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时曾酷爱文学与历史，六十年代，几部社会上获高度评价的长篇小说《红岩》、《红日》、《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我都读过多遍。林汉达编写的《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故事》等，更是反复展读，爱不释手。小学三年级时，从同学处借到一部《说唐》，突击看完；还曾大着胆子和同学李萌萌（李希凡之女）一起向她爸爸求借《封神演义》，结果挨了这位毛主席曾称赞的研究者好一通批评训斥。及至后来上了大学，还曾做了一段“文学青年”之梦，写的几个短篇向《青春》、《萌芽》这样的青年文学刊物投稿，曾收到有编辑部肯定与勉励之语的回信，但终未能达到发表水平。读上研究生之后，向文学梦告别，但还注意文学创作动态，曾为几部长篇新作击节叫好。工作繁忙起来之后，久不读小说了。再往后才发现，自己的阅读偏好与兴趣，一些年来变化甚大，有一回，知有长盛不衰的“武侠热”后，曾找来《七剑下天山》，读了几页之后兴味索然、读不下去了；像莫言的作品、甚至被人膜拜的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我都无法拜读，我的评价是“魔幻现实主义？——魔幻倒是真够魔幻，现实主义不必这么绕弯子吧！”中年以后，越来越喜欢读人物传记——这些岂不是活生生历史缩影的文学化展示？尤其是高水平的读本，读之可认作人生的一大享受与受教之途。2019年“十一”长假，得空通读了《一个人和他的时代——杜厦自传》，真是难得一见的好读本。按捺不住自己的万千感慨、满腹情愫，也是回应杜厦兄赠书之约，试写此篇读后感以为交流。
一、人
（一）杜厦其人
说到杜厦，是当年我也参加了的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理论研讨会（即“莫干山会议”，现已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的活跃分子，会议第一组（“开放组”）的召集人，但当年我在另一住地的“金融组”，与他算不上相识。在其后我几十年的财经科研生涯中，开始时知道他作为骨干的天津一批中青年学者，很有些创意与影响，后又知他早早下海经商了，若干年后还成为亿万富豪，被称作“中国以经济学者身份起家者中最有钱的人——没有之一”。2019年9月，“莫干山会议”三十五年之际，曹文炼主任等热心组织的新莫干山会议，也已开到第十届，杜厦又上山来开会了，我得以和他握手相识、并得到他这本沉甸甸的“中和出版”推出的汉语繁体字自传。封面上有言：“把杜厦这些故事攒在一起，就成了共和国的一部微缩历史”。这当然足以引起我的兴趣和特别关注，尤其是我此次近距离观察的杜厦，十足生动，气场不同一般，更促使我愿尽快通读这本书。这次会上感受的杜厦特点，首先是“帅”，如不知他的实际年龄，你不会认为他已是个七旬开外的“老年人”；高身材，美丰仪，肩背挺拔匀称，虽细看头上已有些谢顶，但面部印象、举手投足、谈笑发言，还十足是个中年状态嘛。再有，虽然商业上是“顶级”的成功人士，但并未表现出“土豪”气派，而是在开朗、硬朗、有“领袖气质”之余，显得能很自然地达到处事得体，知进知退；特别是，他在发言中，明白无误地宣示了仍然燃烧于心中的当年“莫干山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中国文化人“读书人”千百年来连绵不绝的“家国情怀”，使我心中共鸣不已。
我是带着对杜厦的良好印象，打开这本近700页的自传厚书的。
（二）人生际遇
才读到20几页，就发现我与杜厦竟有说来十分接近的“人生交集”——但过去却一直没有实际“交”上。杜厦的母亲杜惠芳，整个50年代是在财政部工作，直到60年代初才离开，她在《财政》杂志编辑部任编辑，而我深深爱念的母亲盛芳莹，还有对我的教育极为重视的父亲贾广禔，50年代末已进入《财政》编辑部，也都任编辑工作，直到文革该杂志停刊。他们应该曾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啊——但可叹几位老人都已离世，无从了解了。杜厦书中提到1958年他们家搬出的鼓楼后面的赵府街那个有两大套院（“两出两进”）的财政部宿舍，正是我小时候也随父母住过的地方（我三、四岁的记忆中已有牢靠的场景图像）。我1954年生人，杜厦长我6岁，但可想象：1958年他随家搬离前，我们是一个宿舍院内的“财政部子弟”小男孩，只是我年龄过小，不可能与他玩到一起去。至于书中他后面提到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颇有影响的谷书堂教授，则是我父亲1949年于南开参加“南下工作团”之前的同学，在爸爸老年离休后的生活中，又在南开校友会中重新取得与谷教授的联系，恢复了来往。杜厦小学时代所入的住宿制育民小学，是财政部子弟小学，我也是可入那所学校的，但我妈妈当年认为，那里的孩子都太淘气，她怕我进去“会学坏”，所以坚持我进入与那时已住的财政部月坛北小街（当时叫“天宁寺路”，文革曾改称“红闯路”）宿舍不太远的走读制的阜外一小。
总之，说来与他很“近”的关系，就是没有一处曾经真的搭上。
但往下读，杜厦和他的家庭的特殊际遇，就真的令我震撼不已了：他从出生到长成大人，从未见过他那背了几十年“历史反革命、中统特务”冤案、侥幸逃出死亡关口却“祸患”家里、家族一大群人的生身父亲；他那十足才女型、美丽而坚毅执着、对隐瞒过已婚身份的父亲仍一往情深、在韶华之年拒绝一切追求而守身如玉的母亲，终于等来的却是父亲潜逃多年后再次出现时，已是再婚而又有了4个子女这样的晴天霹雳！——此真实故事之惨烈之震撼，不仅使当年回家后表面平静的杜厦母亲已实则内心崩溃，也使我这个多年后的读者，几乎被震晕！他母亲毅然决然离京去黑龙江工作后，全年住在育民小学的杜厦如何过周末，其孤苦伶仃、形影相吊，书中有逼真、亦使我内心又震撼不已的回忆，使我想起我小时候在财政部幼儿园，有一次周末家里因故（父母双双出差？）未来接我回家的那个刻骨铭心的一幕！当看到小朋友一个个被接走，我却已全无指望时，我大放悲声痛哭不已，一直到下半夜昏天黑地中哭得太累了，才昏昏睡去——杜厦可是早早在童年就既无父爱、又失母怙，一日复一日、一周复一周地无家可归，一直延续到了中学时代。这些大相径庭的人生际遇，只能使我想像，如此严酷的童年，竟没有毁掉这位后来的中国传奇人士！只能想：那一天天、一刻刻熬过来的悲催时光，会如同炼狱之火，把他的内心焠炼得何等强大？
（三）人性善恶
我们小时候一开始对于电影、小说中的人物的“抽象思维”，就是“好人，还是坏人？”实际生活中，虽然好人、坏人未必截然分明，但人们做事情、待别人所体现出来的好与坏（善与恶），却经常是截然分明的。杜厦自传的跌宕情节、生动事例中，一桩桩一件件的善与恶，虽然他有时不直接作评价，但在读者的感受上，却十分鲜明：育民小学住校期间经历那场大饥荒，班主任金老师周末到校找他接到西郊装甲兵大院的老师家中，给他端出一大盘菠菜，让他吃个精光，这是“送温暖”的善行；1959年秋财政部保卫处和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对杜厦妈妈告知赵怀麟情况时的尽量周到，这是替人着想的与人为善；“血统论”猖獗的文革初期，在国务院北门杜厦目睹的那位举止不凡、典雅美丽的“白衣女神”的演讲，传播了维护人之基本尊严的启蒙，有开启心智理性之善；在内蒙兵团，本有充分可能提拔为排长，得到自己重要发展机会的刘浩颖，宁肯放弃这已唾手可得的大实惠，也绝不迎合连领导的整人意图，受憋屈遭打压甘之如饴，这是严守内心冰雪节操、高尚人品之善；16年前兵团中的指导员，后身为雁北阳高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却家徒四壁、全家只有一只枕头的陈登云，表现的是一个基层干部“清贫无争、廉洁自爱的老军人”之善。而虐杀、蹂躏、侮辱“黑五类”出身人员的红卫兵（如那个黎源）的暴行；马青波关键时刻为自己私利不惜出卖朋友向西乌旗知青办的告密；私拆档案才得知的臧向华老师向内蒙兵团亲笔写出的谎话连篇、动机莫名奇妙的阴毒证言材料；兵团解散时肆无忌惮把兵团公物大量运回山西老家的那些“领导”之所为......这些当然就是、也只能是恶。
善与恶的事例，在我的人生经历里，所遇到的自然也比比皆是。读到这些相关内容，我的联想是：同样都是“人”，但作为各自不同的人，或一个人要处理不同事情、在不同场景下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善与恶的几乎是截然不同的做法呢？
善与恶，应当都属于“一半野兽一半天使”式的人性，而且应当承认，“人性”这一概念，是关于“人的本性与社会性”的一种理论抽象，自是关于“人”的理论认识的基石。人们所推崇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如果没有“人性”这一概念，便将无法表述，无从讨论。人来到世间，初始状态是“人之初，性本善”吗？赞同者、反对者都不少，另有关于人生初始的“白板说”（代表人物有思想史上大名鼎鼎的洛克）即人之初本无善恶，全在后天的教育与养成。中国近年为人们大为崇拜、已成“千古完人”代表的王阳明，有著名的“四句教”，看来他是赞成一开始的“白板”之说的。阳明“四句教”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的“心学”，显然在那个时候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不再等待“先哲圣人”或“救世王者”的外部力量来拯救自己的灵魂和命运，而是向自己内心深处发掘善的原素，自我修炼即可达自我拯救。我反复思忖、领悟后的认识是：唤醒人的自我、自主意识的“心学”，虽有其解放国人思想的积极意义，但其局限又是：每个人自我修炼的差异性，必然引出对“善”与“恶”实际理解和认知把握的不同，他们相互间的这种矛盾，恐怕是怎么“格物”也消除不了的吧！那么人间冲突怎么减少？善恶如何了断？
能“格物”得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境界者，会增加社会和谐，但远未能够总体上解决“止战息争”“解放全人类”的问题。不论杜厦书中涉及的行恶者，是属于心术不正人品无良，或是心胸狭隘妒火中烧，还是“一时糊涂”盲然从事，我都不认为仅靠宣传自身修炼，便能在大概率上得到防范和消除。但毕竟都是“过来人”了，我想，杜书中比比皆是的善行恶行，可以很有冲击力地进一步给我们以启发；如何使人们、使社会更善良、更人道？
联想到当年胡乔木批周扬、王若水等的“异化”和“人道主义”之事，特意找出当年代表性文章一读。于是我今天清楚地知道：被称为“全党一枝笔”的中共文胆胡乔木，在批判周扬本是“蜻蜓点水”般涉及的“异化”和周与王若水等同气相求的“人道主义”之时，是多么的煞有介事、逻辑失范、生拉硬扯、以偏概全，以大话空话跟出抡棍子扣帽子：把说到“异化”用语，与“引发人们对社会主义不满”、“背叛马克思新起点”划等号。但这种只会唬人、学术含量甚低、正确导向根本说不上的文章，却足以挟作者“中共头号理论权威”之威力，使周扬抑郁而终、赍志以殁，并使中国整个思想理论界，从明媚春光中一下摔入瑟瑟秋风里。“异化”，本指主体演变中背离原来的自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向善因素背离为其反面，便是异化，比如极大解放生产力、改善人之境遇的资本生产关系，在特定条件下却异化为唯利是图的“血汗工厂”、“金钱拜物教”；又比如宗旨是为人们求平等自由解放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有了“取得政权”的历史性胜利后，却异化为德热拉斯捅破窗户纸指明的“新阶级社会”......善恶之论，按理还需要以小见大地讨论“动机与效果”，“恶作剧与企图心”，“正义的依据”和“有道伐无道”、“春秋无义战”，“千古兴亡百姓苦”等命题，这里先点到为止暂时打住。
杜厦和我们每个人过去、今天和将来生活中，不断面对的善与恶，以及对其的认知、判断与抉择，将永恒存在，相关的矛盾争议将永无止息，但对无数“具体有别的人性”，毕竟要承认其中有一个人对所有“作为人的人”都必可讨论的“抽象的人性”：诚如雨果所言，“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比如只要人还有基本的理性思维，就一定会认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普适原则的存在，就必定会从其中合乎逻辑地引出“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价值”（绝非仅限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进而引致悲天悯人的情怀。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与九华山地藏王“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誓言，其内蕴难道不是相通的吗？劝善的宗教，与消除异化“使人真正成其为人”而向善依善的学理研讨，都可认作是无数人间苦难的思想回声，解脱诉求，必发意识，必要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