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升庵 雄视西南五百年（下）

原标题：杨升庵 雄视西南五百年（下）

蒋蓝。柴枫桔 摄

杨慎

讲座现场。

云南成了杨升庵的第二故乡，广泛与云南的各方人士乃至普通百姓相接触交往，也是他在云南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普通百姓，杨升庵没有架子，很容易接近，甚至与他们倾心长谈，正所谓“布衣野老，邂逅邱之上，先生晏然与之谈，而忘日之西夕也”。时至今日，云南民间传说中，关于杨升庵的故事仍占有相当比重。杨升庵的名字之所以在云南家喻户晓，与他虽为名士却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为人处世方式密切相关。
当然，与云南的文人学士交游酬唱，切磋学问，自然也为杨升庵所看重。当时云南文人杨士云、李元阳、张含等人都与杨升庵交往密切，关系甚笃，并有“杨门六学士”之称。杨升庵与他们或相互登门拜访，或一同结伴出游，其情切切，其意融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他与李元阳苍洱之行的诗人唱答，剑川石宝山的一路偕游；与张含的永昌兰津桥相会题诗刻崖；与安宁三十余名门生的送别赋诗盛会等，均已传为一时佳话。正是在这些交往中，杨升庵为在云南传播中原文化、提携后进、促进云南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至今在昆明西山高峣、保山等地，仍保留着杨升庵故居和部分遗物，成为当地文化的历史见证和旅游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2003年保山市还重修了杨升庵纪念祠。

在云南安宁小桃花村后的洛阳山，有一块山石刻成的石碑。高两米余，长约五米多，碑文分为三个部分：右侧为蝌蚪文，字略大于拳，笔画粗细不同，形状似篆非篆，中间部分系介绍此碑由来的文字；左侧是楷书的译文，共77字；这就是闻名遐迩的“禹王碑”。
清代金石学家王昶指出：他有4幅禹碑拓片，其中成都、西安、绍兴等处的禹碑，皆据安宁镌刻的所摹。大禹治水主要集中在中原以及长江下游，为什么在边远的云南，竟会有记述和歌颂其功绩的丰碑？
明代人吴道行在《禹碑辨》中说：“考吴越春秋，载禹登衡山，梦苍水使者，授金简玉字之书，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处。”继东汉《吴越春秋》作者赵晔之后，唐代的韩愈、刘禹锡也提到过禹碑，但他们都说：听说在岣嵝山尖、祝融峯上，不过未能亲见。直到南宋时张世南才在《游宦记》中明确指出：嘉定壬申（公元1212）年，何致（字子一）游南岳遇樵者引至碑所，始摹其文，过长沙时赠给州官曹彦约一份，曹即行文衡山县令搜访原碑，终无下落。何致便将碑文刻在岳麓山顶（禹碑峯）巨石上。尔后隐蔽又三百余年，明嘉靖癸巳年太守潘镒搜得此碑，剔土而出，遂盛行于世（今存的南岳岣嵝峰之禹碑，亦由岳麓山模板复刻。这就意味着，禹碑最早出处是岳麓山。
在湖南为官的安宁人张碧泉制得拓本带回家乡，示之于正在“遥岑楼”读书的杨慎。杨慎如获至宝，花了很长时间，译出73字，只剩4字不明其意，查阅了很多资料，也未释出，正苦恼间，一夕入梦，见一黄衣鱼首人近前施礼曰：“我乃夏禹时鱼精，在其治水时归服，今睹先生劳牍苦形，意在传其事于永久，故特来相告，此4字乃‘南瀆衍亨’也。”从此禹碑有了完整的译文，这77字是：
承帝曰咨：
翼辅佐卿，洲渚与登，鸟兽之门。
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
久旅忘家，宿岳麓庭。
智营形折，心冈弗辰。
往求平定，华岳泰衡。
宗疏事裒，劳余神禋。
郁塞昏徙，南渎衍亨。
衣制食备，万国其宁。
窜舞永奔！
全文意思是：
夏禹得到虞舜帝的指示，虞舜帝说：“大禹！你像一双有力的翅膀辅助我，治理天下洪水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要到人迹罕见的地方去，不要管它山高路远、河深水长，一心一意地去治理洪水。明天一早你即将出发，踏上艰巨又光荣的旅程。”多年来我（大禹）为治理洪水走遍山河大地，把家都忘记了。我现在旅居在南岳衡山下的一庭院。我竭尽智慧和能力谋求策划，于风餐露宿的治水途中我的身体显得憔悴疲劳。而我的心，无时无刻不诚恳地思念民众。东西奔波是为平定水土，走遍华山、泰山、衡山广袤的土地，一条条的河流已经疏浚，水流汇合畅顺。治理洪水的过程中我祈求神明佑助。在瘴雾滞塞环境恶劣的困苦下，我又奋力转移到别处治水，南方的河流也治理得畅顺流通。洪水退去，人们添置衣服，有了储备的粮食。九州万里水土平定、衣丰食足、安居乐业、幸福祥和，肆虐的洪水永远逃离了人间。
禹王碑盛行以来，翻译者众多，杨升庵的释文最为通行，而且文从字顺。
安宁的地方官把杨慎的译文视为大事，立即将其和原文一起刻在洛阳山上。原文本系夏朝文字，经一代名士“谨释”（禹碑上署有“成都杨慎谨释”的字样），于是文以人传，远近观者如堵，特别使“好古者每摩挲不能去”，众人翻刻摹拓，使安宁的禹碑流入内地。
对于禹王碑的真伪，甚为古今聚讼。即便它不是夏的文字，也应是自宋以来的文物珍品！

在安宁温泉的螳螂川西岸，有一座风景奇丽的葱山，半山腰上所建筑的曹溪寺，颇负盛名。明代中期的内阁首辅杨一清（明徐达死后无相，内阁首辅即相当于宰相）返家乡安宁寻根，常留连于此。杨慎谪滇之后，也常以此作为栖息之所，他有一首诗还写道：
螳螂川水青如苔，曹溪寺花红满台。
韶关满眼莫惜醉，几个扁舟乘兴来。
后人在寺内书题有对联一副：“正嘉以上，纵论气节文章，承先启后；山水之间，安排宰相状元，滇主蜀宾。”
曹溪寺内的碑碣，首先要推《重修曹溪寺碑》最有价值。它系杨升庵所撰，记述的是曹溪寺有名的风景名胜，碑文更得肖杶集唐代书法名家李北海的字而成，故被称为“三绝”（文绝、风景绝、字绝）名碑而盛传于历朝历代。今天，碑中的有些词句在安宁已经家喻户晓，甚至安宁一条最新大街的命名，就使用了其中开首的句子“连然金方”，谓之曰：“金方路”……升庵先生在曹溪寺遗留下的墨迹，将与安宁永存！
杨慎在螳螂川畔的墨迹，要数关于安宁温泉的影响最大、最深远，此泉能够名冠滇云，远播全国乃至海外，很大程度上就是得力于杨慎的推崇！
升庵先生曾游览或间接了解过国内不少的温泉，如新丰的骊山，凤翔的骆谷，关中的郿县，蓟州的遵化，新安的黄山，和州的香陵，闽中的剑蒲，惠州的佛迹涯，渝州的陈氏山居等处，也了解云南的宁州、白崖、浪穹、腾冲、永昌等地的温泉状况，但他特别推崇安宁温泉，在他的《温泉诗》序中，称道安宁温泉有7大优点：“此泉特皓镜百尺，纤芥必呈，一也；四石壁起，中为石凹，不烦甃甓，二也；浮垢自去，不待拂拭，三也；苔污绝迹，不用淘渫，四也；温凉适宜，四时可浴，五也；掬之可饮，尤发茗颜，六也；盠酒增味，治庖省薪，七也”。
他在其诗中唱道：“……温柔真此地，难老是何乡。”旧时的安宁温泉，是在一座观音寺里，如今门上悬挂有杨慎所写的“天下第一汤”匾额。最早的“天下第一汤”五字，系升庵先生所书，还有一首诗可以佐证：
暖露溶溶半亩塘，滌除尘垢胜凔浪；
世人大抵趋炎態，天地于斯見热肠。
池底势翻珠磊落，石边声泻玉铿锵。
辟寒集内称奇绝，太史颜书第一汤。
诗人所说的太史，正是杨慎。后来温泉辟建了宾馆。刘淑清在1941前后，请安徽书法家王景茀题写了“天下第一汤”，落款“龙云题，王景茀书”，并请苏州在滇石工刻石，嵌于庭院内的小池壁上。这虽然已不是杨慎的原题书法，但也是源于升庵之意。
升庵先生在安宁的螳螂川留下的诗文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在安宁的文化遗产，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安宁人。清代安宁著名诗人段昕，就非常尊崇杨慎，深受其感召……

晚清时节，云南人杨琼的《滇中琐记》记载说：“升庵在滇置妾二人，一为永昌焚夷（指傣族）女，一为大理白子女。”此说未见于任何明清文人著作。杨琼字回楼，邓川白族人，1845年出生，曾中乡试，任学官。壮益好学，东渡日本留学，为留学生当中年龄最长者之一。归国后执教于昆明大理，辛亥革命后被举为参议员。所著《滇中琐记》成于光绪三十三年，有赵藩、李根源序。其书杂记136条，滇中之历史遗闻，物产风俗以至奇闻怪异无不具载，多取自古籍，尤其是疏漏失考者；亦载时事及亲历之作，则多可取。
关于杨慎的婚姻状况，简绍芳《杨慎年谱》记载：正德二年九月娶王氏为妻。（程封《年谱》载：正德十一年生子耕，耕殇；副室生子恩恩。弥月母亡。）十四年妻王氏卒，得黄峨为继室。嘉靖三年慎戍云南。五年七月携家（黄峨）就戍所。（《新都杨氏家谱》：“嘉靖八年春黄峨返蜀，六月二十一廷和卒，慎奔丧返蜀，丧事毕即还戍所。”而黄峨仍留于家，以经纪家务。）十三年经临安，纳少室新喻人周氏。（张含的贺诗写道：“去年得妾临勾东，娥嫱婉丽谐琴瑟。”）十四年子同仁生。二十一年八月纳少室北京人曹氏，二十二年儿子宁仁出生，与杨升庵交游的士大夫俱有贺章，张含贺诗里，有“天上麒麟辉蜀人，海中龙马过滇池”之句。据此，杨升庵在云南曾纳二妾，一为新喻人，一为北京人。均非滇籍，也不是少数民族。
我们可以理解当时杨升庵的绝望心情，自知已不为当世所容，无赦还之望。他一度寄情诗酒，放浪形骸，携妓自随，则有其事。这些情况见于王世贞《艺苑卮言》及谢在杭的《滇略》。学术界认为，这些关于杨升庵的纳妾记载，基本属实。
正值盛年的杨慎，曾经发现明武宗朱厚照整天游玩嬉戏、亲近佞臣，不理朝政，心里压抑不住愤怒，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呈上《丁丑封事》，直言指责朱厚照“若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则必有意外之悔”，苦苦劝皇帝停止这种率性、荒唐的行为。
但武宗根本不放心上，碍于其父杨延和的面子，也没过多怪罪。《明史》记载：“武宗微行，始出居庸关，慎抗疏切谏。寻称疾归。”杨慎气愤不过，便称病告假，辞官故里。
正是在告辞的这段时间，杨慎认识了黄峨。
黄峨是蜀地有名的才女，又为尚书黄珂之女，自幼博通经史，能诗文，擅书札。在明时就出版了《杨升庵夫人词曲》5卷，在当时堪称奇迹。《明史》有传，后世更是将之与李易安相比较。名门闺秀，和杨慎可谓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
1519年，两人顺利完婚，婚后感情融洽，在桂湖之滨过着诗情画意、相敬如宾的甜蜜生活，但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后来杨慎流放滇南，黄峨也一度相依相随，伉俪情深，传为美谈。
当她意识到，杨升庵被赦还的机会十分渺茫后，黄峨由盼望而失望，最后只有自我安慰。她在《寄升庵》一诗中写道：
懒把音书寄日边，别离经岁又经年。
郎君自是无归计，何处青山不杜鹃！
等待是多么残酷，残酷到让一个怀抱的希望彻底灰飞烟灭。她足足等了杨慎30年。当她知道杨慎在云南病死的消息，年老的她还跋山涉水去参加了丈夫的送别仪式，圆了丈夫一生的梦想。次年冬天，黄峨将升庵附葬在新都西郊其祖父杨春墓之左，自己最终也是孤老终生。

杨升庵在35年的放逐生涯中，先后七次回川。“往复滇云十四回”，路过四川泸州达到十五次。
在杨慎充军南下路程上，泸州是绕不过去的重镇。因缘际会，杨慎的表弟韩适甫当时担任泸州卫指挥使，十分关心杨慎的饮食起居。杨慎首次来到泸州，对这座江城的江山平远的壮阔美景，留下了“余甘渡口斜阳处，霭乃渔歌杂棹讴”的诗句，从此爱上了泸州的山山水水。在其后三十多年的流放生涯中，每次行役过此，总要流连小住，少也三五天，多竟一年半载。65岁时，他长住了下来，准备终老是乡。直到71岁，才被云南巡抚王昺派人将他重新逮捕押还戍所……他在泸州，前后居住十有余年，与各界人士广泛交往，结社唱和，留下了几百首诗章。杨升庵爱泸州人，泸州人怀念杨升庵，口口相传，竟说他是“泸州人”了。因此，我们说泸州是杨慎的庇护所，并不为过。
杨升庵因谏获罪，报国无门，心情已经够痛苦了。京城里的嘉靖皇帝对他还不放心，不时查问，弄得他连牢骚也只好闷在心里。古代有骨气的文人除了笔诽、腹诽之外，还有一种抗争的武器，那就是佯狂。著名的竹林七贤借酒浇愁，佯狂傲世，愤世嫉俗，以至于也惊世骇俗。到了专制主义非常严重的明朝，佯狂已经成为文人避祸的诺亚方舟。佯狂一度成为了杨慎发泄苦闷的方式。
据说杨升庵在泸州逗留期间成天喝酒，大醉后在脸上搽粉，将头发扎成两个“丁丁猫”，还插上花朵，坐在轿子里，让门生们抬着“游行街市”；还让歌伎们捧杯追随，逗得满城百姓拦街争看。莫非杨状元疯了吗？当然不是。两百年后，清代大诗人王士祯持四川科举考试既毕还京，放船出川路过泸州，听到这个故事，说是这状元“壮心不堪牢落”，所以醉酒装疯，用这样的办法来发泄他胸中的不平之气。
看看杨慎第一次到达泸州的情况——
嘉靖五年（1526年）七月，杨廷和病情好转。杨升庵携黄峨去滇。当年秋天，夫妻第一次路过泸州。
由于是未经批准私自逃回乡的钦命军犯，杨升庵返滇路上不敢久留。在泸歇脚，时间也不会太久。从他写的诗作《留别韩明可表弟》可以明显看出来：
促膝喜开怀，离筵咫尺间。
鷁便巴江水，马怯永宁山。
回首叫虞舜，驩兜（huān dōu）何日还？
这首五言六句，是迄今为止所知的杨慎第一次路过泸州时留下的唯一诗作。他的逶迤路程是：从成都乘船，顺岷江过嘉州（今乐山市）东下，至宜宾入长江，来到泸州。到了泸州，上行20公里，至纳溪，便转江入永宁河（古名蔺水）。“永宁（河）三百六十滩，顺流劈箭上流难”，行进越发困难。待到永宁（今四川叙永县）过去，更要舍舟陆行，奔驰跋涉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眼看就要进入蛮方异域，面对行将翻越的崇山峻岭，杨升庵难免忐忑不安，唯恐生为隔世之人，死作异域之鬼。他却一直渴望雨过天晴，施展自己的抱负。
在他告别永宁，取道赤水卫，过毕节，经乌撤（今贵州省威宁县），大体沿着现在川滇公路的方向，直奔滇云之际，永宁社会名流为之送行。升庵即席赋就《永宁诸贤送至鱼凫关》一首：
远送鱼凫外，离情奈若何？
今晨岐路泣，昨夜洞房歌。
西上滇云影，东流蔺水波。
生还如有日，相伴老渔蓑。
他哪里知道，嘉靖皇帝“以议礼故，恶其父子特甚”，他在最高权威的俯视下，是永远也回不来了。

杨慎对云南民族史的研究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特点，那就是尊重少数民族的历史，承认云南少数民族在古代对于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贡献。他认为古代的云南是先进的，不是落后。这样的观点，至今看来，仍然是持平之论。
对于杨慎的成就，曾有人进行过系统的归纳和论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美学思想，二是哲学思想，三是对云南历史文化的贡献。甚至有学者认为，如果明代在美学和哲学方面缺少了杨慎，很多东西就说不清，甚至解释不了。笔者对美学和哲学认识不深，不敢随声附和。但是如果云南文化缺了杨慎，可能很多事情真是说不清楚了。
例如：《滇载记》（原名《百古通元峰年运志》），《南诏野史》《南中集》《南中续集》《滇记》《滇程记》等，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滇载记》和《南诏野史》。他为了更好地完成研究云南历史的任务，不但努力学习“僰音”（白族语言），“僰文”，以便于搜集和翻译历史资料以外，还不避艰险，跋山涉水，深入现场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丰富和订正了有关的历史文献。给历史研究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清人陈鼎在《滇游记》中称述：“升庵往来大理间近四十年，访于旧家，得《百古通元峰年运志》，其书僰文，升庵熟谙共语，译为《滇载记》，南诏始末，方得详备”，诚非过誉。
他曾经在云南的许多地方，在保山、昆明、安宁、晋宁、建水等都生活过。每到一个地方，都为研究云南历史的人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并且也使当时云南以外的人们因交通不便而对云南很少了解的状况有所改变。这是他的影响的一方面。同时，他对于学术活动很热心，到那里便讲学，结诗社，和云南当时的学人有广泛的接触和影响。不少人受他的启迪和教益，成了知名人士。很负盛名的李元阳、张含、杨士云、王廷表、胡廷禄、唐琦等，都向他求教，有“杨门六学士”之称。他的这些学术活动，对提高云南学术水平，是有不少作用的，这是他的影响的又一方面。
杨升庵临终前集诗百余首，编成《七十行成稿》，请李元阳为之作序，李元阳欣然应允，不日写成。在《升庵先生七十行成稿序》一文中，李元阳这样写道：“有乎人者，有不物之物焉。老而不衰，穷而不踬，厄而不悯，人鲜有之。读先生之诗，则此物勃然跃于吾前矣。”这不禁让人想起《孟子》里的名句：“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反过来想，这也恰是杨升庵雄视西南五百年的根性：经历千磨万击，必与日月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