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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关东大地震死亡14.3万人!中国这样援助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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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方紧急向日本捐赠一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在日本防疫形势吃紧背景下,中国紧急向日本捐赠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的消息登上热搜,两国网友为此出现新一轮互动。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第一时间表达慰问,并纷纷伸出援手。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甚至决定从党所属的国会议员3月份的经费中统一先行扣除5000日元作为支援金。日本的积极援助,赢得了中国的民心和敬意。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如果日本遇到困难,中国一定要鼎力帮助。”近期,微博上不少中国网友这样留言,表达对日本支持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感谢。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历史人文渊源深厚。

大唐盛世之时,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赠给唐朝僧人千身袈裟,在袈裟边缘绣着四句偈子: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

大唐高僧鉴真被长屋王的善举所感动,认为日本与佛法有缘,于是决定东渡日本,兴隆佛法,济度聚生。

如今,时隔千年,“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这句偈语出现在日本汉语水平考试HSK事务局捐赠湖北的物资上,一时被传为美谈。

事实上,早在这次疫情发生的约一百年前,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中国人民也曾热心地帮助过日本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历史研习社”(ID:mingqinghistory),原文首发于2020年2月12日,原标题为《百年前,中国也曾这样援助日本》,本文有删节,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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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大地震

1923年9月1日11时58分,日本东京,正是许多人做午饭的时候,当时的日本摄政即后来的裕仁天皇也在举行盛大国宴,招待各国使节。

突然间,所有人都感到大地在猛烈的颤抖,刹那间便地动山摇。裕仁慌乱之下,不顾礼节,踉踉跄跄地跑向殿外的花园,他看到了一幅天崩地陷的恐怖图景。

此次大地震,震级7.9级(后世研究显示实为7.9-8.3级),比我们唐山大地震的震级还要高。地震震中距离东京都六七十公里,波及整个关东地区。关东地区拥有日本最主要的工业区——京滨工业区,这里人口稠密,厂房林立。由于当时家庭主妇们都在用火煮饭,东京老城居民区又几乎全是江户时代传统木造建筑,这导致建筑物倒塌的时候,还引起了火灾。

更不幸的是,此时附近沿海还刮来了台风。风助火势,四处蔓延,连地面上柏油路都被熔化。一时间,住宅在燃烧、学校在燃烧、工厂在燃烧,其中最悲惨的一幕发生在东京市中心的陆军本所被服厂,被服厂拥有一个体育场大小的空地,当时大约38000人挤进这里避难,却不料被后来引起的火灾旋风烧死或窒息而死。

地震虽然本身时间并不长,但是地震引起的大火燃烧了3天,直至东京和横滨已经被烧成一片瓦砾。加上地震还引发了地裂、泥石流、大塌方、海啸,将整个关东地区变成人间炼狱。当时一位湖北籍的留学生阎五曾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景象:四顾茫茫,尽目所之,昨日比妍争媚,炫光耀彩者,一朝变为瓦砾木炭矣!五十年来之苦心努力,尽归泡影矣!至若横尸路上者,何莫非昨日意气扬扬,往来街市之青春男女!触目凄怆,低徊不忍复视。

事后统计,关东大地震共造成约14.3万人死亡,其中90%被烧死,负伤者超过20万人,44.7万所房屋被烧毁,因此,此次地震后来被列为“世界火灾最大的地震”。

“一切都完了”,日本人这样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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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伸出援手

关东大地震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

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军阀混战,灾祸连连。但是当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听到日本发生了这样的灾难后,听到200多万日本人无家可归时,还是积极地伸出了援手。

凡是熟读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会觉得这样的积极援助不可思议,原因倒不是当时的中国有多么的国弱民穷,自身的物质条件极差,没有多少援助的能力,而是中国承受了太多日本给予的伤痛。从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到日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践踏中国领土、抢夺中国资源、戮杀中国人民,丧心病狂,无恶不作。试问,当时对日本侵略记忆犹新的中国人民,是如何说服自己去帮助一个青面獠牙的恶邻的?

这个暂且不表,当时,北洋政府号召各界捐弃前嫌,不念旧恨。从国家层面,外交部成立了临时救济日灾委员会,并拿出20万元库银作为捐款,并下令暂免食品、服装、药品、卫生材料等出口日本的关税,从社会层面,要求地方长官劝谕绅商,广募捐款。号召民众不再抵制日货,救日本灾民于水火。

此时的北洋政府内部正闹得鸡飞狗跳,直系军阀首领垂涎大总统的职位,就派兵包围了大总统黎元洪的官邸。黎元洪手里没有枪杆子,只得先逃出北京,打算去上海组织新的政府。曹锟赶走了黎元洪,自己却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在反直系势力的鼓动下,大量国会议员离京,使国会无法正常开会。从而破坏了曹锟原定的选举计划。

没有国会选举,曹锟就无法名正言顺的坐上总统的宝座。曹锟的解决办法也简单粗暴,只要国会议员们回到北京参加选举,并且选举我为大总统,我就给每个人发一个5000元的大红包。于是,这就出现了民国历史上相当丢人的一幕,通过贿选,曹锟终于当上了大总统。

也就是说,在关东大地震这段时期,北洋政府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大总统。真正做出援助日本的决策的,是当时的内阁。曹锟此时虽然掌握实权,但他正在忙着把国会重新拼凑起来,心力交瘁,哪有什么闲心去关注日本的大地震?

况且,我也看不到曹锟跟日本政府有什么暧昧关系,日本政府大力支持的军阀,是皖系的段祺瑞,和奉系的张作霖,曹锟实在没有必要去讨好日本。

内阁之所以做出积极援助日本的决策,我想应该是受到了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决定性影响。顾维钧曾在巴黎和会上坚决反对日本侵占青岛,在国内政坛上很有声望。顾维钧在内阁会议上主张尽释前嫌:“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之后,外交部电令驻日代理公使张元节调查灾情,并向日本政府表示慰问。紧接着外交部负责成立了临时救济日灾委员会,系统协调相关援助事宜。

中国政府的行动异常迅速,为了尽快将粮食、药品及红十字队送往日本救灾,海军李鼎新总长甚至调派军舰两艘,载运粮食紧急驶往横滨。

关东大地震后灾民无家可归 

中国政坛上各位大佬也都掏腰包援助日本,张作霖向日本赠送面粉2万袋、牛100头;曹锟捐款5万元,其中3万元赈济日本人,2万元赈济旅日华侨、留学生;段祺瑞在天津成立救灾同志会,在曹汝霖、张勋等人支持下,筹款10万元交日本政府;吴佩孚、肖耀南各捐款2万元;前清皇帝溥仪没有现金,就捐了价值约在30万元上下的古玩字画珍宝,理由是“并没有什么政治动机,我们真正对日本感到同情”;孙中山先生则因为实在是囊中羞涩,就向日本政府发去了一封慰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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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积极援助

中国民间的动作,比政府还要快。而就在地震发生的半年前,中国社会各界还在推行“对日经济绝交”的政策,使得日本对华出口额度大幅萎缩。

关东大地震第二天,上海20余个慈善团体就相约讨论,前往日本驻沪领事馆及日本居留民会探问情况。

4日,上海总商会成立“中国救济日灾义赈会”,几天之后,运送义赈会救援物资的轮船招商局“新铭轮”就从上海起航,前往神户港。这批救援物资包括1万包面粉、3000包大米。日本知名华裔历史小说家陈舜臣曾写道:“关东大地震损失惨重,从海外来的救援船纷纷抵达了码头,其中最先抵达的是中国的新铭号”。

与“新铭轮”同一天出发的,还有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理事长庄得之率领的24人赴日救护队。救护队还携带2万元赈灾款、10余箱赈灾药品。他们星夜奔赴日本,成为到达日本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

在北京,北京银行公会筹拨10万元,购办米面3万石,即行赴日救济。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在中央公园,即现在的北京中山公园,召开书画助赈会,9月28日,助赈会第一天即售出书画数百件。北京各界还举办游园会、游艺会、展览会,募集赈款。

民间表现最活跃的就是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他在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大城市组织赈灾义演,将募捐所得全数捐给日本灾民。在他的号召下,当时的名角余叔岩、杨小楼等均加入了义演。

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这些之前抨击日本侵略的报纸,也都及时发布募捐公告。市民们也都积极响应,很快报纸就收到了44万元善款;就连上海中小学生,都拿出了他们的零用钱……

一个饱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的国民,何以会在半年时间里就转换了态度?我想,可能这就是中国人恩怨分明的性格吧,当你欺辱我们之时,我们与你抗争到底,当你落难无助之时,我们不仅不会落井下石,反而会向你伸出援助之手。可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君子之风,也是中国人的大国风范。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及教育界人士积极收容、安置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并多次派遣船只,免费运送他们回国。其中,日华协会对救助受灾留学生出力最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洋政府驻日使节却对地震中受灾的华侨和留学生不管不顾,即使是国内赴日救援的团队也熟视无睹,不予接待,或只是敷衍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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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二战之后,中日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历史上两国之间的恩怨情仇,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也让日本吞下自己酿造的苦果。当硝烟散去,两国人民都已意识到,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安定繁荣,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日本的安全和繁荣,都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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