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整容业： “看上去很美”背后的故事
孙行之
[最初我之所以要去做这个调查，很大原因是因为我很难理解整容这件事。我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那么多人去整容。在媒体上，关于整容失败导致毁容的报道也很多。所以，刚开始，我总是想找，整容的人身上有什么特点？但我调查以后发现，这些女性一点也不特殊，就是我们身边的人。]
离异两年的张女士又逢中年下岗，生计一下子成了大问题。她好不容易在一家美容诊所找到了清洁工的工作。恰好诊所有几个免费整容的名额，张女士就去向老板争取。在老板看来，张女士整容前后的改变正好可以吸引某一个年龄段的消费者，于是就同意了。手术以后，很多人说张女士更年轻了，她成了诊所的活广告，经常被销售拉去对客人现身说法。“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可以在诊所上班谋生。”她说。
2005年，中国的整容行业正处于飞速起步阶段，文华带着她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计划来到北京，展开了对这个行业的田野调查。
最初，当她询问别人为什么要做整容手术时，90%的人都会告诉她同一个答案：“我要变得更美。”可再深究下去，“美”对每个人的意义都不同。这位人类学学者用了3年时间，把那些隐藏在“美”背后的事情抽丝剥茧般呈现在人们眼前。《看上去很美：整形美容手术在中国》正是由她的博士论文修改补充而来。
每个走进整容医院的女人都有迥然不同的故事。刚结束高考的小娟由妈妈带着去做手术，为的是将来找一个好工作、好丈夫，“为了我女儿的将来，一张漂亮的脸蛋是笔划算的长期投资”。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生张琳，因为一次求职受挫去做了隆鼻手术。班里成绩没她好但比她漂亮的女孩把她淘汰了，这让她坚信，漂亮脸蛋“绝对能带来优势，是一块敲门砖”。还有姜女士，从一名记者下海，成了广告公司老板，生活富裕，坐拥豪宅名车。她说自己是为了追求青春和提升公司形象去了做了整容手术，手术费用对她根本是小菜一碟。可她的朋友又告诉文华，事实上，姜女士正在经历一次婚姻危机，丈夫包了年轻的“二奶”。在姜女士的朋友看来，这才是她愿意冒着风险去做手术的真正原因。“她自己陈述的是一个故事，别人观察到的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文华说。
调查过程中，文华走访了43家美容医院、12个非法美容机构，访谈了58名接受整容手术的女性。她还结识了曾经名声大噪、被称为“中国第一人造美女”的郝璐璐。这位整容的先锋人物，展示的是又一个伸张女性权利的故事。文华甚至扮成有整容意愿的人，去向一些机构咨询。销售用各种话术包围她，即便她“并不觉得自己的五官有哪里需要改造”，但在医生和销售口中，她“永远有可改进的地方”。“你并不丑，但你可以更美，没有最美，只有更美”，文华这样总结销售们的话术。
文华对整容者的访谈并不只是集中于整容这个问题上。通过“民族志”写作，她尽可能地呈现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从她们的故事里，人们能看到高校扩招、国企下岗、下海致富等社会变迁，给小人物带来的变化。而女性做出整容的选择，又与这些宏观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像历史学家杨念群所说：“当西医的第一把手术刀切入中国人的身体时，它就‘变成了一个现代性事件’。”在文华笔下，被手术改造的女性身体形象，从寓意上说，“象征着改革时代急剧而激烈的社会转型”。
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公共话语体系里，整容都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传统观念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新派人主张，“我的身体我做主”。即便是在女权主义阵营内部，也有两派相反的观点。一派认为，女性对身体的改造是她们获得自由选择权的标志；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女性整容是屈服于男权和消费主义，是没头脑的盲从。文华试图通过调查，突破这种“二元论”。“不管是哪一种观点，都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她们个人的叙述。其中有很多复杂的、充满矛盾的原因。整容手术，是女性在外在社会权力框架下所行使的个人权利，有外在的约束，也有个人自由。”
如今《看上去很美：整形美容手术在中国》简体中文版出版，距离文华当年的调查，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她发现，这个行业的很多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太大的改变，“整容到今天依然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近几年，这个行业的需求度又一次呈上升趋势。她认为，这与人们的消费方式和沟通方式有关，与互联网相关的“网红经济”“颜值经济”是带动这个行业的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