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秦朔朋友圈
2019年的冬天，阿杰呆在云南丽江。阿杰是“Freeter”（自由free与德文劳工arbeiter的组合词），中文翻译成飞特族，代表的是一种自由、无忧无虑的工作方式。他认为，既然年青，就该游历人间。他选择在祖国的各个城市间靠打零工流浪过活，在每个城市居留三个月到半载，熟悉后离开。阿杰对这样的生活很满意，一方面在一个城市呆的时间够长，足以了解到这方水土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又保持着无拘无束的任性，随时可以去往别处。
但对此，父母是不理解的。堂堂的大学毕业生，为啥不以长远计，找份稳定的工作，在某个城市扎根发展；而非要打零工，月无余粮，惨兮兮地过活，结婚这些人生大事不知道要拖到何年何月？这份隔阂使得阿杰在经济上选择了绝对的独立，从不张口向父母要钱，哪怕是借。
最近阿杰遇到难处。自小很铁的哥们要结婚了，阿杰精心地挑选了一款4K超清电视作为贺礼。价格一万多块，很实用，也体现得出二人的感情。万事俱备，只是囊中羞涩。
在京东拒绝了白条付款申请之后（分期付款的一种），阿杰求助于P2P。这不是一个陌生的工具，阿杰辗转在城市之间时，常常会发生因找工作而出现青黄不接的钱荒，过去都靠P2P来借入小额现金弥补生活用度不足的缺口。
可是这次网上借钱并不顺利，过去常用的一个P2P的APP已显示停止营运，过去在此积累的信用记录自然也付之流水。又费了一番功夫，阿杰才从某个现金消费贷的平台上借到了钱，但利息和费用却贵了不少。
阿杰的遭遇很难被白领们感同身受，就如五环外的世界，五环内的人缺少共情一样。
为了尽快找到工作获得收入，阿杰打的零工多是发传单、外卖、快递、服务员等等。容易上岗，却基本不缴纳五险一金（阿杰也不要求，其实都折算在薪水里了），工资则全是现金结算。所以，阿杰既没有与收入证明匹配的银行流水，也没有社保记录，当然很难从银行拿到贷款。
此外，阿杰忘情于山水，除了吃住之外，收入都花在访胜探幽上，也很少在网上购物，所以同样没能在阿里、京东这些电商处累积过足够多的交易记录，当然也很难在蚂蚁金服等头部互金公司的服务范围之内。
尽管如此，比起身边人，阿杰得到的金融服务待遇还算好。很多工友，由于没有受过充分的教育，已经不自觉地落在了时代的后面，进银行除了存取款和汇款外，根本没享受过别的服务。至于那些50岁以上的中年人，连支付宝都使不利索，更难指望用上花呗借呗。阿杰就曾有工友，不幸沦为714高炮贷的牺牲品。（注：714高炮指那些期限为7天或14天的高利息网络贷款，其包含高额的“砍头息”及“逾期费用”。714高炮基本上90%都是以7天期为主。）
这就是今日的中国，幅员辽阔的背后藏着千差万别。每逢佳节，有人的朋友圈刷爆了境外的美景，有的人却连护照都没有。2018年全年国内旅游人数55.39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0.8%；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14972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4.7%。但实际估算，每一百个中国人中只有5个人出过国，因为持有护照的人口占比也就在10%而已。
同样，在大街小巷开满了银行，很多人厌恶地挂掉信用卡中心打来的促销电话的时候，却也有很多人享受到的金融服务非常有限。
这些渴求金融服务的人，可能是相中一款iPhone新款手机的女服务员，她中午刚为你上过菜，而她手头的现金不足以支撑她立马拥有这部新手机；也可能是办公楼转角处工地上的中年建筑工人大叔，刚给家里汇完款，没余钱再支付昨天几千块住院费；也可能是你回家时和你擦肩而过的快递小哥，他在家乡留守的儿子所在辅导班要增开的课程，又得缴几千块的学费。
为什么有人觉得金融服务供给过剩，而有的人觉得金融服务不足？这叫做幸存者偏差，说的是当取得信息的渠道，仅来自于幸存者时（因为死人不会说话），此信息推导的结论可能会存在与实际情况不同的偏差。这种情形经常发生，现在传播渠道多被丰衣足食的中产阶级主导，我们的所见所闻似乎都是金融服务过剩的信息。
可事实上，国内没有信用卡的18岁以上成年人数以亿计。作为成年人，如果连信用卡这样的信用服务都享受不到，自然遑论其他金融服务了。
所以，金融普惠成为全社会的重要议程。金融普惠的目标是创造与发展“一个能够有效地、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低收入人口——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帮助所有家庭和企业都能够以合理的价格获得一系列金融服务，包括储蓄、短期和长期贷款、租赁、代理、抵押、保险、养老金、支付、本地汇款及国际汇款等等。按联合国的定义，这些服务往往只被那些“银行可接受的”人或团体所享有。
银行是最主要的金融服务机构，为何只对“可接受的”特定人群和团体提供服务呢？为何要设定非普惠制的门槛呢？
这和银行的生意模式有关。按照现代治理体系，商业银行被置于巴塞尔协议的三大支柱约束之下。这三大支柱是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加上几百年沉淀下来的文化传统，使得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更多体现在低风险承担意愿以及严格的收益成本权衡上。
因为低风险承担意愿，所以银行不能对高风险人群简单地索要高利率来进行风险定价。想象一下，某家银行爆出10%的不良率，必定会引起监管的关注和公众的质疑。即便冲销了这10%的坏账损失，该银行仍能获得很高的税后盈利，它也不会这样做。
因为既定的经营传统路径下，银行的人力资源机构和业务流程都更适应低风险个人客户，比如审查社保和公积金的缴纳记录构成的资信文件来判断其还款能力，远比去调研阿杰这样的无长期固定工作者的还款意愿和能力要简单得多。既然从高资信客户那里就能赚取足够的利润，银行自然缺乏动力大规模改组现有的业务流程和人力资源，去适应高风险人群的识别、筛选与承担。
凡此种种原因，构成了一个系统性的门槛，即银行会优先服务那些信用风险容易识别或有更好风险控制手段的客户（如借款人提供房产等抵押物）。而阿杰这类的人群，也包括不确定性很高而蕴含更高风险的小微企业和中小企业，都自然地被排斥在银行的门槛之外。而这显然不利于全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这就是金融普惠如此重要的原因。联合国一经发布“普惠金融”的倡议，就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响应。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为普惠金融提供了三条进路：
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到2020年基本实现乡乡有机构，村村有服务；
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加大对新业态、新模式、新主体的金融支持，提高小微企业和农户贷款覆盖率；
提高金融服务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和农户申贷获得率。
这方面，银行做得不好，因为几百年的经营传统变起来很慢。十年前马云曾豪气冲天地宣布，“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可十年过去了，银行服务覆盖的人群和法人社团仍不尽人意。这就需要新型金融服务商扛起金融普惠的大旗，只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以何种方式崛起并在金融普惠的路上开疆辟土，并取得里程碑式的胜利。
阿芳居住在沿海的三线城市，夫妻俩都有稳定的收入，颇有积蓄需要理财。所以，阿芳为此操碎了心。股票市场波动太大，阿芳避而远之，仅专注于固定收益类的投资。2015年，阿芳倚靠朋友的经验，开始投资P2P（P2P似乎具有固定收益的特征），成为几家网贷平台上的出借人。
开始收益都是极好的，每年百分之十以上的回报让阿芳乐开了花。所以，不断加码，把家里大半金融资产都押在了P2P上。阿芳还有点风险控制的观念，把资金分散在四个所谓头部的P2P平台上。但到了2018年开始，阿芳发现三个平台上债转标的响应速度大不如从前，疑窦丛生之下打电话问客服，却被客服的一番帖慰话术释去疑虑。可再后来，所投资的两家P2P爆了雷，宣布延期兑付，到今天也没拿出具体的行动来。
阿芳和老公合计，如果投在这两家P2P平台上的钱按50%的比例兑付本金的话，这四年基本颗粒无收，把此前赚的利息都赔回去了。如果兑付比例低于50%，那么就要伤到他们的本金了。从维权群里的信息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老公常常忍不住暗讽阿芳的理财之道就是白开心，她只能沉默不语。暗地里，免不了垂泪啜泣。
世界就是如此矛盾。此前，很多像阿杰一样缺乏信用资质或是信用记录的人通过P2P借到钱，似乎吹响了金融普惠胜利的号角，阶段性或局部地达到了国务院所提的“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的期待。现如今，P2P却已全面败退。按时足额还款的阿杰再不能从P2P上借到钱，而P2P上的出借人阿芳却不能及时收回本息，且有可能遭受大额损失。
这究竟是为什么？
目前看，P2P的种种实践，最后并没有找到可行或商业上可持续的模式。
P2P解决不了借款人信用风险的识别与定价问题。P2P又称点对点网络借款，是一种将小额资金借贷给有资金需求人群的一种民间小额借贷模式。网络效应似乎给更多的借款人带来了借到钱的希望，从而推动普惠金融向前迈出一小步。过去，这种小额应急借贷一般仅仅发生在熟人之间，或是由黑社会来发放。
熟人借贷是因为彼此了解，出借人能更准确地判断对方的信用。同时，熟人网络也会对借款人的还款行为构成某种约束，一旦失信，可能在熟人圈里丢尽颜面。至于黑社会之所以能经营这种小额信贷，不问借款人的信用记录，那是因为黑社会有催收的种种手段，不怕借款人不还。
而P2P虽然可以通过网络更广泛的发布借款人的需求信息，为借贷双方提供信息中介服务。但始终解决不了如何识别借款人的信用并进行定价的问题。所以自然缺乏生命力。后来P2P一度进化到统借统还，平台从所有借款人支付的息费中抽取一定比例作为坏账准备，如有借款人违约，其发生的信用损失先有坏账准备来冲销。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这样就模糊了点对点，即借款人与出借人一对一的借贷关系，让风险和收益无法对称。风险定价的失败，导致很多循规蹈矩、踏踏实实经营的P2P公司也无法兑付所有出借人的本息。
再者，统借统还，就类同于传统银行业务（银行吸收存款，然后贷款出去，通过收取借款人的利息来给存款人支付利息），而P2P平台没有最低资本的要求，一个注册资本1000万的P2P公司在贷余额可能超过几十亿，这就激励P2P公司放低标准的大肆放贷，让很多完全没有还款意愿或能力的借款人也从平台上借到钱（这就是在网贷公司身上薅羊毛的由来），最后让出借人遭受损失。
还有，统借统还使得P2P跨越了单笔借款中借款人与出借人一一对应的法律关系，进行期限错配，即将出借人的短期资金用于满足借款人的长期需求，而出借人出借资金到期后，指望着续期或新融入资金来支撑。这种期限错配风险放大了P2P的风险，一旦政策突破，或是出借人集体变得谨慎，P2P无法从计划的来源融入新的钱，就会出现资金链断裂，引致平台的崩塌。
P2P由于缺乏监管，在公司治理上问题很多。很多P2P公司出现了所谓“自融”问题。即P2P的老板一看到出借人踊跃提供资金要借给素不相识的人，就起了歪念头，干脆伪造借款人的需求来骗取资金，用于自身的目的（既可能是投资于其看好的事业或资产，也可能是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物质生活）。这种欺诈行为让P2P的公司治理缺陷很难避免，以致于戴志康这样的大佬都陷了进去（这种欺诈在英美国家属于重罪）。
风起或风行的时候，猪也会飞。P2P面世之初，种种有利因素（比如政策的不禁止甚至是鼓励、权益资本对P2P商业模式的好奇和兴趣、刚兑舆论环境下个人出借人对高收益的大胆追求）造成了繁荣的假象。而经过实践的检验，P2P现有的模式很难在商业上成立，形成了一场金融的大败退。
可以说，P2P是中国金融史上最糟糕的影子银行，没有唯一。在监管宽容之下，或因底层商业逻辑的失败，或因缺乏商业自律走向集体失败，最终导致数以万亿计的出借人财富灰飞烟灭。
这里为监管说句公道话，政府的相关机构也是普通人，并没有超越常人的远见能洞悉一切潜在的风险，否则他们都成为企业家去创业发家致富了。另外，监管对于P2P的尝试保持宽容，也是给商业创新预留空间，如果管制无所不在，商业会最终窒息。凡事用后视镜的角度对政府求全责备不可取。正如巴塞尔的第三支柱强调市场约束那样，存款人如果不审慎地挑选银行去存款，那么如果银行经营不善破产而造成存款损失（存款保险之外）也理应由存款人承担，从而激励存款人小心行事，让那些经营不善的银行尽快现形。同理，出借人也理应审慎地投资，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结果。
现在随着大量P2P平台的退出，阿杰借钱更难了，息费更高了，境遇反而出现了倒退。如果继续一刀切，停止现有的互联网金融供给的话，阿杰他们可能就借不到钱了，必要时不得不转而求助于地下金融（这里面更是藏污纳垢，凶险涌动）。
不过可喜的是，金融和科技依然在金融普惠的路上奋进。更加可喜的是，政策总结经验后也明显进化，变得更加清晰。
比如，科技的归科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公告，将金融科技产品纳入国家统一推行的认证体系，以标准落地实施为手段，持续强化金融科技安全与质量管理，切实防范因技术产品质量缺陷引发的风险向金融领域传导，着力提升金融科技守正创新能力和综合治理水平。
金融的归金融。互金整治办和网贷整治办共同发布了《关于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转型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开展网贷中介转型小贷公司试点工作。小贷公司的风险承担是服从于最低资本要求、市场约束和监督检查三大支柱的巴塞尔精神的。
如此，科技可向金融赋能，而金融在清晰区划风险和收益承担机制的基础上，继续拓展普惠金融的疆域。
如阿杰这样的数以亿计的人群，依旧期待着有一天能享受种种金融服务（如更容易借到更便宜的钱），所以普惠金融必须成为他们的机会。普惠金融主旨不正是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吗？
参考资料：
1、《2018年中国游客出境游大数据报告》中国旅游研究院、携程旅游大数据联合实验室联合发布
2、《互联网能提高金融效率 但无法改写经济规律》许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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