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列强与“东方大问题”
文/（英）托马斯·奥特/李阳/译
开篇语：19、20世纪之交，大清王朝治下的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甲午之战败于东邻在先，日俄战争诱发“满洲危机”在后，期间又接连发生戊戌政变、义和团及八国联军横行京华，“中国问题”与东亚变局，一时成为西方列强高度聚焦的“无限大的东方问题”。当时仍为头号豪强的大英帝国急于从中取利，与在华列强明争暗斗，各出奇招，彼此相持不下，权威渐失、方寸已乱的清廷才得以暂时维持。
回首一个多世纪前那段纷繁复杂、言人人殊的中外纷争史及更大范围的国际关系史乃至全球史，本期专题借用英美知名学者对此所作的深入研究和再三反思，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自强奋斗有多么重要。
漫长的19世纪倒数第二个十年，是一段史无前例的全球危机时期。1894~1905年最紧迫的就是“中国问题”。中国的未来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的生存，是列强在欧洲之外所面临的最复杂的问题。尽管有狂乱的“非洲混战”（编按：指19世纪末非洲各地人民奋起反抗殖民主义的激烈斗争），以及更为紧张、更具戏剧性的“东方问题”（编按：指近代欧洲列强为争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国领土和权益所引起的一系列国际问题），但是人们普遍预期的中华帝国的崩溃，却与列强有着更加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个“无限大的东方问题”似乎孕育着某种灾难性的可能，也许会在欧洲列强为中华帝国的废墟你争我夺时，引发世界末日大决战”。这绝非神经过敏的政客的夸大之词。
“文明”之蚕食
在19世纪的上半叶，中国逐渐并入西方的国际关系体系，是由两个不断发展的因素同时驱使：一是太平天国（1850~1864年）后，作为统治者的清王朝内部削弱；二是挟先进科技的欧洲列强扩张，迫使中国向西方的商业、外交和传教活动打开门户。自从1860年中国被迫进入“条约体系”（编按：当年清廷分别与英、法、俄三国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以及中英《天津条约》）后，中华帝国的相当大一部分，已经变成了欧美“帝国非殖民地化的延伸”。
随着1894~1895年日本迅速击败中国舰队，欧洲各国总理府的走廊里都回荡起“中国问题”的声音。按照19世纪90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编按：由达尔文的进化论演绎而来，提出“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并以此解释社会现象）的观点，中国已经成为似乎垂死的国家链条中的最新一环。中国行将灭亡的说法“像瘟疫一样传遍了欧洲”。
索尔兹伯里勋爵（编按：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三度出任英国首相），在他1898年5月于樱草会（编按：1883年创立的英国保守党下属组织，因前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喜欢樱草得名，以在大选中为保守党争取选票为目标，1910年时会员超过二百万，通常由保守党领袖任会长，至2004年才告解散）发表的经常被人引用的关于“垂死国家”的演讲中，对这一现象做出了也许是最尖刻的表述。他预言：“欣欣向荣的国家将逐渐蚕食垂死国家的土地，文明国家之间冲突的种子会逐渐显现出来。”
这是极具“先见之明”的。直到1905年，“中国问题”都使所有其他国际问题黯然失色。中国的羸弱符合国际关系中一种崭新的扩张主义动态，反过来又在刺激着这种状态。中国成了列强政治的目标。列强之间的关系从欧洲的核心地区扩展出来，一直延伸到东亚边缘。欧洲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们“被迫小心翼翼地关注着中国和欧洲政治的晴雨表每一步变化——因为一个地区的政治形势会影响到其他地区”。
“利剑”式外交
“中国问题”有一种复杂的、令人尴尬的意味。人们以不同程度的紧迫心情，预测中国将土崩瓦解，由此加剧了列强在这一地区的争斗。然而与此同时，欧洲的政客们又都心照不宣地认同，最好不要让中国正式分裂。他们的谨慎与在公开辩论时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言论，形成了鲜明反差，这种反差受诸多因素影响。中国不像非洲，并非很容易侵入并可填补的权力真空。它表面上是由一些松散联合的总督辖地组成，但拥有高度的文化和种族同一性，外族直接统治一向会受到中国民众的强烈抵抗。
在1895年后争夺铁路、矿山及其他商业特许权的斗争中，中国与列强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因为这样的特许权使资本输出成为必需，并且要求稳定。维持中国现状，符合金融帝国主义的逻辑。因此，中国并不十分符合法国历史学家勒努瓦对19世纪是“宰割天下的时代”的特性描述。尽管这并不妨碍列强以强制性外交的手段，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桥头堡，通常形式是由划定“势力范围”包围的海军基地。
英国的政策必须因这些变化而进行调整，“我们的对华政策，应当是一种稳健政策。我们的确想看到这些土地向普遍贸易开放，但我们不想看到它们在这个垂死大帝国的继承人之间分崩离析”。
当时在英国国内很有影响的杂志《爱丁堡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以令人钦佩的洞察力这样概括了英国的现存问题。该文指出，中国的“分裂”既非正在发生中，也非绝对不可避免，但英国在华商人现在必须抵御有政府撑腰的欧洲对手的挑战，而政府在外交上应该保护贸易利益和现有的条约权利，以防中国当局从“内部”违约以及其他列强从“外部”侵蚀。
作者最后声言：“我们被迫采取的外交手段，意味着当我们抵挡俄国和法国的攻势时，必须让中国挡在剑锋之间，也就是说，每一刺都要穿过总理衙门（主管外交事务）的躯体。”
“战国”化角逐
19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问题”加剧了列强之间关系的不稳定状态。在亚洲，对于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和中华帝国看似不可逆转的衰败，俄国的影响似乎越来越势不可当。鉴于俄国在地理上紧邻中国，它对中国东北和其他边疆省份的“温和渗透”很难遏制，亚洲的大角逐似乎正在向有利于俄国的方向倾斜。英国与两个“传统”的帝国对手法国和俄国之间，自1891—1892年以来关系的趋紧，进一步改变了国际格局。巴黎和圣彼得堡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抛弃既有的原则、偏见和传统，于1894年结成一个羽翼丰满的军事同盟，其主要目的是将德国限制在欧洲。与此同时，两个同盟伙伴尽情地在欧洲之外追逐各自的利益，这实际上意味着，其矛头主要是指向英国的。俄国在中国北方看似贪得无厌和不可遏制的野心，搅乱了有利于英国的远东政治现状，而“非洲混战”也进入到最后阶段。
英法之间剑拔弩张，法国受到与俄国结盟的鼓舞，这时则频繁扮演起“俄国走狗”的角色。而在中国，这两个盟友的外交代表在所有场合串通一气，以致外交界将他们称为“连体婴儿”。法俄结盟的结果是形成对德国的某种钳制，限制了其在欧洲纵横捭阖的外交自由，但德国也显示出欲在世界舞台上担当主角的更大野心，不断向海外扩张其“国际事务”，并触犯了英国的利益。此时，在国际政治的外围，日本和美国正开始崭露头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