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路 葡船东来
文/（德）罗德里希·普塔克
开篇语/15世纪初，中国的巨舰曾航行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到过霍尔木兹、亚丁和东非。这些活动全部由郑和率领，他于1405年第一次出海，1407年成功返航回到中国。当时中国堪称海上强国，葡萄牙人的亚洲之行尚待启程，而欧洲的扩张也还未开始。
可以说，郑和及其同时代人结束了一整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东亚和西亚之间直到地中海的各条航线，始终掌握在亚洲人手中。葡萄牙向印度和东亚摸索前行，建立自己的殖民体系，看起来似乎是在仿效中国。因此，对许多人而言，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里发轫，直到今天才余音渐逝。
长久以来，中国就时常着重强调：我们可能真的已再度踏入一个历史过渡阶段。明朝的海上活动主旨是和平，基础是和谐与宽容，不同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矮化压迫政策。中国人认为自身的各种传统与价值，可以长期替代在他们看来完全被英语国家所滥用的那些观念和理想。在中国，常常自豪地谈论“郑和精神”，它意味着追求开放性、多元化、经济活力的愿望和一种更公正的国际秩序。
通过有意识地转向海洋，中国正在推动对那个远在葡萄牙人出现之前的时代的回忆：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黄金世纪。因此这一话题依旧具有现实意义。在亚洲各种沿海文化当中，类似趋势几乎到处可见：要爱护海洋遗产，目的是拓展新的历史认识，构成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共生关系。
众所周知，欧洲人的扩张是从好望角航线开始的。随着15世纪末第一批欧洲人到达亚洲，来自欧洲的报道忽然成了多数，而亚洲的记载则隐退幕后。因此，海洋历史的书写往往纯粹出于西方视角，也就是欧洲人强加给亚洲国家与组织的殖民史。他们对历史的观察先是透过葡萄牙人的眼睛，后来则受到荷兰人的影响。这种历史就像盖奶酪的钟形玻璃罩一样，被欧洲人套在亚洲海洋空间之上。与之相联系的，还有这样一种信念，认为全新的时代突然在1500年前后开始，似乎一切都从根本上改变了。
进入“另外的世界”
欧洲人的到来确实构成了一道分水岭，但这道分水岭并未触及亚洲海上交流的方方面面，即便没有欧洲的影响，它们也会发展，而且还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在有些地区，可以立即感受到欧洲的气息，比如印度洋西半部，而另一些地区则并非如此，比如东海周边。因此欧洲人关于1500年之前的时代亚洲海域主要处于一种静态的说法，并不恰当。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东航路（从中国沿海南下经吕宋岛、苏禄海至文莱以东海域）使用日益频繁，后来西航路（经孟加拉湾、阿拉伯海直到东非沿海）纳入了整个体系。从地理上看，亚洲的航海经历了最后一次空间上的延伸。欧洲人在这个体系边缘的两个地方打开了它：最晚从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开始，好望角航线把印度洋西南一端的“角落”和大西洋、巴西、葡萄牙连在一起，而后来为西班牙政府效力的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及其后继者，通过跨太平洋的航行，在菲律宾群岛、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秘鲁之间连起了纽带。
这两个开口将长期地引起亚洲航海格局的变革，跨太平洋航线的探明，推动了菲律宾群岛融入东亚和东南亚贸易世界。该航线的开发还有利于福建人关系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因为菲律宾群岛上的西班牙人需要中国的中介和货物。
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各大贸易强国对新的跨洋航线几乎长期没有兴趣，尽管中国本来具备远洋航行的技术，但直到近代，亚洲各国都没有派出任何一艘自己的船去往亚洲及非洲以外的世界。也许是因为某种自我满足感，这个系统显然缺乏必要活力去踏出关键性的一步，进入另外的世界。换言之，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引起的“开放”来自外部。所谓“全球化”等新潮标签主要指这个过程，或者指从这里开始，但并不一直受到亚洲人欢迎的长期发展。
在1500年以前，没有任何一股外部势力尝试过控制这个系统的某些部分。希腊、犹太、意大利以及来自地中海地区或西亚大陆的各路商人，参与了西印度洋部分地区的贸易，但没有维持类似16世纪及以后欧洲人定居区的组织。这些组织受其欧洲的各中央政府控制，后来大多被归类为殖民地。从欧洲人的视角看，一个逐渐跨越大洋、自成一体的更大的世界，把亚洲海洋世界囊括在内。早在1494年，著名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就规定，将全球分为两个“负责区域”，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共同垄断欧洲之外的世界，以非洲佛得角以西约1100海里的西经46度附近经线为界，西侧归西班牙，东侧归葡萄牙。
马六甲易手 澳门“开埠”
1500年前后，东航路一带的爪哇北部港口、马六甲、泰国湾周边几个聚居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北部一系列沿海聚落，构成了东南亚最重要的商业门户。依附于他们的是一些本地或跨区域的贸易网络，部分有重叠。同时，泰米尔人等印度团体和中国人，尝试把这些中枢囊括进各自的交流体系中，这些人大多来自外部而非东南亚本土。在这方面，中国人也许是最成功的。
16世纪中期之前，第一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设法进入了东南亚。1511年，葡属印度总督阿尔布克尔克率兵占领马六甲，这一事件被视为东南亚近代历史的转折点。新的外来群体明显地破坏了现存的“平衡”，损害其他地方和群体的利益，开始殖民政权对这些地方的压迫。
1511年之前，中国商人往往从马六甲购置胡椒及香料回广东和福建。不久之后，葡萄牙人也向中国输送胡椒，以期打开中国市场，双方难免有竞争。福建人对此做出了非常灵活的反应，他们舍弃马六甲，更多地从离中国本土较近的地区购买东南亚商品，这也意味着更短的运输距离和更低的成本。
不久以后，葡萄牙人与广州官方产生矛盾，第一次正式出使中国也以失败告终，原因之一是当时流亡的马六甲苏丹，曾向明朝说明敌人的情况并请求援助。这给福建人带来了好处，因为原先海禁松弛的广州对葡萄牙人关上了大门，强调只准朝贡船只入港。
16世纪中叶，正值“倭寇贸易”等非法走私活动在中国的高潮时期，历史又完成了一次转折，但这次和马六甲无关。对福建在贸易方面的成功，广东妒忌已久，因此重新对葡萄牙人开放，这导致了澳门的“开埠”。此事未必得到来自明朝廷的首肯，但至少经过了地方官府的批准。
1557年左右，在珠江口外浪白澳等岛屿与华商贸易的葡萄牙人，开始大批进入澳门。初来的葡萄牙人态度骄悍，有种种不法行为，在中葡两方留下的原始记录中都有记载。密切关注华南沿海政治、经济、军事情况的广东监察御史庞尚鹏等地方官员担心，葡人不满足于“盘踞”澳门，会“拥众入据香山”，甚至给省城广州带来直接威胁。
葡萄牙人入住澳门主要是想在中国建一个贸易据点，并借此打通和开辟东亚市场。当时的明王朝不等同于马六甲、印度港口果阿，葡萄牙人即使有以武力征服中国的野心，却无足够实力。特别是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中葡屯门之战，葡方舰队在屯门海面被挫败后，他们更不敢有对中国的武力企图。故葡人入住澳门后，虽然有一些违法行为，并常与广东地方政府发生冲突，但基本策略还是用恭顺态度和金钱贿赂，博得官员好感，以达到其目的。
澳门从16世纪60年代开始经历了一次快速的繁荣，而葡萄牙人在此前二十年左右才第一次到达日本。此后，葡萄牙的船只定期向广东运输日本的白银，又将中国的丝绸运往日本，这些都要经过澳门。
伊比利亚半岛在亚洲“内斗”
16世纪初期，西班牙人就涉足东南亚，他们第一次出现在这里是麦哲伦航海时，等到跨太平洋常规航线固定下来，已过了许多年。此时，这股同样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竞争势力警告葡萄牙人，根据对《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的准确解读，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属于他们的势力范围。
西班牙人主要从菲律宾群岛介入，1571年在马尼拉建立了总部。在福建人看来，西班牙人来得正是时候，中国市场对白银需求越来越大，除了日本，西班牙也大量提供白银。福建人开辟了菲律宾群岛的本地市场，向南一直延伸到苏禄群岛。西班牙人在这里充当了历史的催化剂，因为福建的船把丝绸等商品带到马尼拉，换得西班牙从拉丁美洲运来的白银。福建商帮获得了额外的资本，有利于他们打开其他市场，无疑是最大的赢家。
东亚的白银和丝绸及其他商品的贸易，包括铜、名贵药材、贵重木材等，依赖多个重要支柱。这些支柱环绕着东海和东南亚世界，其分布如下：长崎、马尼拉、福建各港口以及澳门。
一些西班牙人曾雄心勃勃地建议从吕宋岛出发，在葡萄牙人和异国援军的帮助下，通过奇袭攻占福建和中国其他地区。西班牙人的殖民体系早已铺得太开，缺乏船只、金钱和士兵，而澳门的葡萄牙人也丝毫感觉不到有必要支持宏大的征服思维。在这些充满幻想的计划被拒背后，当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对东亚势力范围的竞争。1580年，伊比利亚半岛的这两个强国，在欧洲强大的王室哈布斯堡家族操控下“合一”了，但它们各自的海外帝国却必须在行政上划分清楚，在亚洲也是如此。
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群岛上不满足于仅占有沿海据点，而是要将各岛屿整个纳入统治，因此他们是第一批获得大面积亚洲领土的欧洲人。行政上，这些地区隶属于墨西哥，是殖民地之下的殖民地，这是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一个特点。由此，所谓“新世界”的边缘被推进到了东亚。西班牙还试图向北在台湾立足，这个中国东南边陲的海岛第一次成了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东亚最后的“边缘空间”，就这样被融入了已有的海上贸易体系中。
滚滚财源：非洲黄金与美洲白银
16世纪下半叶，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半岛周边没有一个主导海上贸易的本土政权。将成为葡萄牙亚洲贸易枢纽的马六甲，多次受到想要“解放”此地的伊斯兰联盟的进攻。在其他时代，葡萄牙人也致力于寻找马来盟友，希望以此巩固自己在马六甲的地位。这一切都给和平交流造成了负担。
在汇集了众多货流的马六甲被葡萄牙人占领之后，亚洲的许多商人群体不得不转战东南亚其他港口。爪哇北部各港口最初参加了反抗葡萄牙人的活动，但后来这些港口之间互相竞争，从中国人和其他供应商身上获取利润，有时甚至还和小规模的葡萄牙私人商业团体做生意。从澳门或马六甲来的葡萄牙人，也对国王自己都经营贸易的大城王朝（泰国境内古王国）和越南沿海感兴趣。
葡萄牙人和中国人在帝汶岛地区置办檀香木，整个17世纪，檀香木是运往中国的主要出口品之一。中国人主要从万丹购置胡椒，那里很快就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海外福建人聚落。万丹的中国人陷入了与葡萄牙人的竞争之中。但从贸易量上看，葡萄牙人在当地的存在，并没有产生特别重要的影响。
葡萄牙最初的意图，是把印度洋区域的胡椒和奢侈品引向好望角航线，运往里斯本，用意之一是削弱取道埃及和黎凡特（大致指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带）的威尼斯商人。其次是为了从背后对伊斯兰势力构成威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收复失地运动（又称再征服运动，是公元718至1492年间，西班牙人反对阿拉伯人占领，收复失地的运动，共经历了8个世纪）的继续。第三是为了寻找散落的基督徒，传播天主教信仰。这最后一个因素不容低估。必须强调，占领大片领土并非葡萄牙的意图，这与西班牙截然相反。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葡萄牙人建立了许多据点，他们大多位于环西印度洋那些在战略上有利的港口城市。有些地方被他们完全占领，并建起了防御工事。从1510年开始，印度西海岸的果阿成为葡属印度这一体系的中央所在，该体系的财政支持最初主要来自里斯本，后来它自行负担的份额越来越多。它收入中基本的一部分来自贸易，但也来自关税和贸易通行证的发放。
葡萄牙在亚洲的贸易利润取自数条航线，最重要的是好望角航线。这些航线的经营，与葡萄牙宫廷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相关，既有王室用来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固定“路线”，如好望角航线，也有那些分配给特许经营者的航线，其利益主要来自亚洲内部的交流。后者所产生的利润不断增加，从保护服务和关税中定期产生的款项也在增长，所以葡属印度对亚洲空间的兴趣，很快自然而然地超过了对其原来的命脉——好望角航线的兴趣。
葡萄牙人为欧洲市场购买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的胡椒，所用的并不只是橄榄油、葡萄酒、水银、红珊瑚等葡萄牙或其他欧洲产品，而是非洲的黄金。从这种贸易中得到的利润，可以投资到中国生意中去，于是丝绸流入东南亚，东南亚的产品流向印度。东亚的白银和丝绸交易不单纯是亚洲内部事务，向这个系统注入白银的，还有美洲新大陆和遥远的欧洲（经过里斯本）。在这里，全球各种力量共同发生作用，而明朝就像一个巨大的深池，从四面八方吸引着白银。
从16世纪末开始，整个亚洲贸易体系又再度处于各种外部力量冲击之下，主要是来自开始向爪哇扩张的荷兰人。他们选择在巴达维亚即今天的雅加达建立亚洲总部，这在贸易战略上是一个明智的决策。
因为众所周知，在马六甲以西和环太平洋地区，荷兰最重要的对手葡萄牙势力要强得多，与这些地方相比，荷兰人在马六甲以东盈利的希望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