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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保“6”争论:如同2012年讨论是否应该保8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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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观头条 中国经济保“6”的选择:稳增长,还是看淡增速、深化改革?

杜涛

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关于是否应该保“6”的争论都结束了。

12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现2020年预期目标,要坚持稳字当头,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要积极进取,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持续用力,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

其实,在12月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认为,要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12月初,中国的经济学家之间爆发了一场事关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是否应该保“6”的讨论,从余永定到陆挺,再到刘世锦、鲁政委等等众多经济学家参与到是否保“6”的辩论中。余永定是社科院学部委员,曾经在2004年至2006年之间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世锦则是现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国泰君安首席宏观分析师高瑞东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回落,同比增速已经由一季度的6.4%滑落到三季度的6.0%,处于年初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经济增速区间6%-6.5%下限,随着10月经济数据进一步走弱,大家对未来经济走势的讨论多了起来,尤其集中在明年经济是否会破六的问题上。

这一切,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也有了结论。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告诉记者,在GDP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回顾党的十八大和“十三五”规划,经济增长的目标都是: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过去八年经济增速基础上,考虑到第四次经济普查后GDP基数可能受到一定影响,预计2020年GDP需要增长6%左右。

争议

一切都看着有些熟悉,如同2012年GDP破“8”之时,都在讨论是否应该保持8%的增速。只不过现在变成了2020年,中国经济是否保持6%的GDP增速。

余永定主张,经济增速已经滑至6%,该刹车了,要稳增长。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则认为保“6”既无必要,也保不住。

12月7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在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中以“用刺激性办法保“6”,还是用改革的办法稳5”为题发表演讲指出,认识这一问题需要澄清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过去近十年经济增速的回落?第二个问题,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能不能改变增长阶段的转换?

刘世锦认为,近10年中国经济的回落是增长阶段的转换。2020年到202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在6%以下,在5%到6%之间。我们经历的增长阶段的转换是符合规律的,下一步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率是在6%以下。

如同一位政策部门的人士对记者表示的一样,发展是永恒的主题,关键是怎么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是大力刺激还是用改革来发展?

时间回溯到2012年。

2012年两会中,也有一场关于是否保“8”的讨论。2012年,温家宝总理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当年GDP的增长目标为7.5%,这是8年来GDP增长目标首次低于8%。该目标比2011年GDP实际增长9.2%相比,更下调了1.7%。

从2012年到2019年,我们也进入了讨论是否该保“6”的时代。

12月12日,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表示,他不是反对保“6”,而是反对不惜一切代价的保“6”,现在经济是需要逆周期调节。

陆挺告诉记者,当前主要受内需下滑影响,经济增幅降速过快,逆周期调节政策确实有必要,政府应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但“6”不是绝对的下限,中国经济潜在增速还在下行,以上一轮宽松周期的GDP增速来推算,目前潜在增速可能已降至6以下。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可适度下调至“6%左右”,为低于6的经济增速留下空间。

温彬对记者表示,最近关于保“6”争议比较多,余永定老师认为经济不能继续下滑下去,我们还有政策空间,加大调节力度,保持一个6的增速。这种争论是有意义,对下一阶段宏观调控有帮助的。

温彬认为,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潜在增长率是多少?需要明确的。关于潜在增长率,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理论的研究,通过中国人力、资本、技术进步,计算潜在增长率,另一种根据现实实际运行情况,通胀温和可控,保证就业目标。实际来看,潜在的增长率在6左右这个目标。

背后压力

也就是说,所有人在讨论6%是否保证的背后,都是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

温彬告诉记者,保“6”的讨论,其实是关于潜在增长力和实际增长力的之间的讨论。我们潜在增长力在6%以上,但是我们现在面临压力比较大,今年一季度以来 GDP分别是 6.4%、6.2%、6.0%,四季度如果不加大力度调节,有可能滑出6%。这种情况下会导致一种悲观预期,以会导致通缩、失业的增加。这种情况下,就认为应该通过积极的财政、宽松的货币政策实现经济增速,要达到6%以上。

近期召开的中央年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时间回溯到“十三五”的开局之年。

2015年11月12日,发改委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十三五”规划问计求策活动进行了介绍和说明,十三五《建议》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目标,其中一项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要实现翻一番的目标,“十三五”期间的GDP增速底线就是6.5%。

根据国家统计数10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977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2%。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三季度增长6.0%。

12月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中指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我们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刘世锦在12月7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速度本身来它就是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根据我们的研究大概应该是5%到6%或者是5%左右。当然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翻两番的目标任务。最近通过经济普查以后,明年的应该说是略低于6%的增长速度是能够实现两个翻番的目标。

GDP增速持续走低,拉动内需的“三驾马车”也增长乏力。

11月14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10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10880亿元,同比增长5.2%,增速比1-9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1-10月份,进出口总额256273亿元,增长2.4%。其中,10月份,进出口总额27071亿元,同比下降0.5%,降幅比上月收窄2.7个百分点。

高瑞东告诉记者,伴随着主要发达经济体PMI不断回落,以及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制造业投资增速从2019年一季度开始大幅下滑,1-10月累计增速较2018年下滑6.9个百分点,仅为2.6%,下滑速度之快,下探程度之深,实属少见。制造业投资低迷,既有外部需求回落因素,也有加征关税影响出口的因素,还有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投资信心不足的因素。

陆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如果广义社融下行保持现在的速度,基本可以肯定经济增速是要下行的,保“6”的难度是极大的。

他对记者解释,2016-2017年虽然政府动用了专项建设债等大量资源,甚至通过直接印钞来推进货币化棚改,汽车购置税的减半甚至前置了大量汽车消费,那两年的实际GDP增速也就是6.8%左右。另外,2016-2017年全球经济处于上行周期,加上人民币贬值,外需也得到推动,因此我们可以较为确定地说2016-2017年间6.8%的实际GDP增速已经高于中国增长潜力。现在的广义社融比2016年低7个百分点左右,实际GDP增速只慢0.5个百分点,这种情况难于持续。

温彬提出,因此需要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要使得实际增速接近潜在增速。若是实际增速持续下滑,导致市场悲观预期,会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加大逆周期的调节,特别是财政、货币、产业政策的调节,达到潜在的增长水平。

逆周期调节

“逆周期调节”,这是几乎是采访的经济学家都提到的词语。

12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必须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

陆挺认为,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逆周期调节政策确实有必要,政府应该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还在下行,潜在增速目前可能已经在6以下。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可适度下调至“6%左右”,为低于6的经济增速留下空间。政府应该珍惜已经不大的政策空间,慎用宽松政策,用好宽松政策。

12月11日,温彬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在当前的背景下,我们需要财政货币这些宏观调控政策加大力度调解,从财政来看,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在实施财政资金在基础设施投放、民生改善方面,更加注重有效投资;另外要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通过结构性减税,让企业和居民更有活力,有助于稳定投资和消费。对于货币政策而言,要坚持稳健货币政策的基调,在这个背景下更强调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前瞻性,松紧适度。来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的背景下,进一步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一步加大实体经济力度,在当前来说有助于稳定和扩大内需。

高瑞东认为,做好逆周期调节,坚持“六稳”。财政政策方面,继续保持积极基调,一方面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另一方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会议提及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物流等成本,但没有提到进一步减税,这也说明在今年超过2万亿大规模减税之后,财政进一步减税的空间比较小。货币政策方面,在总体稳健的基础上,从去年的“松紧适度”转变为“灵活适度”,边际有放松趋势。会议要求,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同时,会议强调要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另外,高瑞东还看到,本次中央经济会议中,提高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定位,特别强调明年基础设施建设要着眼国家长远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这意味着我们会从国家战略出发,提前布局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具有非常强的正外部效应,而且因为总体投资规模大,稳定经济效果立竿见影。

相比逆周期的调节,改革则是让更多人的期待。

改革

在是否保“6”的讨论中,改革是离不开的论调。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提到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

刘世锦在11月份的媒体论坛中就表示,明年如果还要保持6%以上的增长速度,就要“逼”出平时不大容易推出的结构性改革重大举措。近期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其中涉及了一系列的改革,从国资到金融到财税到市场环境乃至对外贸易,可以说改革是全方位的推动。

高瑞东观察到,如果以改革的眼光去看待经济增速,就是要用发展解决经济本身的问题。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看出,未来几年是我们改革的大年,改革是更加市场化的,改革的方向切中要害,直接服务于强化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战略;直接服务于建设更高标准的市场体系;直接服务于推动高质量发展。

高瑞东强调,不仅要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让各类市场主体在科技创新和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第一线奋勇拼搏;而且要健全体制机制,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不仅要进一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健全退出机制,稳步推进创业板和新三板改革;而且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制定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提升国资国企改革综合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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