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眼中的朱正、钟叔河
□周 实
经常有人这样问我（真还不少）：“你说，朱正、钟叔河到底做了些什么，在全国这样有名气？”
我说，也不是全国，只是在某一些领域。
“好吧，就是某一些领域吧。你说说看，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
于是，我只好扼要地说：
朱正的鲁迅研究，全国一流，他的杂文更是独具一格。
再说钟叔河。钟叔河做了三件事，一是他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尤其是他为这套丛书所写的叙论，这些叙论后来收成了一本书《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这可不是谁都能写得出的；二是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人归人，文归文”，并据此率先选编出版了周作人的散文，后又选编出版了《周作人散文编年全集》；三是他在长文越来越泛滥的文坛，选编出版了《念楼学短》，此书中的“念楼读”和“念楼曰”也不是一般的文字。另外，他的散文也极具思想性。
最重要的、最可佩服的，是他们两位做这些事情时，主要都在1979年后，那时他们都已经48岁近50岁了。
记得十六七年之前，也就是本世纪初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文章的题目是《烈士暮年》，就是写他们二位的：
不知道是为什么，事情真是怪得很，只要我一想到朱正就会想起钟叔河，只要一想钟叔河又很自然想到朱正。
两个都是湖南人，两个都会写文章，两个都会搞出版。
人是不好互比的。这点，当然很明白。
文章也不好互比。这点，当然也明白。
可是，不知为什么，总忍不住在心里，将他们这两个人，比过来又比过去。
比如写文章。这两个人的两支笔真的就像两把剑。
朱正总是铿锵一声，唰地出鞘，招招见血，剑不见血，决不入鞘。
钟叔河则不同。那剑总是寸寸而出，剑气一旦逼住对方，也就悄然入鞘了。
当然，这是我的感觉。别人如何，就不好说了。
比喻也难说是贴切的，所喻也无高下之分。还是不比的为好。
这里，我还是先说朱正。
人是改造不了的。我是这样看朱正的。
1957年他的生活经历了很多磨难，精神遭受了很多创伤，他可多少改了一点？除了头发变白了，皱纹增多了，那根脊梁的骨子缝里，真是一点也未变。不然，他就不会写《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以及这一类的书了。
变的，也许只有笔，比以前更犀利，甚至寒光四射了。
笔的寒光所针对的，主要是那些历史迷雾、思想迷雾，其余哪怕一点点，他也是无时间顾及的。
说到写东西，朱正对我说：“要写前人没写的，要写后人要看的。”
我想出书也一样。
我喜欢朱正。喜欢他虽古稀之年，精神还是如此年轻。壮士暮年，雄心不已。
我敬重朱正。每次阅读他的文章，都能从那字里行间，看到他的良知闪光，听到他的心灵召唤。
能够听从心灵召唤，才有可能无愧时代，才有可能不虚此生。
再说钟叔河。
说起钟叔河，我们就会说起他的《走向世界丛书》、他的周作人，以及他所主编的《凤凰丛书》等许多好书。还有最近新出的，他的著作《念楼学短》，那真是很别致的。还有那句广告词：“用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至今想来，依旧温馨。
不知他人如何看，叔河先生在我心里，确是一个智慧之人，更是一个大勇之人。一出牢门便“走向世界”，胆识缺一，怎么可能？没有准备，也不可能。他是时刻准备着的。准备着什么？准备了思想。有思想地整理国故和无思想地整理国故，路子自然大不相同，景象也是绝然不同。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几希就是思想罢。”这是他曾对我说的。
“要紧的是自己的眼睛。”这也是他对我说的。
他还说：“易卜生说，全或无，或以为太理想主义了，办不成事。其实，委曲求全是断不能成全的。鱼死网破亦不失为一法也。”
他还说：“伊文思说，世上没有比谬误更强有力的东西。我搞出版十年，深服此言。质之周实君以为如何也。”
叔河先生很多话都曾引起我深思。只可惜我记性差，平时又忙于俗务，听了，想了，事一多，也就丢在脑后了，不曾及时记下来。现在再回想，虽然有感觉，想复述，却不可能了。有些话，他写给我，我想应该收好的。可是，就是这一收，又不知收到哪里去了。事情总是这样的，总是这样无可奈何。
叔河先生能理解的。
制图/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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