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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PPP论坛:激活社会资本对绿色PPP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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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讯 11月17日消息,根据财政部公示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末,5811个落地项目中社会资本所有制信息完善的项目共5747个,涉及社会资本共10187家,其中包括民营资本3543家,占比仅为34.8%,且同比去年有下降趋势。如何激活社会资本对绿色PPP参与度?政府在绿色PPP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11月16日,国内外众多PPP领域专家在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四届中国PPP论坛热烈讨论。

本届论坛主题为“绿色PPP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旨在前三届论坛成功举办的基础上,回顾我国PPP发展历程,分享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促进各界交流与探讨。论坛秉承立足中国实际、树立全球视野、助力顶层设计的理念,围绕区域开发、生态发展、环境治理、绿色金融、数字经济等PPP相关领域热点问题展开研讨,致力于呈现一场层次高、规模大、成果多、影响广的PPP学术盛会。

据介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群正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新时代我国推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部署。如何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与科技、文化、金融、生态的协同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共促区域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新课题。

发展绿色金融具有极强的社会效益,也能在经济动力疲软时采取逆经济周期手段拉动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十三五”期间,政府将“水十条”“土十条”以及“气十条”作为未来我国环境综合治理的重点条例后,我国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投资将有20%到30%的巨大增长空间,预计投资需求量可达3000亿到4000亿,而整个环保产业的资金需求量可达到1.5万亿。

与天量资金需求相比,是民营资本的参与动力不足以及政府的角色模糊,这背后的最关键原因,就在于民营企业的逐利性与绿色PPP项目收益回报低的冲突。民营企业资本大部分追求高风险、高收益,而绿色PPP项目投资缺口大、周期长、回报低,与民营企业有本质上的冲突缘由。在项目实施和运营中,政府既是合同甲方也是乙方。政府在选择合作企业时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作为合同的最大关联方,作为参与者的政府区分并行使政府该行使的权力,是整治项目乱象的关键。各种现实问题,使得此次中国PPP论坛的召开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高杲在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了主题演讲,他表示,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推广PPP模式,不断强化对PPP操作的制度约束和规范引导,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在铁路、林业等领域推广了一批试点示范项目。国家发改委下一步工作重点集中在指导各地提高PPP项目科学性以及为PPP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上。“在本周三刚刚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降低部分基础设施项目最低资本金,这项政策的出台有助于解决包括PPP项目在内的本项目资本金筹措。”

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表示,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单靠公共财政难以有效解决。在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的领域引入PPP模式,调动社会资本参与,是助力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准则。业内研究的重点在如何解决投资回报机制的规划、技术与模式创新不足、同质化竞争等方面。本届论坛也为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社会资本等各界搭建起一个对话交流平台。

Geoffrey  Hamilton作为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经济合作与贸易司司长,在论坛现场讲述了联合国推进PPP的理念,即“三大议题”,分别为“如何对社会性的企业行为进行嘉奖”、“如何增强政府合作并开发有效项目的能力”和“如何展示‘一带一路’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果”。他认为,“一带一路”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联系是二者在未来取得成功的基础,互相共赢与积极的溢出效应将会在未来显现。

作为此次论坛的协办单位,也是全国惟一一个新型城镇化综合PPP项目发起者,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张书峰表示,中国尚未完成的城镇化造就了巨大的市场缺口,也将是PPP项目“有的放矢”的重点领域。“我国有2800多个县,如果把这些县域小城市发展起来有两大问题,第一缺资金、第二缺人才。从PPP发展历史来看,发达国家的PPP项目更多是针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查漏补缺,而我们的小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需要的是整体的更新和系统的补齐,单体项目的PPP显然无法满足地方政府全面发展的迫切需求。”据此背景,华夏幸福创立了开发型PPP,合作区域范围内所有的投入都是由社会资本负责,社会资本需要先完成由合作范围类的新增财政收入、民生、就业、生态环保、城市建设等关键指标组成的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指标,并经第三方审计确认后,政府才能从社会资本自身创造的新增财政收入中支付给社会资本回报。严格审计倒逼出了项目更加科学的规划,华夏幸福在59个区县投资开发了77座产业新城,类型投资1800亿元,共建区域GDP超400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30万个。

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做了主题为“新时代绿色发展的基点和路径”的演讲,他认为,绿色发展应该把人类平均寿命作为衡量它的质量和水平的一个标准,这就是推动绿色发展的工作基点。如何达到这一基点?要有四个步骤,一是“导”,立足于保护生态环境,形成严格的同向的体制约束、法律强制和政策的激励,以此将一切生产消费行为导入绿色发展的渠道;二是“提”,运用绿色技术,来改造提升产业门类与结果,全面形成以绿色制造为主体的现代绿色产业体系;三是“融”,要以绿色生态资源为基础,促进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延伸绿色产业链条,促进其他产业绿色化转型,形成融经济,打造混产业;四是“转”,通过深化改革,推动深度发展,来将绿色生态功能转化为生态产品价值。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聘研究员徐林在论坛上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追求的绿色投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他提出两个标准,第一是能够有效促进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第二是投资必须要能够有效降低各种污染物的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在他看来,中国的绿色投资应该集中在五个领域:节能和清洁能源、智能和绿色制造、绿色消费和服务、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据他介绍,而且随着经济转型,绿色领域的投资需求和盈利空间越来越大,徐林认为,要建立一套包括成本补偿机制、绿色资产交易机制等的完整的绿色资产价值实现机制,是鼓励投资来推动中国的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副司长韩志峰从规范和创新两个角度来辩证分析了中国PPP接来下的道路,他表示,要从五个角度把握创新:第一,创新是PPP的本质要求;第二,创新要把握PPP的核心理念;第三,创新是全方位的;第四,创新是开放性的;第五,创新要守正出奇。在模式创新方面,他以河北固安PPP为例,“固安PPP也是有争议的,业内并不完全认可,他们说这不是典型的PPP。我说不是垃圾处理厂拿来做PPP它就是PPP,一个学校做PPP它就PPP,两者放在一起为什么它就不是PPP呢?”在谈及规范时,韩志峰同样提出五个角度:第一,牢固树立规范的意识;第二,准确把握规范的红线;第三,合理保持规范的稳定;第四,积极做好规范的疏导;第五,努力提升规范的层次。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煜在演讲中开宗明义:“修复青山绿水是需要钱的,完全靠政府是不可持续的,而这恰好和PPP的理念是天然吻合。我们要搞生态修复靠什么?我们要建一整套合理的机制体制,我们要有一个市场,我们要有一些平衡,我们要有一批专业化的人从事这个事业,我们叫借鉴一些国家的先进经验。归纳起来,一靠改革,二靠开放,三靠PPP。”他表示,几年前大家谈到PPP就好像现在说到区块链一样,但是他认为PPP在某种程度上比区块链更重要,“如果不关注的话,可能会错过几个亿。”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主任、中国PPP咨询机构论坛秘书长李开孟提出了“第三代PPP”的概念:第一代的PPP模式以PFI为主,即整个融资活动由私人来主导、创意和发起,关注财政资金如何使用,以保证公共服务的效率提高;第二代的PPP更注重促进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PPP的概念,而“第三代PPP”把关注点放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减少贫困等方面,这也代表了未来的方向。“第一代PPP是关注钱的问题,第二代PPP是关注经济发展的问题,三代PPP关注社会责任的问题,关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大家重视第二代PPP,通过价格和制度改革,通过市场机制的建立,通过创新性的回报模式,来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只有经济发展的基础打牢了,第三代PPP,即绿色的可持续的PPP发展,才能建立重要的物质基础。”

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总裁、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共同主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PPP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天义的演讲以近年来最流行的“垃圾发电”开篇,“光大国际在越南的垃圾发电项目,每天大概处理400吨垃圾,一年可以发6000万度电力,可以满足8000户居民一年的用电,这就是PPP在一带一路国家中的应用。”他表示,如何做好绿色PPP?第一要选择绿色设施、第二要提高绿色技术创新、第三政府要信守契约精神、第四要选择绿色的企业。在演讲中,王天义提到了“绿色政府”和“绿色企业”的概念,他认为,要实现“绿色政府”,就要有非常好的绿色发展理念、稳定的支付能力和契约精神,而“绿色企业”则需要具备责任担当、资金实力、管理能力,尤其是要有将规则和创新辩证统一。“在PPP领域中国从来不缺乏创新,我们过去那么多年PPP出了很大的问题,跟盲目创新很有关系。现阶段我想规范非常重要,守正创新,就是要守规范,把规范守住了,然后再缓慢有序地创新。” 光大国际作为中国最大的环保企业和PPP项目最多的企业,国内投资范围遍及23个省、180个城市,项目数近400个,投资额超过110亿,王天义表示,光大国际的垃圾焚烧业务是全亚洲最大,“前阵子一位雄安的官员问我,‘你做的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会不会成为垃圾焚烧的主力?’我说不会,我不仅要把垃圾焚烧做到全国第一,我也要把垃圾焚烧再利用做到全国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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