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关于精神疾病诊断，国航有一个巨大的误解
文/李松蔚 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清华大学社科学院职员
最近引发讨论的一个新闻：
国航的一个航班，有乘客在飞机滑行期间使用手机，另一乘客以‘国航监督员’的身份制止。制止后仍不依不饶，情绪激动，扰乱航班秩序。
到这里，事情都还好说，只是一场突发的纠纷而已。后面的操作就有些看不懂了。首先，空乘人员一直在以息事宁人的方式处理，即便无效也没有采取更多措施，只能对其他乘客不断安抚道歉。飞机降落后，该‘监督员’执意报警，几名被卷入纠纷的乘客（包括配合检查，确认切换了飞行模式的无辜乘客）都被带走调查，滞留数小时。最后，事情在网上曝光后，国航发表了几段回应，让质疑进一步升级，包括对当事人精神健康的推断：
言下之意，为什么要交代这些背景呢？因为对方有这样（扰乱公共秩序）的言行，可能是因为精神疾病发作导致的，大家最好体谅一下。
不同意，这是对精神诊断的严重误用。
出现这样的误用，不是国航一两个发言人的错。它的背后体现出整个社会对精神诊断的误解，污名，和滥用。我在高校教过几年《异常心理学》专业课，发现这个问题不只存在于普通人身上，也影响了很多需要跟精神诊断打交道的专业人士，包括决策者，管理者，宣传发声者。所以我认真写了这篇文章。有点长，建议大家读下来，可能会改变你在这方面的观念。我想说明的是，放任错误观念长期泛滥，无论是对社会公众，对精神疾患人士，还是对医学的诊治预防，都是非常有害的。
1，‘是不是’精神障碍，谁说了算？
首先，谁可以做精神障碍的判断？
在国航这次事件的处理中，国航方面的发言人做了私下的暗示。姑且说暗示，因为没有明确的结论，也不曾向公众发布（乘客单方面披露的）。这是对的。因为非专业人士不可以凭借一个‘十多年前’的双相情感障碍诊断和家族病史，就能够给出判断，说当事人正处在精神障碍的发作期。
不能判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她应该被当成正常人看待。
强调一遍：她应该被当成正常人看待。
就像法律上的‘疑罪从无’，在医学领域，如果没有权威的鉴证，就必须先默认一个人是健康的人，享受健康人的一切权利，承担一切义务。——这很重要，诊断是特权，不是想有就能有的。你想请病假，就要给出盖红章的诊断书。为什么？因为它免除了你的义务！你必须设法证明你值得。
试想，假如有一天你没去上班，什么话都不交代。你指望老板说：‘啊，他十年前生过病，而且他们家人身体也不好，嗯……所以我猜他是生病了，也算情有可原吧’，会吗？不可能！老板只会扣你的工资，免你的职，要你承担代价。
对精神疾病，理应有一样的态度。
也许你确实病了，但是——牢记这点——这时候你在别人眼中仍然是‘健康的’，你的社会义务不能免除。除非你能拿出诊断，证明你正在治病。
这里最关键的一点，叫举证责任。
如果精神障碍可以带来一部分的特权（或免除义务），举证责任就不能依靠别人，只能靠当事人或监护人，拿出医生开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鉴定书，披露当事人的诊断。否则，其他人完全可以——并且应当——按照正常人的方式对她。
换句话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一个‘正常的’乘客起飞时不系安全带，随意走动，大声喧哗，拒绝服从管理，这在航司管理规定里应该怎样处置，就要给予怎样的处置。该承担什么后果就要承担什么后果。这才是有效的管理，也保障所有人利益的管理。除非这个人可以证明她不是‘正常人’，才能由此考虑不一样的对待。
再次强调，举证责任在当事人。
国航这件事的处理反过来了。因为有人‘暗示’或‘怀疑’她有病，就主动为她免除了责任，好像给她预留了一块属于‘精神病人’的活动空间。这是什么？这就是传说中的‘被精神病’啊。我要是当事人，我要起诉这些人诽谤的——
你们凭什么给我下诊断，无照行医你知道吗？
2，空乘人员/航司陷入困境
但是，为什么常常有‘被精神病’的问题，而不是‘被感冒’，‘被癌症’呢？
这就说来话长了。
因为精神疾病常常被看作是一种‘羞辱’，很多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愿意主动披露自己有精神病的。我们多半看到的，就是事情已经发展到刑事责任的时候，才会大张旗鼓地宣示‘精神病’的存在。其它大部分时候，都对它讳莫如深。
我们的文化又很喜欢玩这种暧昧。
不说就不说吧，懂的，大家都懂。有时候一个眼神就够了，一种默契的体贴。尤其熟人之间更是如此：‘忍让她一点哦’，‘哦，难道？’，‘呵呵，是的，因为她有点……有点那个’。懂了，我们就惹不起躲得起，老弱病残呗。不明说，体现在行为上又不断容忍，息事宁人，‘她是一个病人呀，你跟她计较了也没用。’
问题是，她不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她也不用接受治疗。
病人相比于正常人，可以得到特殊照顾，是的，但他们同时也要承担责任，最起码的责任就是遵循医嘱。如果有某些可能危害他人的症状，甚至还要住院监护——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隔离。这也不用讳言。诊断是一种权力，这个权力在设立之初，就是为了对人进行划分，区别对待（treatment，就是治疗的原意）。作为病人的人，可享受病人的特权，也要承担作为病人的义务。
而精神诊断方面的困境是什么呢？
因为这些不能宣之于口的暧昧，落实到空乘人员/航司那里，操作时就要拿捏一种诡异的尺度：对这个疑似精神病人的正常人，既不能说她是病人（她不用被治疗/监护/隔离），又要同时当她是病人（她不用承担正常人的规则约束）。
这……这是第22条军规啊这是。
所以，国航负责人在执行时也很痛苦：
我翻译一下：我们不确定她算不算精神病。有时候正常，我们无权限制一个正常人上飞机。有时候又会犯病，我们不能惩罚一个生病的人。
所以到底有没有病呢？——呵呵，那个，你懂的，就这么个情况，体谅一下好吧。
你瞧，黑色幽默不？
理想的程序是什么？先默认她是正常人，有病她要申明，同时遵守医嘱。没病她就要负责。——现在是薛定谔的病：平时不病，追责的时候有病。
换谁来处理，也处理不好啊！
3，病人和家属陷入困境
这种对待精神诊断的暧昧，不只是给‘正常人’增添了困扰。事实上，最无辜的受害者还是广大的精神疾病患者和家属。他们又一次遭到了污名。
你看，讨论的风向很容易被带偏了——
矛头指向‘病人’了，有人开始恐惧身边这些有诊断的‘病人’。以后乘坐飞机、火车，是不是都要乘客出示无精神疾病诊断的证明才能放心？
有过精神诊断的人，是不是要被另眼相看？
‘病人’不可控，不稳定，伤人还不负责？
不是的。必须为他们说几句话：
第一，双相情感障碍是一个常见的诊断，有过抑郁发作和躁狂发作交替呈现即可确诊。注意是‘有过’，不是‘正在’。我在社会机构做心理咨询，跟这样的患者打交道有十几年的经验，没遇到过这么失控的场面。这些人在日常沟通中常常能表现出良好的社会功能，了解自己在言行上的责任和后果，也没有破坏公共秩序的风险。
第二，躁狂或抑郁发作期，病人会接受药物治疗。假如判断行为上有风险（主要是伤害自己的风险），医生会让他们住院监护。时间不长，一旦症状缓解就可以出院。换句话说，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双相‘患者’，假如不是自行违背医嘱，都是医生判断后，可以正常进行社会生活的普通人。
第三，不只是双相情感障碍，即使是重性精神疾病比如精神分裂症，也可以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有没有（或者曾经有过）精神诊断，你也不用知道。只要他不申明自己需要特殊照顾，你就可以把他当做正常人对待。
最后，病是可以治好的，切忌把诊断慢性化和扩大化。十多年前的诊断，都可以作为当前的行为依据，那岂不是曾经有过双相诊断，或家族病史的人，不管过了多少年，都存在某种危害公共秩序的‘嫌疑’？这样一来，精神疾病的诊断是不是要写到档案里，作为一辈子无法消除的‘前科’？
真要那样，精神医学就退回几十年前了。
真正的病人和家属都不容易。生病的人在努力康复。康复的人努力在融入社会。而担心病人安危的家属，不惜请假辞职也在努力照护病人的周全。他们有诊断，同时他们也想好好工作，社交，出行，与世界友好相处，享受正常人的权利。
或者说，承担正常人的责任。
不要让他们承受本来就不该他们承受的偏见。
4，医疗体系陷入困境
最后想说一说，这种观念对医疗意味着什么？
它把精神医学陷入了不义之地。
当一个可能引发社会后果的行为，通过某种似是而非的精神病理学阐释，转变为医学问题，用于软化其社会责任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社会管理的成本转嫁了一大部分到医学上。——‘社会有事，医生背锅’。姑且不论这个观念对社会的影响，哪怕只对医学这个体系来看，破坏性也是巨大的。
一方面，它加重了对精神诊断的污名。‘病人’的原始含义，本来是‘痛苦的人’，这样一来，无形中变成‘破坏秩序的人’，‘惹不起躲得起的人’。这会让很多潜在的求助者更耻于开口，不愿承认自己在精神健康方面需要帮助。
谁知道会不会求助之后，过了十年，还会被人指指点点，当成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呢？
痛苦的人不愿意求助。即使求助，也不愿意接受精神疾病的诊断，更有可能因此抵触治疗。——如果我吃药，被别人发现了会怎么想？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很疯狂（虽然我知道自己不是）？减少跟我的接触？一个新的工作机会，在同等条件下是不是就不会考虑我了？……他们还愿意跟我坐一架飞机吗？
依从性下降。不愿意服药，拒绝复查，耻于向身边的人寻求支持，等等。
一方面是真正的病人得不到帮助，另一方面，又会制造很多似是而非的‘病人’。理论上，一切不合规的行为都可以解释为精神状态异常，被赋予病理意义，得到‘医学’语境下的人道主义处置，这就让精神障碍的治疗逐渐具备了某种‘维稳’的功能。精神科医生不再是医生，而是穿着白大褂的城管，被强加上本应属于其他人的工作职能。
‘她在公共场合闹事……医生怎么不管？’
如果医生试图解释，这件事本就不归他们管，《精神卫生法》规定了自愿诊治，只要当事人（及其监护人）不同意，医院就无权介入，社会的不满就会转向医疗体系的‘失职’：‘她破坏了公共秩序呀！’‘你们怎么没把她治好就放出来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危你们不管？那谁来管？’
对啊，应该谁来管呢？
该负责的人不负责，因为它变成了一个医学问题。医生就只能用医学手段，引导这个‘病人’在其他职能部门不参与的前提下，自我改造。可医生只能治病，凭什么约束这个人的言行呢？——当一个本应该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的当事人，躲在诊断背后就可以免责的时候，谁又舍得拿掉这个诊断呢？
这就导致了精神问题的慢性化。
从一时状态，变成了一种人格特点。
从一次失控变成了一张标签。
从偶发的病变成了持续终生的病。
十年前病过，现在又发病。怎么才能治好？好像已经好了，但遇到事还是没好。偶然一次就可以诊断。有了诊断就可以迁延不愈。治愈之后还能复发。即使从未复发，还可以把十年前的诊断保留好，说不定十年后还能用。
一个病就可以永远延续，没有终结的一天。
大量的医疗成本、社会成本，浪费在这种慢性化上。医生痛苦，领导痛苦，同事痛苦，无辜受累的陌生人痛苦。当事人和家属呢？其实也痛苦。
没有人是赢家。
这篇文章很长，但是希望大家耐心看完。如果实在没有耐心，拉到这里，至少请记住这条结论：诊断是用来治病的，不是用来化解纠纷的。
除非主动求治，否则疑诊从无。
诊断的滥用：云诊断，慢性化诊断，揣测诊断，薛定谔的诊断……害人，害己，害了诊断，也坑了诊断背后的医疗体系，和千万万万的病人。
理解了这些，也就知道国航这事该如何处理了：
1，把当事人看作正常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2，处理过程中，不揣测当事人的精神状况。
3，如果当事人想以‘精神病人’的身份获得特殊待遇，需本人/监护人申请精神鉴定。
4，诊断有病，即遵医嘱服药，监护，隔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