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12月14日消息，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第二十一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于12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的主题为“奋进新时代、探索新动能”。中国银行前行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李礼辉出席并演讲。
李礼辉强调，金融配置失衡，需寻求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赋能实体经济的可行路径。他指出4个偏低：一是民营企业融资占比偏低，二是上市银行的估值偏低，三是直接融资占比偏低，四是固定资产投资动力偏低。
他表示，“同一阶段并存的4个偏低，应该有内在的联系。”由此他又指出，金融资源配置存在四个局限：
第一，传统信用模式的局限性。信息不对称放大了传统商业信用的缺陷，容易造成底层信用隔离，民营的小微企业大多资本实力弱，风险成本高，信用价值低，融资难，融资贵。
第二，行政手段的局限性。大型银行如果只是在小微金融市场“掐尖”，那只是一批优质的小微企业从中小银行到大型银行的信贷“搬家”，未必能够显著增加小微企业信贷供应的总量，并且可能迫使中小金融机构“降维”经营，承担过高的风险成本。
第三，初级资本市场的局限性。我国的资本市场仍不够成熟、不够完善。
第四，民营企业的局限性。大多数民营企业的成功经验局限于房地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通用工业制造、传统服务业等领域，只有极少数的民营企业较早启动转型。
他强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着眼长远，务实可行。对此他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建设数字信任机制。运用大数据技术发现信用，应用区块链技术解决信任问题。
第二，完善市场化定价机制。商业银行合理的信贷定价，应该覆盖风险成本和资金成本。
第三，完善财政税赋制度。调整小微企业的税赋结构，减少中间税，细分所得税；适当扩大小微金融业务税赋优惠，对金融机构发放给小微企业的贷款，免除或大幅减少增值税和所得税。
第四，完善资本市场。鼓励长期投资，吸引并规范保险、养老基金等长期资金入市。
以下是嘉宾发言全文：
激发活力 纠正失衡
金融资源配置失衡，是一个经常被提起、一直难解决的问题。很有必要探讨深层次的原因，寻求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赋能实体经济的可行路径。
当前有4个偏低。
一是民营企业融资占比偏低。
在税收、GDP、技术创新成果、劳动就业、企业数量等方面，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是5 6 7 8 9，即50-90%。
金融资源配置渠道包括银行贷款、债券发行和股票融资，目前还没有区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官方汇总统计数据。根据统计局、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披露的有关数据测算，2018年末，民营企业贷款占企业贷款的比重在40%左右，债券融资的占比较低，民营企业负债总额占企业全部负债的比重在30%左右，这与民营企业的经济贡献度是倒置的。
二是上市银行的估值偏低。
目前，A股市场平均市盈率14.39，平均市净率1.63；而银行板块平均市盈率只有6.55，平均市净率只有0.8。
三是直接融资占比偏低。
2019年1-3季度，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8.74万亿元，其中直接融资（企业债券与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规模为2.62万亿元，占比14%，同比提升1.64个百分点，但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四是固定资产投资动力偏低。
2018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76.2%，高于资本形成总额43.8百分点。与之相应，这2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偏低，这将削弱持续发展的动力。
2019年1-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2%，其中高科技产业投资增长14.2%，提示产业结构优化的趋势。但民间投资仅增长4.4%，比2018年同期回落4.4个百分点。第一产业民间投资增长-2.4%，回落15.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民间投资增长2.3%，回落3.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民间投资增长6.8%，上升1.4个百分点。
同一阶段并存的4个偏低，应该有内在的联系。我尝试做一些综合分析。
第一，传统信用模式的局限性。
讨论民营企业经济地位时，人们更多关注民营企业在税收、GDP、就业等方面的贡献度。还有一个值得强调的指标是9，即民营企业数量占全部企业的90%。这表明，民营企业的绝大多数是小微企业，国有企业的绝大多数是大中型企业。
传统的信用模式有明显的局限性。由于信任需要积累，因而信用的建立需要较长的周期，信用形成的成本高；由于必须经过可信任的中央节点，小范围的经济行为难以成为社会认可的信用记录，信用可及的范围小。信息不对称放大了传统商业信用的缺陷，容易造成底层信用隔离，民营的小微企业大多资本实力弱，风险成本高，信用价值低，融资难，融资贵。
第二，行政手段的局限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1月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中提出，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会后各部门和各地政府密集推出支持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发展一系列政策措施，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特别是显著改进了我国的营商环境。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中，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第31位，比1年前提升15位。
不过，一些行政化手段的实际效果有待考察。例如，规定大型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增长指标和利率上限。2018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83%，穆迪测算的民营企业不良贷款率为4.2-4.7%。信贷定价如果未能覆盖风险成本，就难以持续经营。大型银行如果只是在小微金融市场“掐尖”，那只是一批优质的小微企业从中小银行到大型银行的信贷“搬家”，未必能够显著增加小微企业信贷供应的总量，并且可能迫使中小金融机构“降维”经营，承担过高的风险成本。
第三，初级资本市场的局限性。
我国的资本市场仍不够成熟、不够完善。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市值相当于GDP的71%，美国、日本分别为166%和128%。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换手率偏高，2019年1月上交所和深交所换手率分别为120%和266%，而香港、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换手率仅为44%和49%。债券市场中商业银行持有国债的占比偏高，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的参与度不足，国债换手率低，不利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我国资本市场准入难，退出也难，每年退市率不到0.5%，而国际主要资本市场的退市率处于2%-10%之间。
第四，民营企业的局限性。
改革开放的40年，是我国民营企业成长进步的40年。40年中的前30年，总体上经济的外延张力大于内涵张力。大多数民营企业的成功经验局限于房地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通用工业制造、传统服务业等领域，只有极少数的民营企业较早启动转型，成功实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形成核心竞争力。这几年，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换为高质量增长，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多数民营企业还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适应的过程。而且，由于民营企业平均利润率下降，融资难，也就限制了民间投资的动力和能力。
金融稳，经济稳；金融增值，经济才能增效。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着眼长远，务实可行。
第一，建设数字信任机制。
数字信任的价值在于，可以在信任未知或信任薄弱的环境中形成可信任的纽带，节约信用形成所需的时间和成本，加持商业信用。数字信任的主要优势是高效率、低成本的普惠性。一是运用大数据技术发现信用。例如，蚂蚁金服、微众银行等新型的金融机构，通过数据挖掘发掘普罗大众的信用价值，推进信用普及，为数百万户小微企业发放贷款。二是应用区块链技术解决信任问题。以算法程序表达规则，只要信任共同的算法程序就可以建立互信。通过编程化的智能合约，可以自行确定并自动执行交易各方认同的商业条款，可以引入法律规则和监管节点，确保价值交换符合契约原则和法律规范，避免无法预知的交易风险。例如，在供应链金融场景中，应用区块链技术建立多方协作架构，可以将核心企业信用传导至更多层级；可以将商业约定纳入智能合约，防止资金挪用和恶意违约。人民银行在深圳推出的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可以实现供应链应收账款多级融资、跨境融资、国际贸易账款监管、对外支付税务备案表等业务上链运行。
第二，完善市场化定价机制。
商业银行合理的信贷定价，应该覆盖风险成本和资金成本。对于享受财政补贴和央行定向降准优惠的信贷业务，应该以覆盖经补偿后的平均风险成本和资金成本为基准，限制上浮的幅度。完善市场化定价机制，才能办真正的银行。
第三，完善财政税赋制度。
2019年税赋制度改革的步子是最大的，减税降费2万亿元，提高企业应纳税额起点，降低增值税率，有利于降低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税赋制度还有深化改革的余地。一是调整小微企业的税赋结构，减少中间税，细分所得税，原则上做到有盈利纳税，无盈利不纳税；增加税前扣除，适当调整税基，对科研和技术创新投入、职业培训投入予以税前扣除。二是适当扩大小微金融业务税赋优惠，对金融机构发放给小微企业的贷款，免除或大幅减少增值税和所得税，补偿银行承担的部分风险成本，支持小微金融“维稳”。
第四，完善资本市场。
鼓励长期投资，吸引并规范保险、养老基金等长期资金入市。扩大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促进投资便利化，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政策，完善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服务框架。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以科创板为试点，探讨注册制改革的可行路径，规范上市公司停牌、退市制度。完善债券市场信用评级制度和债券市场违约处置机制，支持境外主体在境内发债融资，鼓励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