刊登的福山的文章》）
“但不幸的是，这种信任今天在美国并不存在”——在文章接下来的数段内容中，福山突然缩小了在文章开头部分展现出的宏大视角，将他的眼光锁定在了美国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身上。
他首先表示“自由民主”制度并不会导致一个“弱势政府”，并再次强调了民主制度比集权制度好的地方，尤其是权力的“制衡”。他还称颂起美国的过去，称美国的政治文化虽然孕育出对政府权力强烈的不信任，在内战、二次世界大战和三次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这些时期的领导人们都为了应对危机而扩大了政府的行政权力，并有效地应对了危机，并且在危机结束后又“还政于民”。
而福山之所以会写下这些内容，从他文章后面的段落来看，则是为了证明美国如果“认真”起来，应对疫情的能力不会不如“集权”国家，甚至在创造力上还会超过这些国家。至于美国为何如今表现得不行，则是因为美国出了一个特朗普总统。
换言之，福山这篇文章似乎也没有跳出“特朗普是美国体制的最大软肋”这种在过去几年已经被西方媒体嚼烂了的，并且有些“避重就轻”甚至“自欺欺人”的说辞…．．
（截图来自《大西洋月刊》刊登的福山的文章》）
因此，福山接下来的批判，虽然也是实情，却失去了“新意”。他说，特朗普从上台以来就没有表现得让人信任，他只顾着取悦他那占美国总人口35%-40%自己的支持者，从没有尝试去获得那些不支持他的人的认可，与内战时期的林肯、一战二战时期的威尔逊和罗斯福都没得比。他还说特朗普还一直在损害那些他认为不服从他的机构的能力，任人唯亲，不看重能力，这都在疫情袭来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对他的信任危机，并撕裂了美国的政治和社会。
在文章的最后，福山表示他无法判断民主和集权政体哪个能更好的挺过新冠疫情。他还再次强调比起政治体制的类型，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民众是否相信他们的领袖，以及这些领袖执掌的是不是一个有能力有效率的政府。
“在这一点上，美国越陷越深的‘部族主义’让人很难乐观起来”，他说。
（截图来自《大西洋月刊》刊登的福山的文章》）
责任编辑：张玉洁 SF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