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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持箸记史之一:江南小镇里的爱情、疾病与生死

冯仑:江南小镇里的爱情、疾病与生死

文|冯仑(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

被妈妈唤回家吃饭,是一个久远的记忆,也是一个幸福的记忆。

仍记得小时候,我在外面玩,我妈在阳台上喊,‘阿仑,回家吃饭了,不要再玩了。’那个时候,跟玩伴之间的打闹好像还没有尽兴,会有几分不舍,但是看见我妈站在阳台上,眼神里充满着慈爱和期待,只好拍拍手,拍拍屁股,把灰尘弄干净,然后再上楼回家吃饭。我妈总是要提醒,‘洗手,洗手。’洗了手,就开始享用美餐。

这样一个久违了的温馨场景,现在因为疫情,又重新出现。

闷在家里的这些日子里,爸妈又经常喊我去吃饭,只是现在改成了用微信喊。有时候是我爸,有时候是我妈,他们会发语音给我,‘阿仑,下来吃饭了。’

吃饭的时候,坐在对面的爸妈健康、平和,很恩爱也很幸福。我非常开心。面对满桌从小留下深刻记忆的美味,我一边吃,一边回味,一边跟他们聊天。

我爸妈会做几样拿手好菜,比如梅干菜烧肉、白斩鸡、蛋饺、腌笃鲜,这些菜也是他们的爸妈传下来的。

爸妈的老家在嘉兴,一个叫王店的小镇上,他们从小就吃这些菜。他们年轻时离开嘉兴,过了这么多年,这些菜始终没有离开过他们的饭桌。在发生疫情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候,我又回到爸妈的饭桌前,把这些从爷爷奶奶,从更早的先辈那里传下来家乡美味,再吃一遍。

每到这样的时候,我就会脑补爸妈年少时生活的场景,他们那时候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又是怎么认识的?

于是,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每次和爸妈一块吃饭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聊一段,把很多我小时候问过,但当时还不算太理解的一些细节再刨根究底挨个儿问一遍,然后把这些片段串联起来。

王店的倒影

我爸生于 1934 年,我妈生于 1937 年。他们的童年都是在浙江嘉兴的王店镇度过的。我妈说,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那里还很祥和、很繁华,生活在其间是很舒服的。

小镇和现在的西塘一样,被一条东西向的河分隔开。镇上有一条街,从南到北大概有两里多路,两边都是铺子。镇上的每一家都有沿河的房子,大门的门板是可拆卸的,夏天的时候把门板拔下来,抱着门板就可以下到河里游泳。

临河的堤岸边有一些延伸到水里的台阶,在这里可以洗漱、淘米洗菜。河里有很多鱼,常常有人在河边钓鱼。总之,那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小镇,非常恬静,非常有诗意。

我爸说,当年这条街上的铺子主要是卖一些日用品和土特产,还有卖食品的,比如云片糕,也有茶馆和小饭铺。

街上除了有很多铺子,还有两个教堂。一个叫天主堂,是天主教的教堂;一个叫耶稣堂,实际上是基督新教的教堂。有两个教堂,说明当地还是有不少人信教呢。

当然,庙更多。在这条五六百米的街上,有四五个庙。包括土地庙、关帝庙、观音庙,等等。这些庙各管一摊事儿,每个庙都对应着普通人的一些精神上的诉求。

街上还有三个学校。街东边和街西边的学校都只有小学一到四年级。中间的学校叫中心小学,从一年级上到六年级都有,是当时镇上最高水平的学校了。我爸说他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在这个中心小学做校长。

后来中心小学又加了初中一年级。那个时候,读了初中就是文化人了。1949 年后,有初中以上文化的,政府会直接安排工作,算是知识分子。

这条街上还有五六个中药房,另有两个中医老先生给人看病。

茶馆很多,其中最大的一家茶馆在桥头,是我外公外婆从乡下到镇上后开的,名叫仝羽春。茶馆的大小是按门面说的,一般的茶馆只有一个门面,但是外婆的茶馆有两个门面。

除了这些,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小镇居然有火车站。当时从上海到杭州的慢车,到这里要停一下。所以镇上的人能做小生意,他们经常坐火车把农产品,比如活的鸡、鱼,送到上海,换一些工业品回来,放在镇上的铺子里,乡下的农民再到镇上用农产品和钱换这些工业品,拿回到乡下用。

我妈说,我外婆有几个小姐妹,有在镇上开茶馆的,也有做别的生意的,用今天的话说,她们是创业者,每年春天都会坐火车到杭州灵隐寺烧香,顺便借拜佛机会游春,算是度假。

所以,虽然王店是个小镇,但镇上的信息一点都不闭塞,不管是上海的信息,还是杭州的信息,大家都能知晓。

我问,当时街上有政府吗?我经常被政府管,所以想到要问一下有没有政府,感觉没有政府机构的话,这个镇好像就不成为镇。我爸说,当时镇上不光有政府,还有警察局,不过那时政府管的事好像并不多。

这就是我爸妈从小生活的地方,一个宁静、悠闲的小镇,在当时的江南,也是相对富足、生活相对优越的地方。

绸布店伙计的爱情

在吃饭聊天的时候,因为特别好奇,我总会问爸妈一些问题。虽然他们都八十多岁了,但是记忆力非常好,表达也很清晰连贯,完全像是五六十岁的人。爸妈讲了很多他们经历过的事,我像是在看一个连续剧,把他们的生活、情感和经历又重新过了一遍,非常开心地领略了他们所经历的时代风貌。

我问他们,‘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我一直都没有问过你们。’

我爸很积极,他说,‘她哥哥是我同学。那时候我和她哥哥都在中心小学读书,因为这层关系,我和你妈自然就慢慢熟络了。’

我问,‘那你什么时候认识老妈的?’

我爸说,‘后来我们家衰落了,我就去一个叫同春发的绸布店做学徒。王店镇上的这些店,老板一般就一个人,很少有两个人合股的。通常是一个老板,请两个店员做事情。店员要从学徒做起,第一年管住管吃,不给工资。表现好的话,第二年开始给一点工资。同春发的店面就在你外婆家的茶馆边上,我每天要去茶馆打开水。正好你舅舅是我同学,所以就在那认识了你妈。’

我又问,‘那时候你们多大年纪?’

他说,‘那个时候她十二三岁,我是十五六岁。’

我说,‘按现在的说法,你们这也算是早恋吧?’

他说,‘那个时候没有人管这个事情。’

我说,‘这挺浪漫的,你们从小住在一个江南小镇的同一条街上,然后就认识了。那你们怎么又跑到西安了呢?我怎么就变成了西安人呢?’

我爸说,‘那是后来的事情。1949 年以后,整个社会变化了,我做店员的这个地方生意也不好,就关了。这时候有一个亲戚家的孩子,我应该叫表哥,是杭州一家布厂的失业工人,参加了全国总工会的培训后,被分配到西北纺织工会当干部。我就跟他说,这边已经没有事情做了,我能不能也去西安?后来他告诉我,可以。他跟西北纺建公司的人事科长说了一下,我就去了。

过去这一路,特别折腾。那个时候从王店到西安,要换五次车。先从王店坐火车到上海,再从上海换车到南京,从南京坐轮渡到浦口,再从浦口换车到徐州,在徐州换车到郑州,再从郑州换车到西安。这一路走了三四天。到了西安以后,我就在公司人事科上班。因为在人事科,我知道什么地方需要人,我就跟科长说,我女朋友也想来,能不能安排一下?

人事科长说,得先有一个她的自我介绍,另外得让她写阿拉伯数字。如果有文化,能写阿拉伯数字,就可以直接上班。你妈是从嘉兴最有名的中学毕业的,于是写了个自传,又写了一些阿拉伯数字,过来一考试,就被录用了。

到西安的时候,我十九岁,她十六岁,又过了几年我们才结婚。所以,你是在西安出生的,你就成了西安人。’

我说,‘有意思。你们这个故事让我感觉到,动乱的年代也会有一份宁静,在巨变当中也会有一些安稳。在焦虑、不稳定、不确定当中,人的内心其实也会有一些美好的情感,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经历。’

我觉得,知道这些还不够,我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得把他们的事搞清楚。于是,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聊一会,我想把那个时代的事还原,最终也许能完成一个拼图,让我更完整地审视一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繁华江南小镇的样貌。现在到处都在建小镇,我却很好奇那个时候的小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里的人,究竟有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人生,怎么样的故事?

病无可医 生死看淡

这些天在家里闷着,大家也都很关注疫情。所以在谈话中,我就问爸妈,‘那个时候有瘟疫吗?人们是怎么看病的?’

这时候总是爸说得多,妈在边上,看着爸,眼神中永远带着赞许和温柔。我爸说,‘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得了什么病。整个镇上就两个中医,生病了,有点钱的人才能请得起这些中医。没有钱的人,只能自生自灭。得了什么病不知道,也没有药吃。’

我问,‘什么样的人叫有钱人?’

我爸说,‘就是开店的这些人,比如我做过店员的同春发的老板,你外婆这种开茶馆的老板,还有乡下的地主,他们都算当时的有钱人。这样的人如果生病了,会派一个家里人去找那两个医生,约好时间,其中一个医生过来把脉,开个药方,然后再去抓药。就这样,如果治好了就好了;治不好,人的生命就结束了。每个人病了以后,一般也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就算是死了都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那个时候也没什么瘟疫的概念,反正人死了就死了,有钱人弄个好棺材,没有钱的人用木板做个小木盒子,把人装进去,然后埋了。’

我说,‘我小时候听奶奶说起,本来你们兄妹有七个人,但最后只活下来三个。剩下四个都得什么病死的,都在几岁时死的?’

我爸说,‘我上面有四个姐姐,大姐、三姐、四姐都在五六岁以前得病死了。有一个弟弟,因为比较好动,两三岁的时候,把煮稀饭的锅碰倒了,滚烫的稀饭把他的下半身都烫了。烫伤了之后也没有药,就用一些油什么的擦一下,拖了一些时间,最终还是死掉了。当时没办法,就找了几块板,做了一个盒子,把他埋葬了。’

我问,‘我记得,好像二姑和叔叔小时候也得过病,后来怎么治好的?’

爸爸说,‘我二姐,也就是你姑姑,大我五岁,她小时候得天花,看着都快不行了,家里就把她放到后边的房子里,让她自生自灭。结果她活过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活过来了。现在她已经年过九十了,身体依旧很好。人的命运就是这样,本来家人已经放弃了,但是她活过来了,后来的命运,你也知道,还不错。你叔叔得过疟疾,那个时候叫打摆子。发作时一会儿发高烧,一会儿冷得瑟瑟发抖。幸运的是,这个时候镇上来了一个西医。这个西医过来看了以后,给了几片药。吃了药之后,居然就好了。当时不懂,后来知道,这个药可能是奎宁。你看,我们姐弟三个人,姐姐都九十了,我们俩也八十五岁上下了,我们现在都很好。但是其他四个都夭折了,三个姐姐得了什么病都说不清楚。那时候,人说死就死了。也没有太大的震荡。’

《药》|鲁迅在小说《药》里,讲过一个用人血治疗肺痨的往事。那个年代,对于如何治病,人们有很多没有科学依据同时也没有疗效的办法。

我就问我妈,‘好像外公身体不是很好,死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他得了什么病呢?’

我妈说,‘你外公的病,现在叫肺结核,当时叫肺痨。他得了这个肺痨,老咳嗽,治不好,也不知道怎么治。他身体很弱,经常在茶馆门口,歪在椅子上坐着,晒晒太阳,看看人。你外婆非常能干,她经营茶馆。你外公就这么坐着,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我那时候小,才十一二岁。我只记得为了给他看病,家人让我去找接生婆。’

我问:‘找接生婆做什么?’

我妈说,‘那个时候,但凡有点钱或者是有点能力的,都去找接生婆,去要孩子的胎盘。在老家,胎盘叫做胞衣,大家都找胞衣。但是只有接生婆知道谁家生孩子,哪里能找到胞衣。所以妈妈带着我去找接生婆,然后拿回来一个胞衣,也就是胎盘。回来以后把它放在瓦罐上烤干,然后送到药房碾碎,再加一点其它药物,然后和上蜂蜜,捏成药丸,给你外公吃。在镇上,能够吃上这种药丸,就算是最奢侈的治病方法了。据说能吃好,实际上什么用也没有。所以在小镇上,很多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会死去,能活到 60 岁都很不容易,70 岁,确实就是古来稀了。’

我说,‘那是,要是都这么看病,还真是没法看。那个时候每年要死这么多人,还包括好多小孩,未成年人。人去世了怎么处理呢?’

我妈说,‘那个时候,如果看老人快不行了,要去土地庙领路条,也就是在黄泉路上用的路条。我记得爸爸快不行的时候,家里的一个大人带着我去了一个土地庙,到那以后跟他们讲,讲了以后庙里头开了一张路条,我们拿了路条赶紧往家跑。到家时爸爸还剩一口气,但他一直撑着,直到在嘉兴上学的哥哥赶回家,喊了一声【爸爸】,才咽了气。有了这个路条,人断气以后,换上衣服,才能够装进棺材,而这个棺材,早早就买好了放在家里。’

所以在那个时候,人是在自然状态下生存的,非常脆弱,无常、无妄。但即使是那样,也不能掩盖小镇曾经拥有的市井繁华,不能消磨小镇居民的喜怒哀乐,更不能阻止人们追求幸福时的苦苦挣扎……在这个小镇上,世间万象是并存在一起的,所有的这些,共同拼接成了一个小镇的兴衰史。

本文系冯叔新作《避疫六记》之四:《持箸记史》的第一篇。

过去一个多月里,冯叔和大家一样,为了躲避疫情,宅居在家。从繁忙的工作中闲下来,读书、写字、健身,和家人一起做饭、喝茶、撸猫……冯叔把这些闲暇中的点滴和所思所想记录了下来,写成若干篇文章,命名为《避疫六记》。

责任编辑:梁斌 SF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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