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力消长”的应对
林泉忠
开篇语/中日是东亚区域的两大国家。从古代到现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变迁，相当程度上受到中日两国国力的消长所左右。近代以前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东亚区域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体系”，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通过该体系影响整个东亚，营造了“汉字文化圈”及“儒家文化圈”。
然而，随着明治维新的展开，日本在19世纪末取代中国，崛起成为东亚新霸主，很大程度上主宰了东亚区域的命运。“二战”结束后，日本仍然凭借其经济力量与文化软实力，继续影响东亚乃至世界。如今，中国崛起，中日两国国力再度发生消长。在此过渡期，两国社会都存在急需克服的心理调适等“国力消长综合症”的问题，成熟地面对东亚区域秩序的变化与重构。
大国崛起与区域秩序变化之间的关系，向来是国际政治史中极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大国兴衰引发区域秩序变动的例子不胜枚举。仅以欧洲16世纪开启的“大航海时代”之后的历史为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等先后崛起，殖民主义浪潮席卷全球，亚非拉地区相继变成欧洲的殖民地，也导致不同的区域秩序发生蜕变。
到了19世纪，大英帝国在工业革命成功后走向独霸天下的道路，再次改写了世界版图。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迅速崛起，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强权。经历了“二战”及后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冷战之后，美国继续单独称霸世界，其影响力波及“二战”后美国实施“亚太战略”所涵盖的东亚区域。
何为“中日国力逆转症候群”？
无须赘言，欧洲列强一个个大国先后崛起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心更替”或“霸权更替”不断重复的过程。新旧霸权之间，从争夺贸易到竞逐扩展海外“种植业”，再到互相抢夺殖民地，成为欧美列强“中心更替”模式的既定内涵。而最终决定新旧更替的，往往是通过新旧帝国之间的武力冲突乃至于战争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新兴德意志帝国挑战大英帝国等列强的写照。
不过，“一战”后美国与英国在世界范围所发生的“中心更替”现象却是“平稳过渡”，并延续至“二战”后，至今已长达将近一个世纪。“中心更替”如何避免恶性争夺乃至于战争，是国际政治学有必要进一步思考与研究的课题。研究此课题的意义，对研究东亚区域的国际政治而言，同样重要。
“二战”后在美苏欧洲冷战格局的影响下，被笼罩在冷战阴霾的东亚地区，重新摸索新的区域秩序。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迈向“改革开放”，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至21世纪初，带动了“中国崛起”的新态势。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象征着中日两国国力的再度消长。
在此过程中，作为新旧“中心”的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极不稳定，造成了包括2005年的“历史问题”争议，以及2012年“钓鱼岛冲突”的爆发。笔者当时在东亚学界首次提出“中日国力逆转症候群”的概念，对究竟为何发生如此的冲突，而中日的第二次“国力消长”现象，又呈现何种特征，如何触动区域秩序的重构等等问题持续关注。这也是本文拟探讨的焦点所在。
中日第一次“国力消长”与东亚区域秩序重构
自从汉代以来，中国以其无与伦比的发展能量作为后盾，构筑了以中国天朝为中心的“中华世界体系”（又称“华夷秩序”，研究中国史的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所拟），其间周边诸国纷纷来朝，中国的文化力量更透过此体系深深影响几乎整个东亚区域，形成至今仍在日本学界广为提及的“儒教文化圈”与“汉字文化圈”。
然而，君临东亚超过两千年的中国，在走到19世纪中叶后逐渐衰弱，同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成功崛起，两国国力发生明显消长，日本终于在1894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名正言顺地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的新霸主。这是东亚区域史上首次因“国力消长”而发生“中心更替”的现象。
此后的一百年间，或可称是为“日本世纪”。
以1945年“二战”结束为界，这一阶段又可前后分两个主要时期。战前，日本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先后并吞琉球（1879年）、割占台湾（1895年）、合并朝鲜（1910年）、控制中国东北（日称“满洲”，1931年）、全面侵华（1937年）、占据香港（1941年）、征服印支半岛北部（1940年）、印支半岛南部（1941年及东南亚岛屿部分（1942年），几乎占领了整个东亚及东南亚区域，并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区域秩序，即所谓“大东亚共荣圈”。
然而，“大东亚共荣圈”最终只是幻灭。1945年战败后，日本更换和平跑道，以经济力量继续维持“亚洲一哥”的地位。它不仅在20世纪60年代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七大工业国组织”（或称七国集团，简称G7）中唯一的亚洲成员国。
而日本跨国企业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大量进军东南亚市场，其后追求国家迅速发展的马来西亚等国，更积极推动向日本学习的“东望政策”（始于1981年就任马来西亚第四任首相的马哈迪于同年12月宣布推动的一项政策）。
而中国则是在进入90年代后才开始发挥较为明显的影响力，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冷战格局的终结，而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经济力量在增强，中国与新加坡于1990年建交，同年也与印度尼西亚恢复了邦交。
换言之，“二战”后的20世纪后半叶，中日两国在不同领域各领风骚。
值得强调的是，该时期还有一个非亚洲国家也俨然扮演着“中心”的角色——美国。一方面，美国是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同盟国；另一方面，美国也在韩国、东南亚或建立军事同盟关系，或维持军事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冷战时期美国还在经济上大量援助东亚及东南亚的所谓“自由地区”。简言之，建构于冷战时期的美国“亚太战略”，使美国自己在战后成为该区域不可替代的“影武者”（编按：又名“影子武士”，日本名导演黑泽明执导，讲述日本战国时代战争历史片中的军阀主角）。
中国崛起与中日二次“国力消长”
然而，中日美“三强鼎立”的时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及中国持续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而再度发生变化。
得益于1978年后积极推动的“改革开放”政策，进入21世纪后，“中国崛起”呼之欲出。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在泡沫化后开始走下坡，并经历了“丧失的二十年”。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首度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标志着中日两国国力再度开始出现消长的现象。
经历了整整一百年的“日本世纪”后，曾经的“中心”以崛起之姿，展示了重新问鼎“亚洲一哥”地位的气势。然而，中日两国社会都各自存在“国力消长”后的心理调适问题。笔者认为，如此的不稳定状态，可作为“国力消长综合症”的部分现象来理解。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方面的高速发展，使中国人民还没有足够时间做好心理准备，社会还在努力摸索如何成为受世界敬重的责任大国。
另一方面，在战后稳坐“亚洲一哥”地位已久，早已听惯了“日本第一”的日本社会，也完全没有做好可能沦为亚洲“老二”的心理准备。经历了“失去的20年”，日本人逐渐丧失对国家前途的信心，使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右翼”势力获得更多发力的空间。随着“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于1996年成立，日本“右翼”的主张自90年代中叶以来快速扩展，不仅在社会上得以蔓延，更渗透至政坛。
在此过渡期，正因为中日双方社会对彼此“国力消长”还不适应，使民族情绪在不安中容易被潜藏经年的一些问题所激发，以致发展至高危的冲突，甚至陷入难以收拾的境地。换言之，中日两国的民族情绪在此不稳定的过程中，获得了迅速滋长、高涨的气候环境。
东亚秩序再重构与中日之抉择
说到21世纪初期一段时间内不稳定的中日关系，笔者以为，从结构上寻求化解中日冲突的关键在于，双方都应面对现在进行时的“国力消长”与东亚“中心更替”的现实所带来的社会心理调适问题。
中国曾经在近代以前，以“中华世界体系”构筑起东亚历史上相对和平稳定的区域秩序。在经历了强调“主权”与“平等”等现代性洗礼之后，旧体系或已不适宜成为构筑21世纪东亚新区域秩序的框架。然而，传统文化中相对强调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宏大精神，以及一千多年前50国学子商旅云集长安中展现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盛唐风范，仍值得作为21世纪大国的中国社会重温与借鉴。
另一方面，从“亚洲一哥”可能沦为“老二”的日本如何选择未来的道路，则是无可避免的课题。遗憾的是，日本社会至今仍未掀起相关的讨论，除了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2009~2010年执政）之外，历届政府与主要政党只懂得强化“美日安保”来寻求自保，而第二届安倍政府（2012年起）虽然较有战略，所走的道路却是企图拉拢价值观相同的国家，形成“自由与繁荣之弧”，借此围堵中国，缺乏对构筑亚洲未来和平秩序的积极思维。
本文一开头，已论述了世界历史上多起“中心更替”的例子，其中大多在更替过程中发生冲突，但也有“和平更替”的案例。百年前的20世纪初期，大英帝国仍然统治了半个世界，然而作为新兴帝国的德意志帝国不甘示弱，“勇于”挑战“世界一哥”的地位，虽然也曾强大一时，结果仍以失败收场。另一个例子则是二战后的英国，做出了与德国截然不同的抉择。美国于二战后迅速崛起，并在战后名正言顺地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的新“中心”，然而英国所展示的，是积极面对沦为“老二”的现实，并展示心甘情愿一直跟随美国至今的姿态。
面对东亚区域的第二度历史性“国力消长”的态势，中国将如何应对，而日本又将如何作出抉择？究竟是仿效1945年以前的德国，走与中国对抗的道路，还是仿效战后的英国，与中国携手，共同开创东亚的共赢新时代，还是寻求第三条路？笔者曾分析日本民主党前首相鸠山由纪夫（2009~2010年执政）提倡的“东亚共同体”是东亚“中心”更替时期日本牵制中国的第三个选择。
毋庸置疑，历史性第二度“国力消长”时期的中日两国的应对和抉择，也势必影响东亚区域秩序乃至世界秩序的安定。中日双方会作出如何的应对与抉择，历史会告诉我们答案。
作者现任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东京大学法学博士，历任日本琉球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准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福布莱特学者、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东亚国际关系，侧重中日关系、两岸三地关系、琉球研究等。本文由2019年6月在武汉大学举行的“新时代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者提交的论文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