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信刚:波斯的诗与画 | 波斯文明圈之四
文 | 张信刚
编辑 | 王延春
编者按:2020年1月3日,美国的无人机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发动空袭,将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将军苏莱曼尼刺杀。苏莱曼尼之死是1979年人质危机以来使美伊两国最接近战争的事件。近期很多读者关注中东地区、伊朗高原以及伊朗的历史,期待从历史的演进与纠缠中探寻该地域的发展。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张信刚先生从大历史与文化地理的角度深入研究中东地区,曾写过《大中东纪行》一书。近日,他为《财经》杂志撰写了系列文章,我们将陆续刊出,以飨读者。
公元7世纪中叶开始,曾经产生强大且影响力深远的波斯文明的诞生地——伊朗高原被阿拉伯人占领,之后又有嚈鞑人、塞尔柱突厥人、花剌子模人、蒙古人和土库曼人轮流统治。
作为文明体,波斯文明始终健在,但是波斯帝国和它的王统却间断了大约1000年。这1000年间,多批入侵者大都已经变成穆斯林,并且几乎全部在语言上波斯化。所以波斯被征服了多次,而多批入侵者又在语言上和宗教上被波斯同化。即使如此,多番被入侵后,波斯人对自己的文明产生了一种加以保护和予以发展的欲望。
一、 入侵者激发的波斯文化自觉
9世纪时,波斯人建立的地方性政权萨曼王朝在中亚崛起。虽然他们也奉哈里发之名进行统治,但王朝的主体意识是波斯的,因此刻意推行波斯文学。
波斯人在建筑、绘画、音乐和文学等方面早有成就;萨珊王朝时代这几项都已达到相当的高度。然而,诗作为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早期的波斯文明里并不重要。七世纪,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绝大多数波斯人信奉了阿拉伯人的宗教,许多人也通晓阿拉伯文。阿拉伯语很有韵律感也容易押韵,所以阿拉伯人对诗素来非常重视。两个民族逐渐融合的结果是波斯人也开始重视诗。第9-10纪在呼罗珊地区(包括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出现的使用波斯语的政权——萨曼王朝(819-999)和伽色尼汗国(977-1186)——都很重视诗人,在宫廷里时常有波斯诗歌朗诵;因此诗人的社会地位很高,对民间的语言和文字有重要的影响。
萨曼王朝的创建者是萨珊王朝皇族的后代。7世纪亡国后,他们东迁呼罗珊地区。过了一百余年,他们以(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布哈拉为首都,建立了波斯人为主的王国,鼓励诗人以萨珊王朝的宫廷语言“达里语(Dari)”创作诗歌。达里语诗歌在皇室的推动下广泛流传,以致波斯文化圈的东部人口自9-10世纪起改说以西部法尔斯省的语言(Farsi)为基础的“达里波斯语 (Dari Farsi)”,即宫廷的波斯语,,简称波斯语(Farsi)。
波斯语盛行的时代恰巧也是苏菲神秘主义在波斯文明圈迅速发展的时期。所以苏菲主义的哲学思想,以及苏菲信徒们的一些感受,往往用很简短的诗句表现出来。苏菲们把人与真主之间的关系当作最重要宗教体验和神学命题,把寻求与真主合一当作最高的期盼和快慰。通过苏菲的爱好与传播,9-10世纪时,诗在波斯文明圈内成为非常重要的文学形式。
二、波斯四行诗的发展与特色
虽然波斯诗在萨珊时代已经存在,但是一直到第9-10世纪才出现了几位著名诗人。当时的诗体是四句,句尾有押韵,跟中国唐代盛行的绝句颇为相像。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穆宏燕教授曾分析波斯四行诗与中国唐代绝句之间的异同,并引述一位意大利学者的研究,提出波斯的四行诗很可能与中亚的西突厥人的诗都起源于中国的绝句。
四行诗和绝句的确有相似的特质;它们都短小简洁,很适于表现一种瞬间的感觉或是直观的意念。诗人可以用比喻令读者在短短四行文字里感受到自己想要传达的意念。
波斯早期的诗人中,最著名的是出生于今日塔吉克斯坦的鲁达基(858-941);他是一位传统的穆斯林,受到萨曼王朝宫廷的推崇,被公认为四行诗的奠基人。
较晚一些的著名诗人海亚姆(1048-1131)出生于今天伊朗东部的尼沙普尔。他同时也是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很尊重理性,与信奉苏菲神秘主义的诗人很不相同。海亚姆虽然只写四行诗,但是他的诗作精辟,题材广泛,可以说是波斯四行诗的代表人物。可能因为海亚姆崇信理性,学识广博,与后来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学者有共同点,所以他在西方非常受欢迎;他关于爱情、苦难、人间不平以及宇宙奥秘等方面的诗作都被翻译成几种欧洲文字。
12世纪以后,波斯诗里又出现了其他体裁,但是四行诗却始终是最受人们欢迎的。
下面借用穆宏燕教授举的例子,对比中唐诗人刘禹锡(772-842)的一首源自四川民歌的短诗《竹枝词》和13世纪罗姆塞尔柱苏丹国(今天土耳其中南部)的莫拉维(1207-1273;见后)的一首四行诗:
竹枝词(刘禹锡)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而莫拉维(西方人一般称其为“鲁米”,即生长于“罗马国”之人)的四行诗是:
秀发似网缠且缠,红尘如蜜叹弗叹;
相会誓言空又空,离别之痛添再添。
以上的汉语翻译虽不能和原文等同,但至少可以看出来,两首诗都短小精干,讲的都是男女爱情。
但是刘禹锡写的就是男女之爱,没有其他的隐喻,而莫拉维写的却是带有宗教意味的苏菲爱情诗。
三、沉醉于爱情的苏菲诗
鲁达基、海亚姆以后又出了许多用波斯文写作的著名诗人,除了波斯人之外,还有塞尔柱突厥人、花剌子模人,阿塞拜疆人、以及后来的奥斯曼人和莫卧儿时代的印度人。可以说,中世纪和前现代波斯文学的传播地区与古典时期波斯帝国的领土大致重合——西起爱琴海,东达印度河。
鲁达基与海亚姆之后,生活在阿塞拜疆的内扎米(1141-1209),以他的《五卷诗》著称。《五卷诗》中的《蕾莉与马杰农》是内扎米的代表作,根据阿拉伯传说而写成,叙述一对属于不同部族的青年男女为追求爱情而殉死的悲剧。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若不是胸中燃烧着爱你的情火,为你而流的泪水早已把我淹没; 若不是眼中饱含为你而流的泪,忧伤之火熊熊早已把我焚烧成灰。”
历史上最著名的三位波斯苏菲诗人都生活在蒙古人统治的时代。在蒙古人的伊儿汗国治下,波斯和中国来往很多,所以在文学上和艺术上也有相当的交流。
伊朗西南部的设拉子在蒙古人入侵时因为本地统治者付出重金,所以没有受到杀戮与破坏,社会环境比较平和,也许因此而产生了两位世界著名的诗人:萨迪(1210-1291)与哈菲兹(1315-1390)。前者的名作《果园》、《蔷薇园》以及后者的《抒情诗集》在波斯世界可谓无人不晓,任何人都能背诵几首。在整个波斯文学史中,除菲尔多西所著长达五万句的韵文史诗《列王记》之外(见前章《伊斯兰教与入侵者》),哈菲兹的几百首抒情诗可能是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作品。
萨迪幼年丧父,出身寒微,长大后曾到巴格达学习阿拉伯文学与伊斯兰法律,也曾经以沿途托钵的苏菲身份遍游中东各地。他的作品包括诗歌及短篇小说,文字高雅而富于深刻的哲学思想与社会意义。,他的一个名句是:“全能的真主所钟爱的人是:富有但具有穷人的谦卑者以及贫穷而具有富人的雅量者。”
哈菲兹是一个没有教团或官府职称的文学家,自小就能背诵全部《古兰经》(在伊斯兰世界里,能够背诵全部《古兰经》的人被称为“哈菲兹”;他的名字就是如此得来)。从他的大量诗中,人们能够看到从哈菲兹的“酒杯”里流出来的不是“琼浆“,而是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是狂放不羁的,真正的风流。正因如此,哈菲兹的诗也被全世界(特别是欧洲)的文学爱好者所推崇。
另外一个极为重要苏菲诗人是上面提到的苏菲教团的领袖莫拉维(被欧洲人称为鲁米)。当他写饮酒的时候,他把酒分为“真主之酒”与“魔鬼之酒”;他还把“爱情”视作“人神之爱“,并且经常以“男女之爱”来比喻人和真主之爱;他认为人生所有痛苦的来源是与真主分离,所以设法和真主结合并且设法保持“与真主合一”的状态应该是所有人的最高追求。
在苏菲诗人笔下的美女与醇酒既然另有隐喻,那么要理解苏菲神秘主义的诗就必须要能够看出,作者是在以喻托表达他们对真主的感情,以及达到与真主结合的体验时的难以名状的欢愉。
在这类表述中,苏菲主义者其实等于修改了伊斯兰教最基本的“信主独一”的教义。依照传统教义,万物皆为唯一的真主所创造,莫不为唯一的真主所有。而苏菲神秘主义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真主的神性的一部分,所以诗人们往往在诗里面写的是对真主的爱情和与真主同在时的陶醉。他们把着眼点从“后世回归真主”转为“今世与真主合一”,把真主和人之间的本是创造者与被造者的关系说成是“恋人关系”。所以我把本篇的这一节叫做《沉醉于爱情的苏菲诗》。
波斯诗的发展到第15世纪的时候,重心又转移到呼罗珊,即今天的阿富汗。当时整个波斯的文艺复兴的重点在中亚。这是因为受波斯文化影响极深的说突厥语的蒙古人的帖木儿王朝继承了波斯的文明,并且大力推动波斯文化的复兴。也就是说,蒙古人13世纪的入侵削弱了波斯文明,而突厥化的蒙古人的后代于15世纪又促成了波斯的文艺复兴。帖木儿王朝时期有几位重要的波斯诗人,最著名的是被认为将波斯诗推到最高点的集大成者——贾米(1414-1492)。他生活于15世纪帖木儿汗国的首都,即今天阿富汗的赫拉特,最著名的作品是《七宝座》。
总结一句,波斯文明在发展出独特的军事组织、政治制度和法律系统之外,还创造了琐罗亚斯德教;自从波斯人信奉伊斯兰教之后,波斯人在文学上开始注重诗,而诗又和苏菲主义的发展差不多同时,因而形成了苏菲爱情诗这种文学类别。
四、从浮雕到细密画
波斯文明对于艺术,其实很早就有表现。2300年前的波斯波利斯王宫里就有栩栩如生的浮雕艺术。萨珊王朝时代,摩尼教的创始人摩尼是一位艺术家、画家。后来摩尼教非常注重绘画,还用金箔等特别鲜艳的颜色创作艺术。蒙古人在征服西亚后所建立的伊尔汗国时期,波斯与中国来往频繁,通过史书、绘画、瓷器,以及人员的来往,波斯的几个艺术品类都有了改变。特别是波斯绘画有了新的发展。
这时全部波斯文明圈早已伊斯兰化,而在伊斯兰传统里,绘画是不受鼓励的,尤其不能画人像,甚至也不画动物,以免触犯禁止偶像崇拜的教条。因此在伊斯兰社会里,一般只能画花草、几何图形以及经过艺术加工的书法。在蒙古人统治西亚和中亚的时代,中国的绘画艺术传到了波斯,许多画工开始受到影响而将“中国画风”表现在他们的画作里。如前文所述,这正是波斯文学非常昌盛,有许多诗作问世的时期;同时也是苏菲神秘主义成为波斯文化主流的时期。由于许多史书和诗集相继问世(如前面讲到的《列王纪》,《五卷诗》,《蔷薇园》),多数书中都有富于历史意义而又生动感人的情节。于是出现了一种新艺术形式,即是在书中用插画把某些情节表达出来。插画家需要用很细的笔和多种色彩来画成令人欣赏的图画,这就是细密画。
细密画里面有人有物有景。这个插图艺术因为需要很细的笔和很细致的功夫,比中国传过来的工笔画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种插图艺术(细密画)是波斯文明自从绘画艺术中断后,再创出的一种绘画方式。它和中国的绘画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绘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作画方法上都有不同,具有波斯和伊斯兰的特色。细密画后来传到莫卧儿时代的印度和奥斯曼时代的土耳其,也到了阿拉伯地区。由于阿拉伯地区的宗教信仰更保守与传统,大多数人不接受苏菲思想,所以细密画在阿拉伯地区固然存在,但没有盛行。在土耳其,印度和整个波斯文明圈,细密画成为最受重视以及最高档次的绘画艺术。
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波斯细密画所代表的思想,以及画家们的作画方式,可以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以及唐宋以来的中国画相对照。
五、细密画导读——“我的名字叫红”
2003年暑假,我偶然间得到一本英文翻译的土耳其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作者是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我一开始看就几乎放不下手;但这部情节曲折,环绕一群宫廷细密画师而写的小说,就像细密画一样,必须要仔细看才能明白。
读毕这本书,对作者非常钦佩。半年后,通过朋友介绍,我到伊斯坦布尔会见了奥尔罕. 帕穆克。我们谈的很好,所以我邀请他到香港城市大学给一个特别讲座;还请他到我寓所,作为每月举行一次的“城市文化沙龙“的特邀嘉宾。
奥尔罕·帕慕克是一位学过建筑但没有当建筑师的小说家。为了写《我的名字叫红》,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令我十分高兴的是,帕穆克到香港做客两年之后,他得到20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突厥语言作家中的第一人。而宣布诺贝尔奖的当天,我恰巧在伊斯坦布尔和他的兄嫂会晤。
《我的名字叫红》的确是一本非常引人的小说。但对我个人来说,同样有价值的是,作者对细密画做了多维度而深入的介绍,可以说是一部细密画专辑;作者也在书中似乎是随意地表露了他对一些问题的颇为深刻的看法。在这本小说里,细密画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之间的冲突引发了一宗离奇的谋杀案,因此带动了本书的主轴。
这里先说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的欧洲绘画。这种绘画的基本点是画家先选定自己的位置才开始画出自己所见到的景象。画中有远近大小的分别,表现出立体透视的概念;此外,画中的人或物都有色泽和光线的分别,昼和夜明暗截然不同,表现出光影透视。文艺复兴时,欧洲人开始追求人本主义,画出人眼所看到的世界,正是人本主义的表现。
中国唐宋以来的绘画原理和方法则与此不同。同一幅画中,画家可以从不同的地点去观察他要描绘的人物和景象,用的是“散点透视”而不是“定点透视”。同一幅画里,画家可以忽而从山上看山下,忽而从山下望山上;而且画家想要突出表现的人或物可以画得大,旁边作为陪衬的物体则不必与之成比例。但中国作画者仍有一定的规律要遵循:昼就明,夜就暗,花卉要鲜艳;人骑在马上,人身与马身的比例不能太悬殊,等等。
细密画都是为某一本书作插图,就画在文字旁边。所以细密画的内容情节从旁边的文字可以知道,插画只是细密画家对书中某段情节的视觉表现。画家如何在插画里表现一段已经清楚地写着的文字内容,既是画家的考验,也给画家提供了想象空间。
由于许多书都是表现苏菲主义者的幻境般的体验,所以画家们就要从苏菲神秘主义“人主结合“的角度来看问题。细密画家的基本论点是:人的肉眼所见到的并不是真正的现实,只是虚幻的景象。因此他们不把人之肉眼所见当做绘画的基准。是真主创造了,并且随时看得到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人眼则会错觉或是遮掩。比如说,看不到一座山或是一道墙后面的人或物,但这并不改变山和墙的另外一边也有人或物。细密画家相信,真主既然这么安排,画家完全可以把墙另外一面的情景画出来。同时,故事说到谁,要画谁,谁就是在那张绘画里显得比较大,与中国画有相似的地方。绘画并非限于人眼一时一地所见,这是细密画的第一个特点,。
细密画家对于光线的用法,跟中国的国画以及欧洲绘画都很不同。他们是一般是用红就红到底,用绿就绿到底,不太用中间的颜色,所以整个一张画经常是彩色鲜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匹马可以是蓝色,也可以是红色。白天的事固然要画得清楚,夜里的故事,也画得很光亮而不是黑朦朦;为了说明故事发生在夜间,画家会画一轮月亮,说明这是在夜里。这是细密画的第二个特点。
细密画的主要特质是要画得非常细,作画者用眼非常多,所以不少画家年纪大的时候会失明。奥尔罕·帕穆克的小说里就提到,一个老画家到他已经看不见东西的时候还能够继续作画,因为他已经对所有需要表现的事物有清楚的记忆。也就是说,细密画既然画得很小,不可能做面部写真,而是用一种程式化、概念化的方法表现人的面部,有点像京剧的脸谱。要画人脸,大概都是某个样子;画马匹,也有几个定型。究其原因,一是伊斯兰文化中素来不讲究为人或是动物作画,因此马就是马,是意念中的马,而不是某一匹特定的马。白马非马是也!故事中的人物长什么样并不重要,反正也没人见过,所以用程式化的人脸不但不是问题,而从正统伊斯兰学者那里还会少受到偶像崇拜的批评,因此为细密画争得更多的合法性。因此,程式化是细密画的第三个特点。
从波斯诗与画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波斯文化的演化与发展是和波斯与外部的交往息息相关的。无论是诗还是画,都受到过外界的影响,但是波斯人又从自己的文化根底出发,创作出来别具一格的诗与画。
以绘画为例,蒙古统治时代带入了敦煌壁画里的佛教艺术,也加入了中国画里盘根的树,卷云,麒麟等元素。这些在14-15世纪的细密画中间都有表现。细密画大师比赫札德(1450-1531)就曾经作过一副先知蒙召登霄的名画,他把佛教的概念引进这幅画里,甚至所画的具象也是从中国佛教画里传过去的。
波斯文明有自己的深厚底蕴,又能够不断接受外来元素,因此可以一再创造出具有勃勃生机的“崭新而古老的文明”。
“波斯文明圈”系列文章(四);作者为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编辑:王延春
文 | 张信刚
编辑 | 王延春
编者按:2020年1月3日,美国的无人机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发动空袭,将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将军苏莱曼尼刺杀。苏莱曼尼之死是1979年人质危机以来使美伊两国最接近战争的事件。近期很多读者关注中东地区、伊朗高原以及伊朗的历史,期待从历史的演进与纠缠中探寻该地域的发展。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张信刚先生从大历史与文化地理的角度深入研究中东地区,曾写过《大中东纪行》一书。近日,他为《财经》杂志撰写了系列文章,我们将陆续刊出,以飨读者。
公元7世纪中叶开始,曾经产生强大且影响力深远的波斯文明的诞生地——伊朗高原被阿拉伯人占领,之后又有嚈鞑人、塞尔柱突厥人、花剌子模人、蒙古人和土库曼人轮流统治。
作为文明体,波斯文明始终健在,但是波斯帝国和它的王统却间断了大约1000年。这1000年间,多批入侵者大都已经变成穆斯林,并且几乎全部在语言上波斯化。所以波斯被征服了多次,而多批入侵者又在语言上和宗教上被波斯同化。即使如此,多番被入侵后,波斯人对自己的文明产生了一种加以保护和予以发展的欲望。
一、 入侵者激发的波斯文化自觉
9世纪时,波斯人建立的地方性政权萨曼王朝在中亚崛起。虽然他们也奉哈里发之名进行统治,但王朝的主体意识是波斯的,因此刻意推行波斯文学。
波斯人在建筑、绘画、音乐和文学等方面早有成就;萨珊王朝时代这几项都已达到相当的高度。然而,诗作为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早期的波斯文明里并不重要。七世纪,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绝大多数波斯人信奉了阿拉伯人的宗教,许多人也通晓阿拉伯文。阿拉伯语很有韵律感也容易押韵,所以阿拉伯人对诗素来非常重视。两个民族逐渐融合的结果是波斯人也开始重视诗。第9-10纪在呼罗珊地区(包括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出现的使用波斯语的政权——萨曼王朝(819-999)和伽色尼汗国(977-1186)——都很重视诗人,在宫廷里时常有波斯诗歌朗诵;因此诗人的社会地位很高,对民间的语言和文字有重要的影响。
萨曼王朝的创建者是萨珊王朝皇族的后代。7世纪亡国后,他们东迁呼罗珊地区。过了一百余年,他们以(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布哈拉为首都,建立了波斯人为主的王国,鼓励诗人以萨珊王朝的宫廷语言“达里语(Dari)”创作诗歌。达里语诗歌在皇室的推动下广泛流传,以致波斯文化圈的东部人口自9-10世纪起改说以西部法尔斯省的语言(Farsi)为基础的“达里波斯语 (Dari Farsi)”,即宫廷的波斯语,,简称波斯语(Farsi)。
波斯语盛行的时代恰巧也是苏菲神秘主义在波斯文明圈迅速发展的时期。所以苏菲主义的哲学思想,以及苏菲信徒们的一些感受,往往用很简短的诗句表现出来。苏菲们把人与真主之间的关系当作最重要宗教体验和神学命题,把寻求与真主合一当作最高的期盼和快慰。通过苏菲的爱好与传播,9-10世纪时,诗在波斯文明圈内成为非常重要的文学形式。
二、波斯四行诗的发展与特色
虽然波斯诗在萨珊时代已经存在,但是一直到第9-10世纪才出现了几位著名诗人。当时的诗体是四句,句尾有押韵,跟中国唐代盛行的绝句颇为相像。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穆宏燕教授曾分析波斯四行诗与中国唐代绝句之间的异同,并引述一位意大利学者的研究,提出波斯的四行诗很可能与中亚的西突厥人的诗都起源于中国的绝句。
四行诗和绝句的确有相似的特质;它们都短小简洁,很适于表现一种瞬间的感觉或是直观的意念。诗人可以用比喻令读者在短短四行文字里感受到自己想要传达的意念。
波斯早期的诗人中,最著名的是出生于今日塔吉克斯坦的鲁达基(858-941);他是一位传统的穆斯林,受到萨曼王朝宫廷的推崇,被公认为四行诗的奠基人。
较晚一些的著名诗人海亚姆(1048-1131)出生于今天伊朗东部的尼沙普尔。他同时也是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很尊重理性,与信奉苏菲神秘主义的诗人很不相同。海亚姆虽然只写四行诗,但是他的诗作精辟,题材广泛,可以说是波斯四行诗的代表人物。可能因为海亚姆崇信理性,学识广博,与后来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学者有共同点,所以他在西方非常受欢迎;他关于爱情、苦难、人间不平以及宇宙奥秘等方面的诗作都被翻译成几种欧洲文字。
12世纪以后,波斯诗里又出现了其他体裁,但是四行诗却始终是最受人们欢迎的。
下面借用穆宏燕教授举的例子,对比中唐诗人刘禹锡(772-842)的一首源自四川民歌的短诗《竹枝词》和13世纪罗姆塞尔柱苏丹国(今天土耳其中南部)的莫拉维(1207-1273;见后)的一首四行诗:
竹枝词(刘禹锡)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而莫拉维(西方人一般称其为“鲁米”,即生长于“罗马国”之人)的四行诗是:
秀发似网缠且缠,红尘如蜜叹弗叹;
相会誓言空又空,离别之痛添再添。
以上的汉语翻译虽不能和原文等同,但至少可以看出来,两首诗都短小精干,讲的都是男女爱情。
但是刘禹锡写的就是男女之爱,没有其他的隐喻,而莫拉维写的却是带有宗教意味的苏菲爱情诗。
三、沉醉于爱情的苏菲诗
鲁达基、海亚姆以后又出了许多用波斯文写作的著名诗人,除了波斯人之外,还有塞尔柱突厥人、花剌子模人,阿塞拜疆人、以及后来的奥斯曼人和莫卧儿时代的印度人。可以说,中世纪和前现代波斯文学的传播地区与古典时期波斯帝国的领土大致重合——西起爱琴海,东达印度河。
鲁达基与海亚姆之后,生活在阿塞拜疆的内扎米(1141-1209),以他的《五卷诗》著称。《五卷诗》中的《蕾莉与马杰农》是内扎米的代表作,根据阿拉伯传说而写成,叙述一对属于不同部族的青年男女为追求爱情而殉死的悲剧。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若不是胸中燃烧着爱你的情火,为你而流的泪水早已把我淹没; 若不是眼中饱含为你而流的泪,忧伤之火熊熊早已把我焚烧成灰。”
历史上最著名的三位波斯苏菲诗人都生活在蒙古人统治的时代。在蒙古人的伊儿汗国治下,波斯和中国来往很多,所以在文学上和艺术上也有相当的交流。
伊朗西南部的设拉子在蒙古人入侵时因为本地统治者付出重金,所以没有受到杀戮与破坏,社会环境比较平和,也许因此而产生了两位世界著名的诗人:萨迪(1210-1291)与哈菲兹(1315-1390)。前者的名作《果园》、《蔷薇园》以及后者的《抒情诗集》在波斯世界可谓无人不晓,任何人都能背诵几首。在整个波斯文学史中,除菲尔多西所著长达五万句的韵文史诗《列王记》之外(见前章《伊斯兰教与入侵者》),哈菲兹的几百首抒情诗可能是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作品。
萨迪幼年丧父,出身寒微,长大后曾到巴格达学习阿拉伯文学与伊斯兰法律,也曾经以沿途托钵的苏菲身份遍游中东各地。他的作品包括诗歌及短篇小说,文字高雅而富于深刻的哲学思想与社会意义。,他的一个名句是:“全能的真主所钟爱的人是:富有但具有穷人的谦卑者以及贫穷而具有富人的雅量者。”
哈菲兹是一个没有教团或官府职称的文学家,自小就能背诵全部《古兰经》(在伊斯兰世界里,能够背诵全部《古兰经》的人被称为“哈菲兹”;他的名字就是如此得来)。从他的大量诗中,人们能够看到从哈菲兹的“酒杯”里流出来的不是“琼浆“,而是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是狂放不羁的,真正的风流。正因如此,哈菲兹的诗也被全世界(特别是欧洲)的文学爱好者所推崇。
另外一个极为重要苏菲诗人是上面提到的苏菲教团的领袖莫拉维(被欧洲人称为鲁米)。当他写饮酒的时候,他把酒分为“真主之酒”与“魔鬼之酒”;他还把“爱情”视作“人神之爱“,并且经常以“男女之爱”来比喻人和真主之爱;他认为人生所有痛苦的来源是与真主分离,所以设法和真主结合并且设法保持“与真主合一”的状态应该是所有人的最高追求。
在苏菲诗人笔下的美女与醇酒既然另有隐喻,那么要理解苏菲神秘主义的诗就必须要能够看出,作者是在以喻托表达他们对真主的感情,以及达到与真主结合的体验时的难以名状的欢愉。
在这类表述中,苏菲主义者其实等于修改了伊斯兰教最基本的“信主独一”的教义。依照传统教义,万物皆为唯一的真主所创造,莫不为唯一的真主所有。而苏菲神秘主义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真主的神性的一部分,所以诗人们往往在诗里面写的是对真主的爱情和与真主同在时的陶醉。他们把着眼点从“后世回归真主”转为“今世与真主合一”,把真主和人之间的本是创造者与被造者的关系说成是“恋人关系”。所以我把本篇的这一节叫做《沉醉于爱情的苏菲诗》。
波斯诗的发展到第15世纪的时候,重心又转移到呼罗珊,即今天的阿富汗。当时整个波斯的文艺复兴的重点在中亚。这是因为受波斯文化影响极深的说突厥语的蒙古人的帖木儿王朝继承了波斯的文明,并且大力推动波斯文化的复兴。也就是说,蒙古人13世纪的入侵削弱了波斯文明,而突厥化的蒙古人的后代于15世纪又促成了波斯的文艺复兴。帖木儿王朝时期有几位重要的波斯诗人,最著名的是被认为将波斯诗推到最高点的集大成者——贾米(1414-1492)。他生活于15世纪帖木儿汗国的首都,即今天阿富汗的赫拉特,最著名的作品是《七宝座》。
总结一句,波斯文明在发展出独特的军事组织、政治制度和法律系统之外,还创造了琐罗亚斯德教;自从波斯人信奉伊斯兰教之后,波斯人在文学上开始注重诗,而诗又和苏菲主义的发展差不多同时,因而形成了苏菲爱情诗这种文学类别。
四、从浮雕到细密画
波斯文明对于艺术,其实很早就有表现。2300年前的波斯波利斯王宫里就有栩栩如生的浮雕艺术。萨珊王朝时代,摩尼教的创始人摩尼是一位艺术家、画家。后来摩尼教非常注重绘画,还用金箔等特别鲜艳的颜色创作艺术。蒙古人在征服西亚后所建立的伊尔汗国时期,波斯与中国来往频繁,通过史书、绘画、瓷器,以及人员的来往,波斯的几个艺术品类都有了改变。特别是波斯绘画有了新的发展。
这时全部波斯文明圈早已伊斯兰化,而在伊斯兰传统里,绘画是不受鼓励的,尤其不能画人像,甚至也不画动物,以免触犯禁止偶像崇拜的教条。因此在伊斯兰社会里,一般只能画花草、几何图形以及经过艺术加工的书法。在蒙古人统治西亚和中亚的时代,中国的绘画艺术传到了波斯,许多画工开始受到影响而将“中国画风”表现在他们的画作里。如前文所述,这正是波斯文学非常昌盛,有许多诗作问世的时期;同时也是苏菲神秘主义成为波斯文化主流的时期。由于许多史书和诗集相继问世(如前面讲到的《列王纪》,《五卷诗》,《蔷薇园》),多数书中都有富于历史意义而又生动感人的情节。于是出现了一种新艺术形式,即是在书中用插画把某些情节表达出来。插画家需要用很细的笔和多种色彩来画成令人欣赏的图画,这就是细密画。
细密画里面有人有物有景。这个插图艺术因为需要很细的笔和很细致的功夫,比中国传过来的工笔画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种插图艺术(细密画)是波斯文明自从绘画艺术中断后,再创出的一种绘画方式。它和中国的绘画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绘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作画方法上都有不同,具有波斯和伊斯兰的特色。细密画后来传到莫卧儿时代的印度和奥斯曼时代的土耳其,也到了阿拉伯地区。由于阿拉伯地区的宗教信仰更保守与传统,大多数人不接受苏菲思想,所以细密画在阿拉伯地区固然存在,但没有盛行。在土耳其,印度和整个波斯文明圈,细密画成为最受重视以及最高档次的绘画艺术。
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波斯细密画所代表的思想,以及画家们的作画方式,可以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以及唐宋以来的中国画相对照。
五、细密画导读——“我的名字叫红”
2003年暑假,我偶然间得到一本英文翻译的土耳其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作者是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我一开始看就几乎放不下手;但这部情节曲折,环绕一群宫廷细密画师而写的小说,就像细密画一样,必须要仔细看才能明白。
读毕这本书,对作者非常钦佩。半年后,通过朋友介绍,我到伊斯坦布尔会见了奥尔罕. 帕穆克。我们谈的很好,所以我邀请他到香港城市大学给一个特别讲座;还请他到我寓所,作为每月举行一次的“城市文化沙龙“的特邀嘉宾。
奥尔罕·帕慕克是一位学过建筑但没有当建筑师的小说家。为了写《我的名字叫红》,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令我十分高兴的是,帕穆克到香港做客两年之后,他得到20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突厥语言作家中的第一人。而宣布诺贝尔奖的当天,我恰巧在伊斯坦布尔和他的兄嫂会晤。
《我的名字叫红》的确是一本非常引人的小说。但对我个人来说,同样有价值的是,作者对细密画做了多维度而深入的介绍,可以说是一部细密画专辑;作者也在书中似乎是随意地表露了他对一些问题的颇为深刻的看法。在这本小说里,细密画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之间的冲突引发了一宗离奇的谋杀案,因此带动了本书的主轴。
这里先说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的欧洲绘画。这种绘画的基本点是画家先选定自己的位置才开始画出自己所见到的景象。画中有远近大小的分别,表现出立体透视的概念;此外,画中的人或物都有色泽和光线的分别,昼和夜明暗截然不同,表现出光影透视。文艺复兴时,欧洲人开始追求人本主义,画出人眼所看到的世界,正是人本主义的表现。
中国唐宋以来的绘画原理和方法则与此不同。同一幅画中,画家可以从不同的地点去观察他要描绘的人物和景象,用的是“散点透视”而不是“定点透视”。同一幅画里,画家可以忽而从山上看山下,忽而从山下望山上;而且画家想要突出表现的人或物可以画得大,旁边作为陪衬的物体则不必与之成比例。但中国作画者仍有一定的规律要遵循:昼就明,夜就暗,花卉要鲜艳;人骑在马上,人身与马身的比例不能太悬殊,等等。
细密画都是为某一本书作插图,就画在文字旁边。所以细密画的内容情节从旁边的文字可以知道,插画只是细密画家对书中某段情节的视觉表现。画家如何在插画里表现一段已经清楚地写着的文字内容,既是画家的考验,也给画家提供了想象空间。
由于许多书都是表现苏菲主义者的幻境般的体验,所以画家们就要从苏菲神秘主义“人主结合“的角度来看问题。细密画家的基本论点是:人的肉眼所见到的并不是真正的现实,只是虚幻的景象。因此他们不把人之肉眼所见当做绘画的基准。是真主创造了,并且随时看得到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人眼则会错觉或是遮掩。比如说,看不到一座山或是一道墙后面的人或物,但这并不改变山和墙的另外一边也有人或物。细密画家相信,真主既然这么安排,画家完全可以把墙另外一面的情景画出来。同时,故事说到谁,要画谁,谁就是在那张绘画里显得比较大,与中国画有相似的地方。绘画并非限于人眼一时一地所见,这是细密画的第一个特点,。
细密画家对于光线的用法,跟中国的国画以及欧洲绘画都很不同。他们是一般是用红就红到底,用绿就绿到底,不太用中间的颜色,所以整个一张画经常是彩色鲜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匹马可以是蓝色,也可以是红色。白天的事固然要画得清楚,夜里的故事,也画得很光亮而不是黑朦朦;为了说明故事发生在夜间,画家会画一轮月亮,说明这是在夜里。这是细密画的第二个特点。
细密画的主要特质是要画得非常细,作画者用眼非常多,所以不少画家年纪大的时候会失明。奥尔罕·帕穆克的小说里就提到,一个老画家到他已经看不见东西的时候还能够继续作画,因为他已经对所有需要表现的事物有清楚的记忆。也就是说,细密画既然画得很小,不可能做面部写真,而是用一种程式化、概念化的方法表现人的面部,有点像京剧的脸谱。要画人脸,大概都是某个样子;画马匹,也有几个定型。究其原因,一是伊斯兰文化中素来不讲究为人或是动物作画,因此马就是马,是意念中的马,而不是某一匹特定的马。白马非马是也!故事中的人物长什么样并不重要,反正也没人见过,所以用程式化的人脸不但不是问题,而从正统伊斯兰学者那里还会少受到偶像崇拜的批评,因此为细密画争得更多的合法性。因此,程式化是细密画的第三个特点。
从波斯诗与画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波斯文化的演化与发展是和波斯与外部的交往息息相关的。无论是诗还是画,都受到过外界的影响,但是波斯人又从自己的文化根底出发,创作出来别具一格的诗与画。
以绘画为例,蒙古统治时代带入了敦煌壁画里的佛教艺术,也加入了中国画里盘根的树,卷云,麒麟等元素。这些在14-15世纪的细密画中间都有表现。细密画大师比赫札德(1450-1531)就曾经作过一副先知蒙召登霄的名画,他把佛教的概念引进这幅画里,甚至所画的具象也是从中国佛教画里传过去的。
波斯文明有自己的深厚底蕴,又能够不断接受外来元素,因此可以一再创造出具有勃勃生机的“崭新而古老的文明”。
“波斯文明圈”系列文章(四);作者为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