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经济学家激辩：最优的增长环境是什么？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晓丹 如何通过创新来激发新的增长潜力，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
“ 中国经济发展中，亟待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制度变迁、城乡转型、收入差距与贫困、人力资本与教育、劳动力市场改善、财政、金融的配合，国际贸易的再定位，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10月19日由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首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上表示。
发展经济学家普拉纳布-巴丹（Pranab Bardhan）表示，当前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如何提高技术创新过程当中的组织能力。
“中国的研发占GDP的比例是印度的两倍，提供了大量的政府补贴，但是对公共的研发支持，往往会忽略一些中小型的企业。”普拉纳布-巴丹说。
普拉纳布-巴丹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是发展经济学的领军学者，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制度、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等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理论和时政研究，他曾任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顶尖期刊主编，曾主持麦克阿瑟基金会不平等对经济绩效的影响项目。
普拉纳布-巴丹指出，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主要优势来自于人口和庞大的国内市场，在创新方面，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依靠的是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网络的外部性，可以形成大数据的反馈回路；同时，制度型开放应该进一步推动多样性，这是创新的必要组成部分。
普拉纳布-巴丹观察到，中国每年的破产案件中，有相当部分与创新有关，但同时，中国的每年破产案件数量比罗马尼亚少很多，更不用说那些工业化国家。对于这一问题，普拉纳布-巴丹的理解是，包括私营的和大型的上市公司，他们太大而不能倒闭，这会影响到市场信心，未来要去考虑创新的性质，有一些创新有破坏性、干扰性，但如何培养稳定的、增量式的创新，这是需要思考的。
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但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指出，在计划经济时期，人口转变增加了劳动力供给，而产业结构变化停滞导致剩余劳动力不能随工业化重新配置，同时造成城镇化滞后。
2010年劳动力年龄人口转向负增长，人口抚养比提高，同时中国也进入到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传统的增长源泉发生了变化。
“潜在增长率降低是人口转变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必然结果，与周期性、需求侧因素无关。”蔡昉解释说，新增人口减少了，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善也就放慢了，那么劳动力转移就相对充分了，尽管农村还有富余的劳动力，但是不像过去那么大规模了，因此资源重新配置、改善生产的空间也就缩小了。
蔡昉认为，十三五时期的潜在能力增长是6.2%，这个增长速度是充分就业情况下的增长，照此推算，今年经济增速降到了6%左右，不会对就业产生很大影响，这是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表现。
“但是转折时期遇到的两大问题，一个是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变慢了，另一个是增长还要靠改革，要触及既得利益集体。”蔡昉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认为，中国已经走过了发展密集劳动型的第一阶段以及依靠模仿、学习的第二个阶段，现在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自主创新阶段。
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哪一个更重要？
樊纲认为后发优势更重要，持续性很重要，最快的改进就在那些落后产业当中。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当前经济还应该重视增长的不确定性与企业家的作用。
“中国的增长环境，最优是什么？就是市场作用，它在不断地试错，不断地找到好的东西。试错的那个人是谁？是企业家，企业家就是搞要素组合的这么一批人。”刘世锦说。
刘世锦曾经到浙江省调研产业集群情况，他问企业这是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企业说，他们做着做着就聚在一起了，自己管这个叫做“块状经济”，后来才从经济学家那里听说这叫产业积聚。
“创新意味着增长中巨大的不确定性，一个行业经过多年竞争后最终只剩下了五家企业，是否在开始时就只允许五家企业发展就可以了？”刘世锦认为，最后的好公司是竞争出来的，最优的方案是经过市场试错后才得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