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甲骨文上有“疟疾”“疾年”的文字，《周礼》中有瘟疫相关的记述，或因天灾，或因人祸，中国历史上几乎历代王朝都有大疫。在医疗水平、卫生意识极其落后的前现代时期，瘟疫一度成为中国人的“致命杀手”。直到20世纪中叶，瘟疫在全国人口死因构成中所占比重，才不再居于首位。
可以说，瘟疫在这片土地上流传肆虐的时间，几乎与文明史一样长。如今，非典与新冠的相继爆发再次提醒着我们，瘟疫的威胁其实并未消散。
站在历史的维度看，“江南地区”始终是中国瘟疫记录中的一个高频词汇。从唐代的江南道、宋代的两浙路，到明代的南直隶等江南地区、清代以苏松太地区为中心，江南地区曾经历了太多有关于“战疫”的辛酸与勇猛。有学者称，江南曾是国内数一数二的瘟疫高发区。
然而，尽管瘟疫对于江南社会的破坏力之强，但所幸，江南不但没有在瘟疫的肆虐下一蹶不振，反而成为这个国家人文和商业领域的集大成者，或者说“最终赢家”。
高发之因
据史书记载，东汉之前，中国瘟疫只发生了寥寥几次，并且几乎都集中在人口分布较多的北方地区。东汉时情形发生了转变，不仅瘟疫的次数大幅增加，时间间隔也愈来愈短，同时随着南方的开发、中国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江南地区的瘟病流行次数明显增多，甚至历史上的几次大瘟疫都曾将江南变得惨不忍睹。
举例而言，明末的江南瘟疫造成了“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的惨状。在康熙、乾隆、光绪三朝，江南地区的瘟疫次数占了整个清王朝瘟疫总数的57%。
那么，为什么江南会是瘟疫的高发区呢？主要因素有三。
一是地理环境。素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称的江南，有着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优良自然条件——光热充足、气候温湿、河网如织，对农作物的生长极为有利。同时也为致病微生物的滋生、传播提供了便利。
二是人口数量。人口的增加、城镇的发展也是瘟疫爆发的土壤。传染病学研究表明，瘟疫要在某一地区长期地存活下来，必须要有密集而流动性较强的人群。江南正是拥有符合此条件的人群。
东晋后，特别是唐宋以后，随着运河的开通，把江南连接成了一个河网湖泊的水系整体，推动了城镇经济的兴旺与人口的骤增。生活在水乡泽国，多数人随意将垃圾、粪便等倾入河水中，造成河水污染，导致卫生环境恶化。这样一来，水网又成为瘟疫传播的渠道。
三是战争、饥荒等影响。比如，据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的记载，苏浙皖地区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战场，自咸丰十年起，由于战事频仍，环境污染，粮食短缺，大部分江南民众体质下降，致瘟疫爆发，并在同治元年达到高潮。随着战争的结束，到同治三年，疫情才渐趋平息。这场瘟疫，是清代江南波及范围仅次于嘉道之际大疫和疫死率最高的瘟疫，致使数百万人罹难。
防控体系
面对多次来势汹汹的瘟疫，除了依靠气候变化等自然条件的转变外，江南人民逐渐摸索出了一套防范体系，包括医学救治、应对机制、慈善救助、民众自我防范等。
其中，主要的是官方防控体系的建立。比如，官方出面建立了各种医疗机构、增加了医护人员的部署，使得民众的医疗条件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当疫情发生时，这个防控体系能有效地应对，履行保护全社会和百姓健康的责任。
早在隋代，各郡县官府便设有医生。唐代较隋代更为重视医事，建立了一套上、中、下州依级分置不同数量医学博士、助教、学生的体系。
比如，大都督府设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都督府医学博士一人、学生十五人。下都督府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上州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州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下州医学博士一人、学生十人。
这些医学博士均身兼医疗、教学之职，既以“百药救民疾病”，又在助教协助下，教授学生。一旦疫情发生，朝廷便会派出使者送医送药，以加强疫区医疗力量。
宋朝时期瘟疫频繁且严重，史书称“死者十有五六”“户灭村绝”“流尸无算”。不过，抗疫机制也在这个时期得到较大发展。
与前朝相比，宋朝更加注重医疗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如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太医局和惠民和剂局等。其中，翰林医官院隶属于翰林院，医疗设备先进，医生数量多，级别高，实力强，常常受皇帝的指派到各地探察、救疗百姓。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翰林医官院就成为救治百姓的主力军。
药室
为了让百姓买得起药、用得起药，宋朝还对城市居民实行医药救助政策，在各地大力发展官办药局，如南宋临安府就有五所官办药局。当疫情发生时，这些药局会免费为民众提供医药。
除此之外，官方的另一项举措便是——隔离病患，这和今日应对新冠肺炎病毒的“封城之举”有相似之处。而要说隔离制度，也并非江南首创。据载，早在秦代就已经有隔离传染病人的措施了。但江南人对这个制度有很好的传承。
史载南朝元嘉四年，建康发生瘟疫，江南政府出资购买棺椁收殓无人安葬者，以免疫情进一步扩散。宋代的江南还普遍实施漏泽园制度，掩埋无主尸体，从而大大降低了瘟疫蔓延的可能性。
民间力量
每逢瘟疫流行，各地官员均广施医药，以期尽快消灭疫情。但官方力量再强大也不可能事无巨细都精密考虑到，它有一定的局限和缺漏。因此，战疫之时也需民间的力量来灵活处理疫情的发展、遏止瘟疫的流行。
江南地区不仅经济发达，也注重教化。在瘟疫面前，除了官府之外，民间力量也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和意愿去聘请医者诊疗病患。如苏州、杭州、南京、上海等地就有记载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团体和民间慈善机构积极开展诊疗救助的信息。
比如乾隆二十年，无锡大疫，乡贤张鹏翔倾其所有，收治数百贫困病患。道光四年，苏州大疫，当地韩、黄、许等姓绅士与官府合作开设医药局，为贫困病患进行免费诊疗。
最为后人所熟知的是苏轼的“安乐坊”。那是北宋元祐四年，杭州城爆发瘟疫。由于政府财政匮乏，又没有助民治病的专门经费，情急之下，太守苏轼带头捐款“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引发众商、乡绅赞助，创办了“安乐坊”，成为中国最早的民间救济医院。“安乐坊”聘僧医主之，医愈千人，成为苏轼的众多政绩之一，至今仍在杭州流传。
杭州西湖苏东坡纪念馆
同时，江南文化教育的繁荣也使得江南地区名医辈出，对瘟疫的研究、诊治，乃至重视程度往往处于国内甚至世界领先水平。明末吴县人（今江苏苏州）吴又可在细致探究了瘟疫的形成及传播机制后，写出了我国第一部传染病学专著《瘟疫论》。该著揭开了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新篇章，创立了表里九传辨证论治思维模式，创制了达原饮等治疗温疫的有效方剂。如今，吴又可观点的正确性也已被现代医学及微生物学所证实。
做好个人卫生，是防疫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江南人在这一点上的认识也是比较超前的。钱塘人（今浙江杭州）谢肇淛在《五杂俎》提到，江南人在端午时“饮菖蒲也，悬艾也，作艾虎也，佩符也，浴兰汤也，斗草也，采药也，书仪方也，而又以雄黄入酒饮之，并喷屋壁、床帐，婴儿涂其耳鼻，云以辟蛇、虫诸毒，兰汤不可得，则以午时取五色草沸而浴之”。
可以想见，江南人很早就开始利用中草药来杀菌消毒，保持个人和环境的卫生，预防瘟疫发生。
近千年以来，瘟疫多次侵袭江南。可以说，瘟疫始终是江南历史演进过程的基本参数和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瘟疫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民的苦难，也照出江南民间的智慧与韧劲。
作者 | 何子维 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编辑 | 谭保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