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南迁记（下）

原标题：故宫文物南迁记（下）

存储故宫文物。 1946年4月国民政府旌表乐
山安谷乡存放文物的功绩。

当年存放故宫文物的乐山古佛寺遗址残碑。张波摄

文物在点查、提集及装箱时均有军警在场监视。

乐山县城西南10公里处安谷乡境内的文物箱。

故宫藏剔红花卉纹盖碗。

故宫藏乾隆款白色地套豆绿色玻璃花卉纹鼻烟壶。

故宫藏陶黄釉画彩骑马持琵琶女俑（隋）。

故宫藏金錾云龙纹执壶（清）。

故宫藏红山文化玉器。

故宫藏乾隆款画珐琅冰梅纹菊瓣式执壶。

故宫藏先秦铜器牺尊。

如果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抗战，那么“故宫文物南迁”就是全民护宝。
百万件文物、1.9万多箱文物、上万公里路程、长达十几年的时间跨度，所到之处，地方政府都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竭尽所能提供帮助，安排存放点。
故宫南迁文物，在四川乐山和峨眉两地的存放时间最长、存放数量最多——16618箱文物安全存放近8年（其中乐山安谷乡存放9331箱，峨 眉 县 存 放7287箱）。其间，主要是靠当地老百姓在专家指导下出人出力，全力护佑。

当年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的儿子欧阳定武曾著文介绍：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淞沪战役”打响，南京也面临战火，国民政府决定将南迁文物紧急分为南、中、北三路向黔、湘、川、陕腹地疏散转移。具体线路是：
第一批走南路，共80箱。从南京到汉口，改用火车运到长沙，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存了5个月，后到贵阳、安顺，最后疏散到四川。
第二批走中路，文物最多，9331箱。从南京到汉口，又从汉口到宜昌，再从宜昌到重庆。由于重庆轰炸得较厉害，以后又疏散到四川乐山的安谷乡。
第三批走北路，7287箱。从南京用火车运到徐州，从徐州经陇海线又到宝鸡、汉中。在汉中待了一段时间，又运到成都，再运到峨眉县。
这三条线路最后的归宿地主要是在四川。从1939年到1946年，在保护故宫文物的过程中，四川峨眉县和乐山县民众做出了卓越贡献。
南迁亲历者、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中，对文物的存放地选在四川峨眉、乐山等僻壤地作了表述，“（此地）乡多祠宇，且轩敞易修理，不与民居接邻而易消防。一再履勘，始择定一寺六祠，为存渝文物迁储仓库。仓库选定，一面兴工修缮，一面进行移运”。
护送文物入川的部队，是国民军精锐部队改编的二十九师某营，营长陶坚民。1940年陶奉调抗战前线，继任营长刘建国。1941年春，该营调走，接任部队为中央军委特别工作服务团第五连，连长冯昌运。两支部队军纪严明，装备精良，责任心强，有力地保证了故宫文物顺利南迁入川。

央视纪录片《故宫》第四集介绍道：1937年11月20日起，北路文物由梁廷炜、吴玉璋率队，从南京起运，装火车分三批经徐州、郑州至宝鸡，1938年3月，改迁汉中，车队冒雪翻越秦岭，抵达汉中，文物存放于邻近机场的大庙里。1939年2月，开始向四川转移。
文物在成都的储存地点是东门的大慈寺，这是由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亲自选定的。不久日机轰炸成都，行政院电令：“存成都文物，限在1939年5月底以前，全部运离成都。另选妥当地点储存。”工作人员不得不带着7000多件文物离开成都，他们历经山水迢迢，经历千辛万苦，赶往成都西南方向170多公里外的峨眉。
未到峨眉之前，他们又面临一个如何选址的难题。峨眉山幅员辽阔，森林茂密，足以移储文物，原计划储于山上诸寺中，但搬运困难，且阴冷潮湿。
后经考察，他们选取了两处地方存放文物，其中一处为峨眉县东门附郭之大佛寺，后将5094箱故宫文物存放于大佛寺（现峨眉山市银杏苑小区）。
还有一处为峨眉县城西门的武庙，这是一座已经破败的四合院青瓦房。经过修缮后，2047箱文物存放于此。
1939年和1941年，日军飞机两次轰炸乐山，而峨眉距被轰炸地点仅10余公里。考虑到大佛寺殿宇威严，目标显著，容易招致敌机来袭。1942年，办事处在县政府的帮助下，大佛寺文物全数搬往土主祠和许祠。
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淼在《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中也这样回忆道：1939年7月，7286箱文物运抵峨眉，立即成立了北平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那志良任主任，办事处设在武庙。1942年初，因考虑大佛寺目标较大，易被敌机发现，加之与民房毗连，容易失火，遂决将文物分储于武庙和南门外的土主祠、许祠三处。
峨眉县地方志介绍，1943年春，峨眉县城内一家鸦片烟馆引起火灾，旁及一家菜油商店，立时火势迅速蔓延，大火窜至西门外武庙库房，为避免文物被烧，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主任那志良急忙找当地保长，命令驻军士兵将西门外草房一律拆除，所拆房子由故宫博物院赔偿，同时守库员工用水枪、火钩等奋勇扑火，阻断了火源，保全了文物。
峨眉一带天气潮湿，白蚁滋生，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管理“仓库”的故宫人平时要请治蚁专家，药物祛蚁；天气晴好、相对平安的时候，还要把文物定期拿出来整理、晾晒。按当时的故宫制度，每一次晾晒都要有专家在场，有卫兵把守，有几个人签字。
因存于峨眉的文物无一损坏，无一丢失，负责管理的那志良获颁“胜利勋章”。
如今，纵使故宫文物南迁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对于峨眉山，这一段城市记忆被保留在了峨眉山名人馆。

1937年11月，中路文物由欧阳道达率队，租英国火轮溯长江西撤至汉口。中路文物共有9369箱，是三路迁涉中数量最大的一批。由于局势迅速恶化，南京沦陷，汉口遭到轰炸，于是文物继续西上，1938年5月分19批经宜昌全部运抵重庆。
文化学者郭明兴刊发于《乐山市志》的文章写道：文物储存重庆期间，遇日机空袭山城，轰炸不断，行政院令文物限期转移。马衡院长率队从重庆西出觅地，几经筛选，最终选中乐山县城西南10公里处安谷乡境内。
故宫南迁文物为什么选择乐山的安谷乡呢？
理由有三：第一，安谷是近郊乡村，离乐山城区仅十公里；第二，安谷地处大渡河南岸，水上运输便捷，连通三江（大渡河、青衣江、岷江），下至宜宾、重庆；第三，安谷有祠堂、庙宇一百多座，可供文物存放的选择余地大。
1939年春，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等人在西移重庆文物将要受到敌机轰炸威胁时，就决定将文物向岷江上游移运，亲自带领欧阳道达一行到乐山安谷，“勘定安谷有十几个祠堂可以借用”，并留下欧阳道达驻乐山，处理文物存放安谷的前期准备工作。而最后选中离大渡河内河两侧水路运输方便、陆路管理相对集中的乐山安谷六祠一寺。
1939年初，欧阳道达受命进驻乐山，负责文物运抵安谷的前期准备工作。4月22日，故宫博物院从重庆通过中国银行重庆分行汇款五千元给乐山县府街乐安旅社的欧阳道达，作为乐山办事处的工作经费。在安谷乡乡长刘钊的协助下，召集文物存放库所在祠堂的族长、房长、执事及古佛寺僧人谈妥，将各祠堂供奉的祖宗牌位、神像隔离保护，以便文物迁返时还宗祠、寺庙以本来面目。
1939年7月10日至9月18日，重庆运抵宜宾的9361箱故宫文物和一百多箱南京中央博物院文物，由中国联运社、民生轮船公司经水路相继分二十七批运抵乐山冠英、杨卡渡（当时属犍为县管辖）、杜家场渡口，再搬上木船、竹筏，由小铜河、鹰嘴岩逆水上行，全靠人力拉纤，经张二湾、王落渡、魏落渡、新开渡、中渡坎、河湾儿、顺河场等渡口、码头，分别卸载，将文物搬入古佛寺、朱潘刘三氏宗祠、宋氏宗祠及易氏宗祠、陈氏宗祠、梁氏宗祠、赵氏宗祠七个库房。
至此，中路西迁文物全部存放于安谷。
北平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随之成立，设驻宋祠，欧阳道达任乐山办事处主任，文物保护驻军由特务连连长冯昌运负责。
当时，故宫文物从宜宾沿江而上，是乐山人用肩膀拉着船逆流前行；故宫文物刚到乐山，遭遇日机轰炸，是乐山人紧急搬迁和转运，并腾出房屋、祖祠安放文物。
到1945年底，故宫国宝在乐山县安谷乡设库安全存放了近8年，无一损坏。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准备还都南京，存放在峨眉、乐山的文物也奉命做迁返准备。文物东归线路是：先集中到重庆，再分批运回南京。新中国成立后，文物分批北返，1950年时从南京运回第一批1500箱，到1953年又运了一大批。
乐山市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显示：1946年4月，国民政府为旌表乐山安谷乡各宗祠设库存放文物的功绩，特题颁“功侔鲁壁”木匾6块，“功侔鲁壁”四个楷书大字为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手书，分别赠给朱潘刘三氏祠，宋氏祠、赵氏祠、陈氏祠、易氏祠、梁氏祠。
“鲁壁”的典故，是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孔子的九代孙将礼记、尚书、论语、春秋、孝经等儒家竹简，藏于曲阜孔府的一堵墙内，到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扩建宫室，拆墙发现之，使儒家经典得以传世。“侔”在古汉语中是“比”的意思。“功侔鲁壁”，意为保藏故宫国宝的功劳，可以与鲁壁藏书相提并论。“功侔鲁壁”将乐山安谷乡人民护宝的行动，和史籍经典相媲美，成为故宫文物南迁历史中的一段佳话。
文物迁离乐山后，1947年2月5日，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致乐山县政府函表示感谢：“径启者：本院迁贮贵县辖境安谷乡文物，感荷贵县政府始终爱护，并于典守事宜，随时惠予指导，八载予兹，文物赖以安然无恙，而先后移运工作，复存热心协助，籍已利便进行。”
另有一函称：“又查由贵县政府派驻马鞍山临时站外围警卫，自三十五年（1946）九月十日至三十六年（1947）二月六日止，服务勤劳，实纫公感。除已由本院按日赍送犒劳费五千元外，现因任务完毕，应请即饬撤回。相应一并函达，即希查照为荷。”以上两份函件的原件，均存放于乐山市档案馆。
2016年9月，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与故宫博物院前任院长、故宫研究院院长郑欣淼，来到安谷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我四年前曾来过，还记得一个农民企业家倾其所有，建设了这个陈列馆，把一段抗战历史变成了全民记忆。”郑欣淼说。郑欣淼是第5次到乐山，他表示，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故宫即将启动百年院史的研究整理，故宫文物南迁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