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毕加索传入中国一百年 徐悲鸿曾不屑,丰子恺看不懂
西方艺术家在中国能家喻户晓的,估计除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另一个则算是毕加索。早在1910年代,毕加索的名字就已传入中国,并逐渐成为中国人心目中艺术天才的代表。在这逾百年的传播史与接受史中,毕加索获得了鲜花和掌声,也遭遇过批评与批判。在所有西方艺术家中,毕加索作为艺术家的形象与中国自身历史发展脉络紧密结合在一起,历经大起大落,最为跌宕起伏。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吴雪杉认为,毕加索在中国的接受过程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毕加索”在中国的形象演变,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中国自身的一面镜子。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民国时期最奢华艺术史书之一
收录毕加索三件作品待遇最高
据吴雪杉介绍,1917年,姜丹书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最早的美术史著作之一《美术史》里提到了“立方体派”,但介绍的内容却仅有几句话。在次年,姜丹书再编辑出版了《美术史参考书》,这本书则相对详细介绍了“立方体派”(立体派的早期翻译),并提到了毕加索,并认为“现代画家毗迦叔(Picasso,Pablo西班牙人住于巴黎)为此派之首领”。这是毕加索最早见于中文著述中的一例。
相比姜丹书只是提及毕加索,吕澂在1922年出版的《西洋美术史》中则开始比较详尽地介绍立体派的各个代表人物,尤其是毕加索。吕澂评价毕加索“禀性好奇”,受非洲黑人艺术启发开创了“立方主义”。自此,在中国的文化传播中,毕加索与立方主义便捆绑在了一起。
而正式把“立体派”作为名词在中文中传播的,当追溯到梁得所1929年编译出版的《西洋美术大纲》,书里对“后期印象派立体派与未来派”(“立体派”这个译法得到流行和确立)进行了特别介绍,而且毕加索继续以“立体派”发明人的形象出现。
吴雪杉强调,出版于1924年奥宾的《艺术概论》的中文版里,彩图选印10张,制作极为精良,“很可能是民国时期最奢华的艺术史书之一。书中收录毕加索三件作品,是该书待遇最高的艺术家。”
方干民“中国化了的立体作品”
李桦部分版画看起来就很“毕加索”
据了解,民国早期的西方艺术通史大多是编译欧洲或者日本学者著作,这些著作将毕加索放入立体派进行讲述的叙事框架,限定了中国对于毕加索最初的理解。
相应的,毕加索立体派时期的作品得到较多介绍。随着毕加索本人在欧洲艺术界地位的提升和风格的持续变化,这种情况也逐渐得到改变。1930年代之后出版的西方艺术史书开始对毕加索的艺术风格做出更为细致的划分,讨论毕加索在立体派之前和立体派之后各阶段的差异。1936年,刘海粟翻译出版了英国人爱伯的《现代绘画论》,对毕加索立体派之前的“青色时代”“赤色时代”和受黑人艺术影响阶段的绘画都做了介绍。倪贻德则在《西洋画派解说》(1937)里提到毕加索在“青的时代”“赤的时代”“立体派时代”之后的“新古典主义时代”。
毕加索“蓝色时期”的作品为他赢得了关注底层人民的名声。很多中国评论文章都会谈到毕加索这个时期的特点,甚至据此将毕加索称作“绘画上的列宁”。倪贻德曾评价:“毕加索是20世纪画坛上最伟大的巨人,也是最善于豹变的怪杰”。
不过,对于毕加索的评价,有褒扬,也有贬损,除了徐悲鸿对他不屑之外,丰子恺也表示“看了都不懂”。庞薰琹虽然也自言看不懂,但他似乎跟前二者的批评有所不同,他曾回忆称,“在现代的一些画家中,我佩服毕加索,他的作品有的我喜欢,有的我不喜欢,因为我看不懂。但是,我佩服毕加索的探索精神。在巴黎,找不出第二个人敢于这样地变、大胆地变、不断地变。出名的画家中,很少人敢于改变自己的作风,抛弃自己所熟悉的一套办法。像马蒂斯、雷诺阿等都没有这样的勇气,都没有这样的才华,都没有这样的气魄!”
吴雪杉介绍,1925年底到法国留学的方干民一度沉迷于立体派,认为印象派、野兽派、巴黎画派和立体派的艺术才是“真正揭示了时代的美感”。通过临摹塞尚、马蒂斯等人的画作,方干民掌握了现代派的绘画语言。回国之后,方干民到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在1930年代创作了一批带有鲜明立体派色彩的作品,如《白鸽》《秋曲》《西湖》等。在中国画家里,方干民可能是模仿立体派风格进行创作的最为典型性的画家。方干民的学生闵希文评价说,方干民这类风格的绘画是“中国化了的立体作品”。
版画家李桦虽然没有方干民这样幸运,能到欧洲看原作,但他通过印刷品,也学习了不少,吴雪杉介绍,李桦在1930年代的部分版画看起来就很“毕加索”。他作于1934年底、1935年初的《李桦色刷木刻十帧》,几乎完全是毕加索影响下的产物。例如这部木刻集的第一幅作品《生命》,女人拉长的脖子、身体结构近乎随意的组合,以及梦幻般的背景处理,都有毕加索新古典主义时期的影子。
还有一批在1930年代崇尚西方现代主义风格的油画家,在当时人们心目中被视为毕加索的追随者,例如决澜社的阳太阳和杨秋人。倪贻德于1935年指出,杨秋人和阳太阳学的是毕加索:那么杨秋人和阳太阳可说是一对广西人的伙伴。他们也是具有清新的头脑和优秀的画才的青年作家。因为时常在一起共同研究,他们的作风是有些相近的,他们都在追求着毕加索和契里柯的那种新形式,而色彩是有着南国人的明快的感觉。他们当时创作的作品留下的不多,只能从一些杂志印刷品上获得印证,其中一部分确实有毕加索新古典主义阶段的特色,如阳太阳1934年的作品《海边裸女》。总体来说,1930年代的中国油画家对毕加索那些兼顾写实与变形的作品似乎更感兴趣。
毕加索在中国的大展:
●1983年5月,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毕加索绘画原作展览”,展览图册由中国展览公司出版,收录作品33幅。这是最早一次在中国举办毕加索的个展。
●2011年10月,“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在上海世博园中国馆开幕,作为第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要展示项目,展出毕加索62件原作。
●2014年3月,由西班牙官方信贷局、西班牙驻华大使馆、西班牙国际合作发展署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共同组织的“毕加索沃拉尔系列版画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展出毕加索20世纪30年代的版画100幅,作为中国与西班牙建交4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
看不懂毕加索的“故事”
1946年《明朗周报》刊登了这一则名为《毕加索怨贼蠢》的小故事:
一天,西班牙名画家毕加索的居室被窃。强盗们翻箱倒柜,把屋子弄得一团糟,文件撒满一地,写字台上还给枪打了一个洞。
“强盗偷走了贵重的东西么?”朋友问。
“就是拿了几件衬衣。”画家答。
“那么,你为什么动气呢?”
“我气的是他们竟蠢得不拿我的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