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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财富突围,改变命运的第一次机会!

牛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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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来自网络

在人类历史上,总有一些年份特别耀眼。

比如2008年、1987年、1945年、1919年.....

如果把时光推回到18世纪,我们会发现,1776年就是那样的年份。 

一、 乾隆与国富论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身居紫禁城的皇帝,一直悬着的心,稍稍可以放下了。因为闹腾几十年的大小金川叛乱,终于被压制下去了。

这本来只是一小撮叛军聚集在四川的山沟里发动的小型叛乱,但据史料记载,从1747年开始,乾隆朝一共耗费了9000万两白银,调遣了大半个中国的兵力,才完成了平叛任务,所得到的只是一块纵深仅二百余公里的深山荒野。

真是导弹打蚊子,不划算。

可见,乾隆远没有他老爸那样的经济头脑。他硬是穷兵黩武,把雍正十多年呕心沥血积攒下的庞大家业耗费得所剩无几。

同样是在这一年,在英伦小岛上,却悄悄发生了一件日后轰动全球的事情——英国人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

资料图:来自网络

这本书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我们先举个例子。

传统中国社会一直都认为:赚钱就是为富不仁。所以有个词叫做杀富济贫。

“为富不仁”也好、“杀富济贫”也好,它都没有任何的前缀,大家认为财富产生本身就是罪恶,或财富产生本身,并不值得褒奖。

西方也有这样的观念,比如《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商人、有钱人进天堂很难,难到怎么个地步?难到就好像一头骆驼要穿过一个针孔那么难。

无论东方也好、无论西方也好,对商人、对资本这个事情,都是贬低、鄙视的状态。

但亚当·斯密却在《国富论》里说,资本这个事情,是没有善也没有恶的,它仅仅是一个经济组织、一个国家、一个工厂能够正常运转,提高效率的一个要素而已。

这个惊世骇俗的观念一提出,一下子就捅破了那层最后的窗户纸,从此让西方人意识到:对财富的追求,是一种合理且值得鼓励的行为。

二、 亚当·斯密的中国信徒们

《国富论》引进中国非常地早,1902年严复用文言文把这本书翻译过来,当时这本书的名字并不叫《国富论》,叫做《原富》,就是财富的一个原理。

1930年,新版译本出来的时候,它的名字被改为《国富论》,但这个书名非常容易产生歧义,感觉这本书讲的是国家怎么富足,但其实讲的是“人怎样才能富足”的一件事情。

探讨财富的产生,这是一件如今看来再寻常不过的事,但在东方这片土地上却一度成为禁忌话题,直到80年代后,亚当·斯密才开始有了他的第一批中国信徒。

资料图:来自网络

80年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年代,一些胆大者开始主动追逐财富,比如柳传志。

1984年,怀揣着对即将到来的大时代的憧憬,年轻的柳传志选择了创业,创办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集团前身),目标是营业额能做到1000万。

没多久,柳传志就赚了大钱。他给每个员工发了几十块钱的奖金,还专门告诫员工“不要告诉其他人”。

在当时中国人的视角里,对财富的获取,依然要遮遮掩掩,不能摆上台面。

直到1992年,一份来自南方的谈话,才彻底改变了这种境况。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话音落地,宛如一阵春雷炸响了整个中华大地。

当年就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还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从大学、事业单位出走。

资料图:来自网络

当人们开始主动渴求更多的财富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财富工具:股市。

股市造富的传说发轫于年轻的深圳。

当年,在广州文冲船厂当司机的甘爱军,还是20多岁的小伙子。听说炒股能赚钱,就停薪留职跑到深圳,两个来月就赚了几万元。

1992年8月,深圳计划发行一批股票。

听闻消息后,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开始涌向深圳,当时广州到深圳的火车票从一张30块钱炒到300块,珠海到深圳的船票价也被炒高了10倍,还有人干脆从广州打出租车到深圳,车费高达3000块。

这一番番盛景,无意中造就了报纸上一个传播度极高的标题:“万千股民炒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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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财富积累的时代转折点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活在亚当·斯密的“阴影”之下。

“一个经济体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有三个东西,第一叫做劳动,第二叫做土地,第三叫做资本。”

这是他在《国富论》里确定的一个重要理论。

所有的商品的生产都跟人的劳动有关,资本则是促进生产的要素之一,而土地在经济行为中是一个固定增值。

土地价值的高和低,和土地上所承载的经济行为,有重大的一个关系,而它们之间,又形成一种交互性的关系。

劳动、资本,都是过去几十年里,都是中国人实现个人财富积累中基本要素之一,但毫无疑问的是,在过去中国改革开放40年,无论从区域经济发展,还是我们个人财富增长,土地才是那个“关键先生”。

附着于土地之上的房子,一次次刷新着中国人对于获取爆炸性财富的认知。

2001年8月,在温州到上海三节车厢里坐满了温州人,他们不为旅游探亲做生意,而是在《温州晚报》的组织下,专程到上海来买房。

为此,上海房产协会甚至收到市政府领导指示:一定要把温州看房团服务好。这次,温州人砸下5000万,让上海人大喜过望。两个月后,又一波温州看房团莅临,成交8000万。

消息像野火一样在温州这个三线城市的小圈子里传播着,一批又一批的温州人踏上北上的火车,6800万、8000万、1.2亿,不断刷新的金额终于引爆了大众舆论,“温州炒房团”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第二年,单是《温州晚报》一家组织的购房团,就买掉了上海价值2.5亿元的几百套房子。

由于快进快出,许多温州炒房团们的资金越滚越大,更有传言,一个温州人年初投了100万,年末变成了1000万……

一个个关于买房、炒房发家暴富的新闻,如同木槌,狠狠击打着普通中国人渴求致富的心灵。

买房、买房、还是买房,被大多数中国人视为抵御通货膨胀、稳赚不赔的最好手段。

但问题是,买房就一定能笑到最后吗?

房价涨跌,短期看政策、中期看土地、长期看人口。

且不说去年给楼市定调的政策到现在还没有放开,单看人口来说,2018年我国出生人口是1523万,比2017年下降了11.6%,而普遍预计2019年会进一步下降。

实际上,从2018年以来,全国很多城市就出现了房价“滞涨”,即便是狂欢的二手房市场,也有价无市。

这就意味着,把所有资产赌博式地押注到房产上的危险已经初露苗头了,这并非危言耸听。

有媒体报道过,就在去年,一套在北京朝阳区的两居室,挂牌价两个月来,从760万左右,两个来月累计降价170万,“590万就能卖”。业主甚至表示,只要诚心买,价格还可以再谈。

资料图:来自网络

而实际上,和2017年4月最高点相比,北京房价平均下跌了20%左右。

正如周金涛所说,每个人的财富积累,一定不要以为是你多有本事,财富积累完全来自于经济周期给你的机会,这个时代,如果想赚点小钱,勤奋努力大概率能做到衣食无忧,但是想赚大钱走上人生巅峰,更多的还是得靠趋势,顺势而为。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趋势。

过去四十年里,下海创业、投资股市、购买房产,是一个时代的大趋势,无数人因此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时代洪流滚滚向前,过去的致富经验再也无法投射到现在的生活中。

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又该如何自处?

值得庆幸的是,市场上的高瞻远瞩之士,已经打响财富突围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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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明白,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不少人都会开始考虑如何守住自己得来不易的财富,而理财和保险往往就是其中比较便利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在当今经济风险提升之时,中国平安用自己贴心、可靠的金融产品,为你我守好个人财富,更好规避风险提供了正确答案,更为消费者创造美好生活、隔绝金融诈骗建立了坚固城堡。

在中国平安,马明哲常说的一句话是,“平安不是一个赚钱机器,而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企业”。

中国平安只是中国金融行业为国家人民分忧的一个缩影,但在中美金融下一场战争打响之前,未雨绸缪,这样的准备必不可少,背后是一场财富突围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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