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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面左晖:热血时刻“干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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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面”左晖:热血时刻“干掉自己”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李艳艳

在家附近的一间咖啡厅里,包凡第一次见到左晖。跟他之前想象中“一代枭雄”的认知不同,左晖的“温文尔雅”和“真诚正向”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次聊天,包凡还发现,第一次有人能把产业那么明白地说清楚,“我们俩很快就聊到一个频道去了”。而后,2016年4月,华兴资本旗下的华晟资本领投链家B轮融资。

那是个产业互联网概念还未喷薄成型的年代,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也在刺激投资人的敏感神经。当身为华兴资本集团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的包凡,最终拍案决定领投链家时,他明确表示,“这是一个史上最有风险的决策”,“但那时候,我们还是做了”。包凡说服自己的原因是:看好链家的创始人和链家的整个产业。后来,贝壳入驻微信“第三方服务”九宫格后,他越来越觉得,“链家的确是我们想投的那个位置”。

如若以外部视角总结,在链家的发展历程中,有两个转折性时间点。第一个是2014年。那一年,链家走出北京,开启“合并同类项”式的全国化扩张。也是那一年,链家的线上化运营取得实质探索,平台化策略浮出水面。第二个是2017年,平台化战略开始实地试点,并成为接下来一年贝壳落地、扩张的基点。

“组织内部的节奏平缓程度,一定比外界认知要平缓得多。因为组织发展是线性的,外界认知都是点状的。”左晖解释称,“所有组织都有一些关键性节点,可能有的时间段,你只不过是在做积累。”

从房地产中介起家的链家,能从线下冲往线上,既是组织长期进化的步步为营,亦是牵头人面对市场变化的战略把控。2001年诞生的链家是房地产中介行业里当之无愧的老大,董事长左晖被视为行业教父,名利双收。到2018年4月,贝壳找房横空出世,规模快速扩张,围绕在“老链家”和“新贝壳”身上的困惑、争议、质疑接踵而至,外界对左晖的评价自此出现分野。

为什么左晖要做贝壳?如果去年没有推出贝壳,今年还会做吗?“一定会。”左晖的回答斩钉截铁。但他进一步明确,这不是做不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做的问题。“我们做贝壳的核心前提,一定是房价不涨。我们做平台比较担心,承担一些不该我们承担、或者我们承担不起的责任和压力。比如,被人说推动了房价增长。”

平台的价值在贝壳找房提供的数据中能很直观的看出,截至今年9月底,贝壳平台业务覆盖103个城市;超过226个新经纪品牌加入;连接3.2万个门店;超过32万经纪人在平台上提供服务。贝壳链家平台全端月活跃用户数(MAU)突破7500万。VR看房扫描和“重建”超过260万套房源,业务覆盖全国110个城市,用户使用VR看房累计超过3.5亿次。

这位常常不苟言笑的企业家不但给投资人带来了惊喜,也一次次突破了行业的边界和此前人们的想象力。他似乎总能发现更大的领域,拓展更大的商业边界。

“当链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必须要去探索一个更大的领域。”左晖认为。同时,他能找到进入的方式以及将蓝图变成现实的做法。对链家来说,从垂直到平台、从交易到居住的两个战略是自然形成的,难点在于建立行业的操作系统,而链家已经形成了搭建操作系统的能力,“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做这个事”。

至于新事业带来的所谓刺激感、成就感,左晖觉得并不靠谱。“今天很多组织比较渴望始终处在一个比较嗨的状态下面,我自己觉得这个事是不可能的。”外界的定义中,链家的发展节奏是典型的从线下走到线上、同时未被线上完全颠覆的打法。左晖却称,“我们从来不去扛什么线下打倒线上的大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旗后面,没有多少人能跟上来。”

贝壳规模增速很快,团队日臻完善,GMV数字亮眼。但左晖对此似乎还并不满意,或者说,他在意的点不在这些。无论是事业版图中的链家、贝壳、自如还是愿景,他与各家团队皆保持足够远的距离,他在各家公司里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并自诩常常扮演“泼冷水”的角色。

“中国今天需要能在基础品牌上,生产满足大众消费者产品的企业。”这是左晖给贝壳定下的具有广泛意义的目标。而他对组织和团队的要求是,“我们今天明显还是一个小公司,需要耐住寂寞,在比较平缓的一种心理感受下立足,把一件一件事情真正能够给打下来。” 

组织发展越快,他越想慢下来。外面打得越火热,他却越想要冷静。左晖直言,今天在行业里还没有碰到什么真正意义的竞争。尽管今天从线上机会中快速成长出很多企业,但从长期来看,很多事情要做好,到最后还需要花很长时间去做。

争议中前行

有段时间,贝壳找房CEO彭永东感受到了左晖的压力。尤其在贝壳诞生初期,外界质疑它没有给行业带来改变。自如“甲醛门”事件的发生,社交媒体上也出现很多抨击自如的声音。过去一年中,左晖以及贝壳、自如身处的舆论、市场环境并不那么友好。

“裁判员运动员这个(说法)完全胡扯。大家很容易做一个定义、陷入定义,而忘了你到底为什么一开始来做这些事情。”左晖当然不认同外界的一些指责,“原来就是一个好人,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变成坏蛋了。”

至于自如,在他看来,甲醛这个事非常复杂,很难说清。“不管怎样,你是不是背了很多委屈,承担了很多不该承担的事情,在今天社会,这都很正常。凭什么它来担这个事?但是有时候你不担谁担呢?我更关注的是,你要解决消费者的问题,还要解决C端的问题。”

但网络上偏激的声音,在现实里,似乎并没有那么激烈。一次外部会议,左晖发言前,专门有人强调“大家别激动”。不过,后来也没发生任何过激事情,反而大家纷纷跑来跟他合照。

包凡觉得能理解外界的一些非议,“链家以前在这个行业里打过很多硬仗,但我们今天干的这些事,真的不是来跟大家争夺利益的,很多程度上是通过改变行业结构,来让这个行业做得更加好、更加大。这个观点让市场接受,我们还需要时间。”

贝壳在短时间内让很“重”的链家完成业务、IT构架和运营能力的拓展和转型,左晖不留退路推贝壳,这样的投入力度是否过于冒险?链家最后一轮融资,和对外推出贝壳平台的时间相隔很短。外界甚至有一种说法,那段时间,正值链家深受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影响,不易上市,不如做互联网平台贝壳更易上市。

“我们的确没有去想以什么样的估值,去做什么样的事。如果你要想估值,我猜这个组织里,不能说百分之百,起码99%或者99.9%,都做不出来这个估值。”左晖能理解这类说法的初衷,但他觉得,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理解,一个商业组织真正的核心和出发点是什么。“我今天到底能够在某一个机会里面,为C或者为B创造一些核心的、不可被取代的、高门槛的价值。只要你把这种价值创造出来,商业上一定会有突破,尤其在中国。”

作为投资人,在包凡眼中,贝壳是链家的一个“很自然的延伸”,“甚至是链家的升级版”。这取决于公司的定位。“你叫它贝壳也好,链家也好,如果它的定位是中国居住行业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平台,链家去做贝壳这件事情几乎是必然的。”包凡更愿用“命门”来表达链家向贝壳过渡的必然。“贝壳这个事儿,如果我们不干,肯定也有别人想着去干。那如果别人干成了贝壳这个事儿,对链家又意味着什么?”

在左晖的预想中,链家下一步要往居住产业里面延展。“今天,上游开发商面临着困境。第一,天花板已经变得越来越低,第二,集中度已经变得很高,第三,竞争模型跟我们不是很搭。我们可能很难往上游发展。但往下游看,这个市场又极度分散,交易天然要有一个上游的关系。”

贝壳的方向已经很清晰,剩下的就是如何实现。包凡觉得过去的链家以及现在的贝壳有个很强的核心竞争力,“像链家这种级别的公司,或者今天的贝壳,未来能够可持续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它的组织能力。组织能力又在于它的管理班子是不是足够强,包括创始人。” 

虽然包凡有信心,但作为“指挥官”的左晖依然坦言做贝壳的“挑战非常大”,因为这意味着“背后的组织要怎么搭”。

组织建设一直是左晖思考的重要命题。当组织内部有大量需求涌入时,可能需要全部解决,这样跟组织本身的关系就会变得非常复杂。他支持“陪审团制度”“店东委员会”等类似的共治机制在平台中实行。但目前,这些机制本身也处在不断反馈的过程中。“所以,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往前走。”

热血时刻“干掉自己”

2014年开始,左晖有过冲刺全国的热血时刻。

“那时候链家做直营,他(左晖)当时跟我说,我们合并三年之后,可以做到五千个店、十万经纪人的规模,可以做到一万亿GMV。”当时徐万刚觉得不可思议。要知道,当时链家的GMV不过两千多亿。

可结果是,仅仅两年后的2016年,这个目标就实现了。

原成都伊诚地产的创始人徐万刚现任贝壳找房COO。他在2015年链家-伊诚合并后进入链家管理层。有一次两人在家里聊天,左晖给他举过一个例子。左晖说,未来链家想做成什么呢?想做成一个国家企业,像奔驰、宝马之于德国,像苹果公司之于美国一样。以后链家有机会能代言中国。徐万刚听后觉得很激励,“我说咱们就一起干。”

能将曾经的竞争对手变成“同一战壕里的兄弟”,顺利整合后并肩作战打下地盘。在左晖看来,这并没有太多秘诀,他以一口“锅”来阐述,“中国那么多并购,成的少,不成的多,为什么?除了技术本身的一些原因,两口锅合成一口锅之后,对人的挑战太大了。这个锅只要足够大,那边是你的,这边是我的,都没什么矛盾。”

房地产行业当然是一个超级大的行业,“锅”足够大。但相应的围绕着这口“锅”吃饭的人也很多,并不完全是“那边是你的,这边是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就可以“没什么矛盾”的。

早在链家时代,左晖就遭遇一个难题,“如何管理十几万人?”

这个问题左晖已回答过无数次。而今做了贝壳之后,刚刚翻过一座“大山”的左晖,又站到另一座“大山”面前:一个具有强势管理和内控基因的垂直型组织,如何蜕变成开放包容的平台型生态组织?事业版图中现有的“四驾马车”如何安全且高效的并驾齐驱?

这些问题,包凡曾跟左晖有过深入探讨。有一次,左晖跟他发问,怎么让房地产中介能够有尊严呢?这让包凡意识到,左晖一直对“人”有深刻的洞察力。“左总是特别擅长设计规则的人,而这种规则的设定,是基于他对人性的深度洞察跟理解。再退一步说,他本质上应该是一个……”

包凡思考几秒后说,“尊重人性的人。”

如果说,左晖了解人、尊重人性,设计的机制能激励十几万人打赢了“中介战争”,那么在比特构筑的互联网世界,他能否创造出有效的新组织形态?

2010年,彭永东加入链家。在他带领链家走向线上化的过程中发现,“大家都在想怎么能打败链家,无非就是找我们自己的问题。”

左晖认为,2011年左右,链家已经具备往线上走的能力。但彭永东团队在研究中发现,互联网的精神和传统企业的精神之间有非常大的本质冲突。“是否数据能够代替职能制、官僚制的这种权力,是这件事情最大的阻力。因为当所有人都把power给到系统、给到数据的时候,这个传统组织的能力会被减小。”彭永东称。

经过一系列研讨和试错后,左晖变得越来越冷静。2018年开始,随着各项资源倾斜到贝壳,冲锋的号角再次吹响,摆在左晖面前的问题越来越多,链家上下也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贝壳就是未来。于是,快速、密集的人事换防在平台上线后不久展开。

“大家都要去接受这种事情,要能做到背靠背的信任。核心就是我得相信你,相信每个人的确把组织利益放在个人利益的前面,这是组织调整的基础。” 左晖认为,所有的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人才迭代问题,但对链家来说,“核心就是组织是不是在成长,你的事业边界是不是在进一步地发展。组织应该保持高度的灵活性,既有原则又要灵活”。

只有组织承载能力扩容,才能支撑得起贝壳的发展。事实上,它的确很快,“链家18年发展了8000多家店,贝壳花了一年半时间,门店已经接近3万家。这个速度的确是有点超乎想象的快。”徐万刚认为。

彭永东明显感受到,贝壳越往后发展,外界的质疑声浪逐渐趋小,大家正在接受、适应贝壳的存在。徐万刚透露,目前平台跨品牌成交比已达到70%。

现在,贝壳和链家可能处于“拿着望远镜都看不到对手”的阶段。左晖感慨,自己过去一年最大的意外,就是贝壳会跑得这么顺利,有点出乎意料,“你在做一个原来没有做过的事,我想可能你组织能力再强,也不可能一年时间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什么样”。 

泼冷水者与辅导者

“很多人说,你为什么选彭永东?我说什么叫选彭永东,彭永东是跑出来的,跟选有什么关系?如果你干不出来的话,凭什么来干这个事。” 除去链家和贝壳,左晖的事业版图里还有自如和愿景。链家体系内的各业务板块中会有赛马机制吗?左晖觉得,业务团队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坦率说,(赛马)这个东西还真没有。”自如CEO熊林表示,他的感受是,公司整个结构的搭建更多是从客户角度出发。“今天自如是一家做产品和服务的公司,贝壳目前主要以做买卖业务为主,而且是把经纪人当做很重要用户的平台型企业,我们完全不一样。我没太感受到赛马机制,因为我们所处阶段不太一样,业务重点也不一样。”

“我自己往往觉得,我个人的价值和影响力在团队里被高估了。”左晖拿自如举例,“大概5年前,我们在内部交流时,我就很明确说过这个问题,自如是熊林和团队的事。今天我自己也很明确地知道这件事,并且告诉他们,贝壳是彭永东和团队的事。”

放手让彭永东、熊林他们去做事,左晖对自己做了重新定位。“我对自己有这种定位,因为你要做什么管理委员会、协调委员会,委员会,本质都是以我为中心。在这个层面上,如果我觉得我自己没那么大的价值的话,我也就不会去干这个活儿。”左晖称。

左晖在贝壳、自如、愿景等公司都没有办公室,但他与彭永东、熊林见面频繁,交谈内容涉及公司大的战略、组织的一些调整。不过,左晖也强调,自己“倒不是拍板,可能我会更有经验”。

刚做链家的第一天,左晖把自己关到屋里写了两页纸,内容涉及服务、流程及管理。多年之后翻出来,自己觉得还是有道理。为什么?因为还没做到。“人走着走着,很容易忘了你为什么走着了。”

每年,左晖都会找几个高管坐下来,拿出那张纸看一看,思考如何调整。

左晖将自己定义为“泼冷水”的角色。他觉得,贝壳今天的KPI有点过于好了。这是因为商业竞争容易,他希望团队要能够慢下来,静下来看看,到底当时是为什么干这个活儿的,“我们今天离目标到底是近了还是远了。”左晖认为,他的作用是“不断地把大家拉回到对的路”。左晖希望自己在公司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方面发挥作用。

彭永东觉得,左晖会帮他“抑制欲望”。他想起最近一次左晖给他泼冷水的经历。“他把我的时间节奏从两年调到四年。我做了两年规划,我说我两年就能干成这样,他说不行,他用各种事例告诉你不能太快,四年。我说四年,行,反正做的过程中自己再看,说不定就变成三年或者两年了。”

但彭永东也感受到了左晖作为“辅导者”的作用。“我把很多东西拿出来,我做的哪个地方好,哪个地方不好,他都会给我建议。”彭永东感慨,“但他一般会绕。他说A但不是A的事,就想紧一紧你。比如,你做的业绩不错,他会说,最近市场挺好。他跟你谈的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有其他原因。” 

左晖则觉得,组织里面肯定需要这么一个人,保证组织保持一个最大摩擦力的状态。他希望扮演这种“找不痛快”的角色,推动组织不断挑战自己的边界。“今天贝壳的竞争完全是降维的,否则我们不可能在一年时间有这样的成长。”

左晖自诩从来不是一个“传统中介企业家”,“拿一种公平的人才分布去看,我和我们这个团队不太会出现在这个行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出现在这个行业里面了,我们就一定会为这个行业做出一些不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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