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藏身中国的西文古籍：那些历史最悠久的印刷品有什么好看？ 来源：界面新闻
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2019年2月，台北春风似友珍本古籍拍卖会上，意大利摇篮本《寻爱绮梦》以45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98万）成交，创下了亚洲排场西文古籍价格第一高的纪录。这对西文古籍的爱好者来说是一件大事，可是，对于公众而言，无论是“摇篮本”，还是《寻爱绮梦》，都可以说是极为陌生的名词。
实际上，古籍的买卖在西方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行业，苏富比与佳士得最初的拍卖中，不少都是西文古籍拍卖。西文古籍距离中国读者也并不遥远，利玛窦等传教士就曾经将大量古籍带到中国，并由此促成17世纪文艺复兴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但是时至今日，西文古籍在中国不仅在大众层面关注寥寥，而且专业研究和资料也不多。
面对这一局面，近日，国内第一本西文古籍史话《书世界·第一集》出版了，这本书是一群西文古籍的爱好者合作创作的一本书，内容涉及了西文古籍印刷、出版、装帧、传播和收藏等环节。在日前的新书发布会上，读者可以看到，本书作者中既有书评人、出版人、收藏家，也有装帧师和学人。作者之一、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徐亚娟在发布会上称，如今在中国，宋元古籍的存世价值早已深入人心，而西文古籍依然需要更多时间为人了解和接纳。
《书世界·第一集》
Bookman 主编
主要作者：刘兴华，西方书籍史与艺术史研究者；吴兴文，出版人，藏书票收藏家；杨小洲，书评人、设计师、摄影师；江日新，哲学学者、藏书家；徐亚娟，国图西书专家；胡瑾，西书装帧师；Jason，西文珍本收藏家；董丽慧，艺术史学者；张炜，英国出版史研究者
九州出版社 2019-8
摇篮本：最早的西文古书
在过去，复制书籍曾经要通过人力誊写或是木制雕版印刷方式，这类复制或印刷技术常常需要数月或数年的时间才可完成。直到15世纪50年代，德国美因茨贵族古腾堡让金属活字印刷系统顺利运转——金属制造的活字字母可重复使用，大量缩短了印刷复制所需要的时间，增加量产的数量，西方的印刷革命及资讯普及由此开启。印刷书的出版从美因茨河开始，风靡至威尼斯、巴黎。到了15世纪70年代，英国人威廉·卡克斯顿又把印刷机器和活字印刷术带到英国，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开印刷所，生产出了英国最早的出版物和英文书籍。印刷物的大量出现和传播，对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书世界》作者之一刘兴华发现，德国藏书家马林克洛特在1639年写作的小册子《论印刷艺术兴起和发展》中，首次提出了“摇篮本”一词。摇篮本“incunable”一词源于拉丁文“incunabula”，意为襁褓或摇篮，也可以指代事物发展的初始阶段或最早期。现在专指自1450-1455年《古腾堡圣经》印制的年代到1500年间用金属活字印刷术出版的书籍、小册子等印刷品，中文译为“摇篮本”。相应地，1501年到1540年的活字印本则被称为“后摇篮本”（post-incunabula）。
《古腾堡圣经》纽约公立图书馆藏 来源：维基百科
1455年的《古腾堡圣经》是摇篮本的开端，它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图书批量生产的开端。另一位作者徐亚娟则指出，最重要的摇篮本有三部，除了1454-1455年的《古腾堡圣经》，还有1499年阿尔杜斯的《寻爱绮梦》以及1493年科贝格的《纽伦堡编年史》。这是因为，摇篮本时代以《古腾堡圣经》开始，以《寻爱绮梦》收尾，它们是活字印刷史上的巅峰之作。刘兴华认为，《古腾堡圣经》展示沉稳庄重的日耳曼风格，体现基督宗教的精神，承继中世纪的色彩；《寻爱绮梦》则流露出辉煌优雅的意大利情调，古典而反叛，具有新生的力量。
在《书世界》中，刘兴华撰文引导读者欣赏《寻爱绮梦》一书的魅力。这本书讲述的是一则在梦境之中寻求爱情的故事，但是在原本的罗曼史以外，纳入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者偏爱的晦涩文风，以展示当时日趋流行的古希腊罗马时尚。其中爱情并不是本书的全部，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内容都在描述各种建筑的样式和细节，风景、器物、园艺等都有涉及，更接近百科全书一般的编排。这本书是在当时印刷技艺的中心威尼斯印制的，印制者把散文、碑文、插图和字体等不同元素整合在一起，使其具有实验精神和特殊视觉效果。
佛罗伦萨城，《纽伦堡编年史》1493 年彩色插图版。私人藏书。
虽然无法与《古腾堡圣经》和《寻爱绮梦》并肩，但是《纽伦堡编年史》也是摇篮本时代最优秀的金属活字印本之一。徐亚娟认为，本书的作者为德国人文学者哈特曼·舍德尔，他依据圣经纪年，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七个时期，记录了从“创世纪”到15世纪90年代的历史，并以圣经为框架，讲述人类的历史故事，穿插了自然灾害、皇家族谱和一些西方重要城市的历史，辅以人物插图和城市地图等。本书的编撰、绘图和印制、出版集合了当时纽伦堡一流的人文主义者、插画大师、印刷商和经销商，由此它成为了15世纪赞助经费最多、插图数量最为丰富、图文编排最繁复、当年最为畅销的作品。不仅如此，《纽伦堡编年史》也引领着本土抄本文化加速向印本文化转变，这意味着普通民众也可以参与阅读，并为此后宗教改革的到来培养了民众基础。
西文古书与西学东渐
西文古书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将其成果带到了中国——早在1583年利玛窦来到中国时，传教士就携带了关于宗教、天文、数学、地理、建筑等方面的西文书籍。在利玛窦之后，一位名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的传教士不止一次踏上跨越亚欧两大洲的航程，把大量外文书籍带到中国，这是历史上的西洋图书“七千卷”。
金尼阁的肖像
金尼阁曾经给中国耶稣会写信，称自己在欧洲之行中最大的成就是收集了一批书籍，这些书籍和天文、数学仪器的总价值高达1万金币。后来这批书辗转运到北京，存放在利玛窦建立的图书馆当中。《书世界》作者之一、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后董丽慧看到，这批图书的数量，金尼阁并没有留下记录，一般采用的是与金尼阁同时代的中国学者、教友的记述，称其为“七千余部”。不过实际上，根据考证，这批书大约是近700册。只是他携带的图书多为大开本，不仅文字印刷密度高，而且页数也常常是中文图书的10倍以上，所以在人们眼中，一卷西文大部头图书就相当于十卷中文图书。这些书籍让当时的中国人大开眼界。
董丽慧指出，由传教士邓玉函口授、王徽笔述并摹绘而成的中文出版物《奇图器说》就是根据金尼阁携带的“奇器之图之说者”选译的，这本书被誉为“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著作”。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当中称王徽是“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工程师，是类似文艺复兴时之第一人”。但在王徽本人看来，《奇图器说》不过只是西儒携来图书之“千百之什一耳”，因此，金尼阁的“七千卷”对17世纪文艺复兴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影响深远。
除了利玛窦和金尼阁等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带西文古籍入华以外，各国使节也曾经在觐见皇帝时将古籍当作礼物带入中国。例如1794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就送给乾隆皇帝《钦藏英皇全景图典》作为寿礼。这些西文古书在最开始几乎不会被纳入中国传统的官私藏书体系当中，而是以教堂书库、教会学校等教会机构图书馆收藏为主。在1949年以后，依据图书调整方案，它们被并入各类公藏机构。
在公藏机构以外，西文古书过去长久以来在国内都是公众关注的洼地。随着国内拍卖市场的多元化发展，拍卖市场以往中文古籍独尊的格局也正逐渐改变。
“藏书不应建立在贪婪的原则之上”
谈到华人对西文古书的收藏，澄定堂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澄定堂是一个海外华人家族建立的书斋堂号，从19世纪中期开始有计划地购藏西洋古籍善本，藏书迄今已经拥有150余年的历史，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从欧洲搬到美国，藏品日渐丰富。在活动现场徐亚娟称，澄定堂藏书“虽然不足四千本，但每一本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其中有数百年来西方历史上的重要抄本以及许多因为兵荒马乱而抛售的皇室藏书和机构珍藏。
《书世界》的作者之一Jason是澄定堂的后人。他写道，“澄定堂”是清政府驻德钦差大臣洪钧所题，引自王充《论衡》“其文盛，其辩争，浮华虚伪之语，莫不澄定”——旨在希望可以善用书中智慧，理清思考，看见哲理。在Jason的记忆中，他的祖父购入了大量启蒙时代的书籍和手稿，尤其是科技类图书，奠定了后来藏书的基础。这之后，澄定堂按照既定的收藏规划，完成了科学革命时期的购藏。此后，Jason的家人又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开始了百科全书式的整个启蒙时代以及此前此后相关领域的重要书籍购藏。因此，Jason在家中书架上就可以浏览伽利略、牛顿、笛卡尔等人的首版著作。
在活动现场，徐亚娟说，很多人不知道澄定堂及其重要意义，所以，最初澄定堂在向台湾大学主动推荐藏书时遭到拒绝。实际上，在中国大陆，大多数人对“澄定堂”三个字也会感到陌生，甚至，读者如果在百度中输入这三个字，不会出现任何与之相关的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澄定堂现在正在主动曝光自身的价值，让人们意识到其重要性。
在本书中，Jason介绍，他看到20世纪藏书家威廉·沙伊德的事迹，感到十分感动和向往。沙伊德在28岁时就继承了拥有4000件精品藏书的图书馆，后来他认为，“藏书家应建立在对于知识的好奇与研究上，而不是贪婪的原则之上”，因此将家中所藏价值近3亿美元的珍品寄存在普林斯顿大学，开放给所有读者，给大家提供研究动力与开放式交流。
作为继沙伊德之后目前存世的最大宗的西文善本藏家，澄定堂一度想要把藏书捐赠给普林斯顿大学，和沙伊德藏书比邻，后来Jason的家人还是希望能够让这批藏书回到中国的图书馆。因此，他们曾经多次探访两岸图书馆。2018年，澄定堂将首批私藏西文珍本寄存在台湾图书馆。Jason及其家人认为，书是用来读的，在知识上拥有它们，才是真正拥有它们。他看到，整个亚州对西文善本的收藏不足。他期盼国人可以通过这批藏书了解西方文化，从世界的角度看到自身之外的价值，从而达到分享人类知识和教育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