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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县域经济“龙头”昆山:三十年发展“启示录”

中国县域经济“龙头”昆山:三十年发展“启示录”

本报记者/郭阳琛/颜世龙/昆山报道

从“自办开发区”、大力发展台商经济,到“昆山之路”走向埃塞俄比亚,30余年的时间,昆山由一个农业县蜕变为制造业强市,且持续领跑中国县域经济15年。

这一切的经济腾飞现象来之并不容易。如果不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外向型经济的昆山敲响了警钟,如果不是2014年骇人听闻的中荣金属爆炸事故让昆山痛定思痛,恐怕昆山难以及时调头,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如同硬币的两面,昆山之变的成绩值得点赞,而掣肘也应值得重视。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近期的调研中了解到,一方面担负转型升级的高科技企业深感昆山的诚意和决心,但也普遍面临高端人才缺口大、缺乏产业引导基金融资难等问题,希望政府可以扶上马再送一程;另一方面,选择“坚守”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并不想因环保等压力而选择“败走”或“自生自灭”,希望政府能在用工、厂租等成本飙升的困境下为其寻找到新的“出口”。

作为县级市的昆山,虽然已经在政策争取上做到极致,但不知能否在“精细化”上再下一番功夫?

“领跑”15年

从上海虹桥乘坐高铁出发,不到20分钟就到达昆山南站,干净的街道、林立的大楼映入眼帘。殊不知,昆山这个有着鲜明苏南特色的“小县城”,2018年GDP已超过3800亿元。

而改革开放之初的昆山,还只是一个农业县。

1984年,作为苏州各县市的“小六子”(苏州市内六个县之中经济发展最差的县城),彼时的昆山县工农业总产值仅为15.68亿元,预算内财政收入仅6419万元。

“当时就想摘掉‘小六子’的帽子。”今年60岁的刘建国(化名),1987年随部队来到昆山,见证了昆山的“成长”。当时,昆山在老城区东部划出3.75平方公里土地,靠十几个人和50万元启动资金创办了当时还被称为“工业小区”的自费开发区。

当时深圳也正要打造经济特区,昆山县委到广东、福建等地考察学习后,时任昆山县委书记的蔡长林慨叹道:“深圳等地原来都是破破烂烂的穷地方,规划为特区三四年变化很大,是什么道理?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些地,重要的是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

“当时我们是落后的,人家南方连厕所都有电话,而我们全单位却只有一部。”刚刚从政府部门退休的刘建国说。在他眼里,经开区乃至昆山最辉煌的还是最初的创业时代,而这离不开外资与台商。

1984年,经过时任昆山县县长吴克铨的“好说歹说”,才将已经给了常熟的日企苏旺你公司争取到了昆山。

“一碗奥灶面,是台企到昆山的开端。”1989年,原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宣炳龙的司机请假要去上海虹桥机场接一名来大陆投资考察的台商亲戚,嗅觉敏锐的他叮嘱司机“把他们接来昆山”。

随着“两个第一”接连落地昆山,台企、外企在这片江南土地上遍地开花。到1990年,昆山的主要经济指标已跃居江苏全省县市前列,而两年后,昆山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级开发区。

“昆山台企最多时,大大小小有四五千家,占据了昆山经济的‘半壁江山’;日企也有几百家,主要涉及汽车零部件、电动工具等多个行业,产值差不多占到昆山总体的三分之一。”刘建国说。

2000年4月,国务院批准设立首批15个出口加工区试点,昆山也名列其中。3年内,出口加工区吸纳了70多家以电子信息类产业为主的外资企业,总投资13亿美元,引来了一条完整的IT产业链。

“昆山今天的成绩,离不开这30多年制造业发展沉淀而来的产业集聚。”昆山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2010年最高峰时,笔记本电脑产量达1.2亿台,占全球产量的一半,归根结底在于昆山电子信息产业链的完整,“终端产品三机”笔记本电脑、照相机、手机的相关配套和零部件,在区域半径50公里内都能找到。

对标深圳

多年前,昆山市就已经开始对标深圳,彼时的规划局曾围绕“昆山与深圳”对比研究发现,“1998年的深圳”与“2008年的昆山”有诸多相似之处,例如两者的经济总量均在1500亿元左右,产业结构特征相近,经济增长模式也颇为类同。经过测算,昆山认为,利用10年左右的时间,“2020年的昆山”有能力在经济规模总量、产业结构优化、城市发展水平等方面,赶上“2008年的深圳”。

然而,2020年将至,昆山与深圳的差距却在逐步扩大。2018年昆山GDP为3800多亿元,尽管这一数据继续让其领跑县域经济,但2008年的深圳GDP却已是7806亿元,超过其两倍之多。

自此,“对标深圳,打造科创之城”也成了昆山各级会议经常提到的内容。

事实上,昆山的产业转型升级起步于2008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发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金融危机对昆山这样的外向型经济不可能没有影响,当时就认识到加工制造业占据全市经济的绝大份额是不可持续的,便提出了转型升级。

相比于经开区,昆山高新技术开发区则是“后起之秀”。2010年,昆山高新区升级为全国首家县级市国家高新区。

“如果说经开区是大哥,那么高新区是老二,花桥商务区则是小妹。”刘建国告诉记者,如今高新区也在不断进行产业整合,主要发展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小核酸及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放长线钓大鱼;而花桥是从经开区分过去的,一是对接上海“桥头堡”,二是把经开区当作工业园区,而在花桥发展企业总部等服务业。

发力科创企业

为了实现产业“向上走”,昆山下了血本。

刘建国告诉记者,如今昆山每年都会拿出财政收入的2%奖励人才,而去年财政收入近400亿元,“就像评职称一样,不同类别的人才有不同等级的奖励。”

数据显示,为了实现“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一流产业科创中心”的目标,2018年,昆山新增省级企业技术中心24家、科技企业孵化器2个、众创空间6家、示范智能车间30家,高新技术企业达1211家,大力发展光电、半导体、小核酸及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高端产业。

仅在2018年11月,昆山就授予清华大学南策文院士团队、中科院阎锡蕴院士团队“头雁人才”称号,资助两个团队各1亿元。

不过,记者调研发现,深感昆山“大手笔”诚意的科创企业纷纷落户,但部分初创型的中小企业,也略有隐忧。

今年37岁的王希(化名)于去年7月带着研发团队入驻了昆山高新区,主打生物制剂研发,同时被评选为昆山双创C类人才。

“园区为企业提供了300平方米实验室和300万元的实验器材,房租还享受前两年全免,第三年减半的优惠政策,可见昆山诚意十足。”王希说,“昆山相比其他地方最重要的是承诺的政策优惠都能落实,加之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态势资源丰富,来到这里也是顺应产业发展的选择。一次,高新区管委会的领导来到公司考察,了解到其场地不足问题,当场划拨了另一间办公室解决了燃眉之急。”

此外,在实验室附近,昆山市科技局还为其提供了2600多平方米的厂房,预计最快明年5月能投产。不过,王希也坦言,“厂租实行先交后奖,科技局每年对生产总值等业绩进行考核合格后,将租金按照发票金额再补给我们,但这种后补的方式对于初创企业压力还是蛮大的。”

“不要小看这一年的房租,不过也就二三十万,但对于初期创业者来讲,这些钱足够我们撑一个月了。”诸兵(化名)也是一家医疗科技企业创始人,对此深有感触。“另一家公司在苏州工业园区,头几年的入园租金均直接免除,园区还会有政府引导基金主动投入,并将项目推荐给各大投资机构。地方政府应该给创业者一种只要努力干,政府就补贴支持你的信心和态度,而不能等创业者干出成绩再给奖励,到那时这些补贴就可有可无了。”

更让科创企业为难的则是融资。

“我们融资主要还是靠北京的总部,昆山虽然也组织了几家全国性的投资机构,但都没有谈成的。”王希表示,生物医疗企业与传统企业不同,向银行借贷很少,主要是天使资本等股权投资,“这方面昆山作为县级市能给予的帮助是有限的”。

一家科技创业园区负责人李女士(化名)也表示,“我也经常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对接,但收效甚微。”

另一家大型创业园区负责人安先生(化名)则认为,昆山初创企业难在没有产业引导基金,“这种种子基金在其他地方一般都会有,但在昆山却断层了。而向银行融资更是难上加难,例如银行推出的科技贷,多数银行要求需要企业生存两年以上。如果最艰难的两年我都度过了,还需要这个贷款吗?”

“银行不会雪中送炭,它都是锦上添花,真正急用钱需要贷款的初创企业,因为很少有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作为质押很难贷到款。”李女士表示,如果评上双创人才,C类就已经有200万元的科技贷款额度,相当于用人才信用去贷款。

上述安先生介绍称,昆山的资本相对来说并不活跃,相关投资机构也比较少。“目前,昆山能够获得的融资基本是后期的,是一种摘果子的心态。”

但开发区相关负责人却并不认为如此,银行融资难主要是从国家角度考虑,银行有坏账等考核标准,因此放贷会相对保守,但昆山的银行机构体量很大,比其他地区好得多。此外,政府财政资金雄厚,对前景看好的企业,国资平台也会拨出引导资金。

实际上,正如该负责人所说,今年8月底,《昆山市产业发展引导基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对外公布。办法显示,引导基金是指由市政府出资设立并按市场化母基金方式运作,总规模20亿元,首期规模10亿元,由市财政以货币资金方式一次性出资到位。

上述引导基金优先支持光电显示、半导体、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基金;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等早期基金;争取到国家或省各类基金参股设立的产业基金。

“我们不知道政府的好政策,政府有时也不太清楚我们的需求。”科技局人才办举行了产学研活动,王希看到工作人员的朋友圈立即萌生兴趣,但活动已经结束。“政府没有设置专门公布政策的信息平台,与企业的沟通也不顺畅,我们企业精力有限,很多好政策就无奈错过了。”

诸兵也深有同感,因为对医疗器械注册流程不熟悉,尽管去年已经落户昆山,预计明年2月才能注册成功。“整个注册过程都是自己到省里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跑,希望政府能帮助对接,并在理论上进行辅导,给我们充当一个答疑解惑的身份。”

多位企业表示,昆山扶持科创企业的决心和诚意十足,相比其他地方已经非常不错,但他们更希望政策能够更“精细化”。

传统企业“自我救赎”

相比起科创企业的“挑剔”,昆山的传统制造企业则更希望政府为其找到“出口”。

晚上6点,在江苏昆山综合保税区内,下班的工人从周围的工厂涌出,一会儿就淹没了保税区内的马路。每隔几百米,就有志愿者在路口指挥交通,但仍避免不了堵车。

“2014年以前,比这还壮观,那是四五十万的产业大军啊。”出租车司机张涛(化名)是“老昆山人”,家里拆迁以后就辞了工厂的工作,开始跑出租,每月赚六七千元,一直在吃拆迁老本。

他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昆山制造成本飙升,以及对环保的重视,许多高污染、高能耗、占地多、单位产值低的企业不得不转移至苏北、重庆等中部地区甚至是东南亚。而有部分传统企业选择“留守”昆山,如今也开始面临“生死考验”。

据昆山市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上半年昆山市经济运行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昆山市规上工业行业负增长面进一步扩大。33个行业中,仅10个行业产值增长,增长面30.3%,与去年同期增长面75%形成较大反差。

其中,产值前十大行业中,8个行业产值负增长,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下降17.0%,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下降15.4%,“从景气调查情况看,下半年我市工业经济面临更大下行压力。”

与很多中小企业一样,深耕设备制造行业的秦正伟(化名)现有1300平方米的厂房也是租的。一年厂租将近50万元,而其营业额也不过才1000万元左右。

“制造成本增长了五成以上,除了人工,土地、厂租涨得最厉害。以前利润低厂租也便宜,现在利润高了厂租更高了,利润都被吃掉了。”秦正伟告诉记者,前几年,上海淘汰的许多规模较大的模具厂转移到昆山,他们见到昆山土地便宜就疯狂买地,将厂租价格炒了起来。

近几年昆山厂租的猛增也让做工业门生意的蔡杰(化名)心有余悸。他还记得来昆山的第一间厂房,每平方米月租仅7元。“自2016年开始,昆山的厂租价格像是坐上了火箭。前年下半年,厂租直接疯涨到20块、25块,到去年价格最高已经涨到35块。3年内租金翻了两三倍,这让中小企业怎么吃得消?”

蔡杰表示,因为同行竞争,制造业产品的售价普遍比10年前低,但各项成本却远高于10年前,这无疑会压缩利润。“如果想保证利润率就必须涨价,那么订单量就会缩减,这是个恶性循环。”

除了生产成本,秦正伟认为,环保问题也是产业外迁的重要原因。2014年,中荣金属特大铝粉尘爆炸事故是昆山永远的痛,近百人死亡,163人受伤。自此之后,昆山对于企业安全和污染问题加上了“紧箍咒”。

此后,很多当地工厂纷纷向秦正伟订购环保设备,但因为部分环保要求都是照搬大企业但却并不适用中小企业,往往出现“小孩穿大衣”的情况,他表示,“工厂环境评估报告拟定的标准并不是最佳,但按照专业设计效果最佳的产品有时反而不能通过环保验收。”

多位企业负责人表示,自己一家老小以及众多员工早已在昆山扎根,娶妻生子,“想走并不容易”,希望可以给一条好的政策出口,帮助其升级。蔡杰说:“因为行业问题,机器无法完全取代人工。自动化技术需要有固定性的标准,而我们的产品有些是不规则形状的,有些还体积特别巨大。我们一直也在尝试用机器,例如产品的外形打磨现在逐渐都用激光替代了,但并不能完全代替。”

昆山的“底气”

“这些经营者市场观念很强烈,以前棒子打也打不走,但现在形势所迫,自己跑出去了。”在刘建国看来,转型是必须的,有些污染企业必须要有选择地“杀”。“这不仅对企业,对地方政府也是阵痛期,有些企业只能让其自生自灭,你扶持不了。”

开发区相关负责人则认为,昆山已经过了“吃人口红利”的时代,区域经济需要向高质量发展,这也是倒逼企业将低端产业拿出去,而将总部等较高端的产业留下来,“社会经济体运行也像人体一样,突然得了肿瘤,手术后还得养护呢。”

“政府可以倡导往高科技走,但不该忽略制造业的发展。”在秦正伟看来,如何平衡传统制造业和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是昆山未来发展的关键。

而事实上,无论是所谓的高端产业,还是传统产业,“缺人”成为制约企业最大的难题。

“没有人才,研发推进不下去,市场也打不开。”王希苦笑道,公司最缺的是硕士以上,能够独立指挥科研项目的研究型人才,能够“即插即用”,因为一个生物医疗项目的生命周期可能也才两年。为了吸引上海等一线城市的高端人才,王希只能提高薪金将近两成。“人才就是我们的命。”王希说,高端人才落户昆山的需求并不高,而且越是高端人才越是高流动性,政府其实在这方面应该认识到只要他们服务于昆山就行了。

传统制造业企业对此更深有感触。

蔡杰来到昆山10多年了,如今时常也陷入“用工难”的窘境。“以前招工去人才市场摆个摊子,不一会儿就有很多人围过来。现在,去摆上一天,也许只有两三个人来问一下,还嫌工资低。”他苦笑道。

“用工成本现在是企业经营的大头。”秦正伟说,刚来昆山时,一个工人1200元已是高薪,2007年就涨到三四千,前几年员工工资年年涨,如今一个工人需要7000多元,“许多对技术要求高的工种用工成本已经高于台湾等地,但很多外地员工老家工资也在涨,所以很多就不愿过来了。”

虽然企业的困扰仍然在持续,但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已经铺面而来。昆山身处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无疑给其转型升级带来了天然的底气和信心。

“昆山和上海从基础设施的对接、人员间的学习互动,再上升到国家战略中,昆山的成绩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身处长三角。”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说,“但作为县级市,昆山在政策争取上已经做到极致,加之雄厚的产业基础,这是我们吸引高端人才和项目的法宝。”

“昆山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县,制约昆山发展的主要是空间问题、行政能力、土地存量、环境容量四大问题。”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昆山总人口300万人,但警察、教师、公务员的编制都被“卡死了”,无奈只能多招辅警,教育压力也很大;国家给予昆山的排放量、能源供给量、特种气体等都有指标限制,现在用电高峰期工厂也要分区域停电。

“但我对昆山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刘建国认为,昆山有基础,有产业链,研发、科创也都是从产业中来的,不会无中生有。“昆山再没自信,还有其他地方有自信吗?”

为此,《中国经营报》记者也向昆山市政府多次发出采访请求,但截至发稿尚未得到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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