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制造业外迁 深圳探索“工业保障房”
时代周报记者 潘展虹 发自广州
在土地、空间、资源等硬约束下，制造业外迁成了悬在深圳上空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6月26日，《深圳市2018年中小企业发展情况报告》（下称《报告》）提请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报告》指出，过去企业外迁主体多为“三来一补”企业，行业领域集中在服装、皮革等传统产业，近年电子信息等高技术行业成为外迁领域。近三年外迁的192家企业中，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就有27家，占全部外迁企业的37.5%。“存在部分外迁引发整体外迁，龙头企业外迁导致供应链跟随外迁的风险，进而危及深圳产业链的完整性。”《报告》如是说道。
仅去年一年，深圳有91家规上工业企业出现外迁情况，约占规上工业企业总数的1.1%，累计在深工业总产值599.7亿元，占当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1.95%。
硬币总有两面。与制造业外迁同时进行的还有不断迁入的企业。近两年，迁入深圳的企业数量逐年增长，其中不乏重量级企业如顺丰控股、恒大集团、ARM （中国）等。这或成为深圳产业机构升级的机遇，吸引高科技、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投资机构等头部企业发展总部经济。
“每座城市都希望吸引总部企业，但制造业外迁亦会成为影响总部企业是否迁入的因素。”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副所长余凌曲对时代周报记者称，很多总部企业愿意来深圳是看中当地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但制造业外迁会逐渐破坏供应链的完整性，形成两难的矛盾。
上述预警引起了深圳重视。深圳市人大初审认为应探索建立“工业保障房”，整片统租社区老旧厂房，保障中小企业产业空间需求，帮助企业扎根深圳并发展壮大。
留住研发核心
《报告》提到，目前深圳制造业企业受扩张需要、综合营商成本上升、其他城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等因素影响外迁。
“若不是整体运营成本高出一倍，我们也不想外迁。”罗福荣（化名）对此深有体会。他经营的企业以电路板制造为主，逐步增长的租金、人工推高企业整体运营成本，加上经济放缓使订单量减少，为了企业生存，2016年他将生产制造部分从深圳转移至内地。
“相较于深圳，内地有较为吸引的招商引资政策，为企业提供了租金、税收方面等优惠，有些厂房租金甚至减免了，减轻企业部分运营压力。” 罗福荣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内地人力成本也相对较低，员工基本月薪5000元，但同样的价格在深圳基本招不到人。”
短缺的土地，飙升的房价，高薪的人力，不断有企业“逃离”深圳，既有传统制造业，也有高新技术产业。如2014年中兴通讯将生产基地迁往河源，次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落户汕尾，2016年华为终端转移至东莞松山湖，大疆科技亦选择了东莞，富士康则将不少生产线移到内地诸多城市。
这些并不全然是危机。深圳的计划是推动制造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紧密结合，加快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在土地资源紧张、成本上升等背景下，制造业势必要大力创新，留住研发等核心和高端环节，注重内涵式发展，已成为深圳共识。
即便是成本和利益的再选择，罗福荣并没有完全“逃离”深圳，也离不开深圳。“在深圳留下营销、研发部门，只是缩减了规模，从过去的一栋楼变成了一层办公室。”他说，深圳有相对完善的市场环境，包括市场机制、供应链等。若完全离开深圳，难以接收前端资讯，不利于技术研发、供应链开发、市场推广等。
离不开深圳的不止罗福荣。今年年初，一批曾迁出深圳的企业回到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办理迁入业务。“深圳产业链配套齐全，市场示范性和引领性强，市场环境规范透明。”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曹阳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回迁”理由是大多数股东认可深圳，不愿意离开。
“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价值是无价的。”在余凌曲看来，从金融环境、人才环境，以及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来看，深圳独有优势，这些是决定企业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也是企业离不开深圳的原因。
探索工业保障房
每隔一段时间，围绕深圳的企业布局总能引起社会发酵。
在当前要素条件下，总部形式、新业态、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因应发展需求，在深圳被催生壮大，成本敏感的产业在区域之间流动，被视为正常市场行为。“制造业外迁，一定程度上是市场优胜劣汰的现象。”一名珠三角地级市招商局负责人向时代周报记者说，在环保规制严格、人力资源紧缺、运营成本高企的情况下，利润微薄的制造业为生存迁往成本更低区域，占地少产值高的高新产业就有更多空间发展。
市场调控下，一座城市的产业自然会呈现消长平衡。深圳亦如此。一边是制造业企业以深莞惠都市圈维持整体工业生态圈。近几年来，“深圳总部、研发+东莞、惠州制造”模式成为制造相关企业的常态发展。
另一边则是头部企业落户砌起深圳的总部经济。自2008年起，深圳通过鼓励总部集聚、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扶持力度、完善总部经济工作机制等措施，先后集聚了腾讯、招商银行、万科、中国平安保险（集团）、恒大、比亚迪等一批世界500强总部企业。
公开数据显示，目前世界500强企业在深圳设立总部的数量达到275家。总部经济效应不断增强，为后续的高科技企业、战略新兴产业、金融投资机构等头部企业集聚形成了良好的商业氛围，以及更多发展空间。
一进一出，让深圳更清晰地认知了制造业的重要。这座以创新为定位的城市需要制造业支撑创新，否则创新成为无本之木，高新产业更是无从谈起。曾多次参与相关部门内部会议讨论的余凌曲发现，深圳是“在意”制造业，“甚至会讨论是否需要划定工业红线”。
如今，行动正在逐步落实。针对《报告》，深圳提出在目前土地存量和增量均有限的情况下，推动建立多层次产业用房保障体系。针对工业厂房普遍存在布局零散、厂房老旧、租赁期短、非理性涨租等问题，探索建立“工业保障房”，升级改造后以优惠价格给重点产业中小企业。
“深圳的支柱产业金融业也可以发挥作用推动制造业发展壮大。”余凌曲曾以“短链革命”向深圳金融办提出建议，缩短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金融链条，让资金更快速到达企业，帮助高端制造业发展壮大，“如果没有强大的实体经济，就无法带动金融业发展，这也是深圳需要制造业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