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不能忘怀的中国烙印
马骁驰
贝聿铭这个名字，似乎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存在。他从不为自己的设计辩说，也从不自己执笔阐释解析作品观念，他始终认为，建筑物本身就是最佳的宣言。
贝聿铭的建筑艺术，不仅跨越了时代格局下的艺术桎梏，更完美地游走在东西方文化之间，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那些建筑物——40 年前的肯尼迪图书馆、30年前的卢浮宫“金字塔”、10 年前的苏州博物馆……在岁月的沉淀下日显经典、璀璨，贝聿铭始终坚持着现代主义风格，在将建筑人格化的同时为其注入东方的诗意。
当我们站在时间的维度上去回顾，不禁发现，从某种意义上，建筑与我们面对的一些最重要问题息息相关——权力、荣耀、记忆、身份。那么，贝聿铭是如何通过建筑来回应这些终极问题，并将它们带到永恒的？
不能忽略商业气息
1948年，31 岁的哈佛大学建筑系助教贝聿铭，离开了沉寂的校园。对他而言，这个决定不仅仅意味着自此将从安静的学术界投身到一个喧嚣的商业界，更是他人生轨迹就此转变的一个节点。
向贝聿铭伸出橄榄枝的，是作风张扬的纽约开发商威廉·齐肯多夫。“其实接受齐肯多夫的工作邀约非常冒险，因为在那个时候，受尊敬的建筑师从不与开发商一起工作。”在贝聿铭事务所工作了 18 年的珍妮特·斯特朗博士说。尽管争议颇多，但对年轻的贝聿铭来说，齐肯多夫却渐渐地成为了一个父亲角色似的存在。齐肯多夫给当时“空空如也”的贝聿铭灌注了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丰富社会知识和经验。他们之间的合作长达 12年之久，之后贝聿铭离开齐肯多夫 ， 自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
1964年，为纪念肯尼迪总统，肯尼迪家族决定在波士顿修建一座私人图书馆以表纪念。在可供挑选的建筑师候选人中，贝聿铭排在第三位，排在他前面的两位是密斯·凡德罗和路易斯· 康，都是当代建筑界响当当的人物，而彼时贝聿铭的影响力与他们显然还不在一个量级上。
杰奎琳·肯尼迪亲自去拜访了三位候选人的工作室，以加深了解。当时贝聿铭仍租住在齐肯多夫的办公室里，工作室并不豪华，不过贝聿铭特意将它粉刷一新，并在不大的接待处摆放了一束美丽的鲜花，以接待杰奎琳。杰奎琳立即注意到了这一点。她发出了一声由衷的赞美之后，问贝聿铭：“你们常放置这么美的花吗？”贝聿铭老老实实“交代”，那是专门为她买的。相比之下，另两位候选人则坚持“做自己”，他们以为只要看作品本身就够了。结果，贝聿铭赢了。
对于这个选择，杰奎琳·肯尼迪曾回忆道：“这是个非常动情的决定……我不在乎他以前是否有过出色的设计，但是我相信他现在的才能。我罗列出了所有理性的原因，告诉自己选择贝聿铭的设计方案，但事实上，我的决策还是非常感性化的。他满是自信，让我想起了杰克（约翰·肯尼迪的昵称）。我决定和他一起迈出大胆的一步。” 虽然，肯尼迪图书馆几经波折和阻力，在 1979年才得以竣工。但贝聿铭由此收获了杰奎琳的友谊和真正的名声远扬。
贝聿铭能得到肯尼迪夫人杰奎琳的赏识，与他在商业上的情商不无关系。事实上，他总是八面玲珑，与企业大老板、艺术家和国家元首交情不浅，将商业和文化两方面融合得天衣无缝，甚至让其他建筑师充满了疑问：他是怎么把商业与建筑艺术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呢？“我想，建筑的艺术方面对我来说是天生的。”贝聿铭说道， “我母亲是艺术家、诗人。商业方面则是后天的，出了学校后，我在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工作，我在那里学到了建筑在商务方面的规则。如今这两种工作我都能轻松应对。”
不愿放弃的艺术原则
1889 年埃菲尔铁塔竣工时，巴黎民众对此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但是艺术和建筑专家们却一派谴责之词，认为它“毫无疑问让巴黎蒙羞”。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大众审美还是站在了巴黎民众的一方，埃菲尔铁塔很快就超过了巴黎圣母院，成为这座城市最出名的地标建筑。
整整一个世纪之后，历史在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上重演了。在卢浮宫博物馆的大规模翻修和重组项目中，金字塔被定为主入口。这个计划一出，最初引起的反应是震惊，对于改变法国最神圣的文化遗产这一计划，《费加罗日报》大斥：“绝对不能接受。”《法兰西晚报》声称，这对于神圣的卢浮宫来说，简直是个“残酷的暴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那样的反对言论逐渐被公众一致的赞誉所取代。
这两个故事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体现了在决定建筑作品成功与否上公众意愿的重要性，而更多的是反映了根本原则在设计中的重要性。贝聿铭 70 多载的职业生涯——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学生时期，到 2006 年在老家苏州建造的苏州博物馆——其中的关键在于，贝聿铭是一位以工程学为根基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与此同时，他更牢牢地抓住艺术和文化的灵魂。
当年初出茅庐的贝聿铭投入开发商齐肯多夫门下，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放弃创意方面的独立性，而卢浮宫的项目似乎点燃了他多年以来的创意热情。与此同时，他对于不同文化的兴趣也日益增长。贝聿铭迫切地想要摘掉自己头上“企业建筑师”的帽子，追求一条商业气息没有那么浓郁的艺术线路。
1990年贝聿铭从事务所退休，成为独立设计师，其过程之所以非常顺利并开始独立执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卢浮宫效应”。由于贝聿铭为密特朗（时任法国总统）设计的惊世杰作，让其他国家首脑也意识到了这位建筑大师能够带来的轰动效应。当时的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迫切希望贝聿铭在柏林设计一座博物馆，而卢森堡政府也想以一座贝氏美术馆来为自己这个小小的公国增光添彩。这两个项目最终都得以实现，但由于和客户观点的不同，再加上客户无法对抗地方政治压力以保证建筑师设计理念的贯彻，这些作品和贝聿铭的主要成就相比还是逊色不少。
在德国和卢森堡遭遇了重重障碍之后，一个贝聿铭梦想中的完美项目突然从天而降，这就是美秀美术馆。美秀选址于日本大阪南部，四周山峦环绕，而且没有设置任何的预算限制。这个项目的客户是日本宗教团体的领袖人物小山美秀子，她认为艺术和自然是通往富足精神世界的渠道。虽然身为日本人，小山夫人却熟读贝聿铭从小学过的众多中国经典，尽管二人语言不同，却有一致的美学理念。这一切的机缘，促成贝聿铭创造了这个隐匿在日本深山之中的世外桃源。
不能忘怀的中国烙印
1974 年，贝聿铭在离开40年后重返中国，他记忆里的家族和园林熟悉又陌生，建造现代中国的命题也变得复杂。从香山饭店到中国银行，再到苏州博物馆，他对历史和现实联系的重建，意味深长。
贝聿铭生于广东 ， 童年时代则在上海和苏州度过，其祖上贝家是吴中的名门望族，父亲贝祖贻是中国银行创始人之一。苏州最有名的园林之一“狮子林”曾是贝家的私家园林 ， 留下了贝聿铭童年时玩闹、嬉戏的身影。对于在苏州的那段生活，贝聿铭曾说：“那段日子影响了我日后对生活和待人接物的看法。与祖父共同的生活，让我学到了更多的中国传统观念。而那个古老的世界使我更敏于感受。在那里，人们以诚相待、相互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日常生活之首，我觉得这才是生活的意义所在。”
或许正是这份儿时记忆让贝聿铭对苏州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贝聿铭总将苏州视作故乡，这里也是贝氏家族的根基所在。
贝聿铭85岁才决定开始建造苏州博物馆，并将它亲昵地称之为“我的小女儿”。在职业生涯中创建的众多项目里，苏州博物馆包含了贝聿铭更多的感情。他将对故乡、对自身的中国血统、对中国文化、对几何形体的热爱，都融合在了这幢建筑里。 “我的建筑设计从不刻意地去中国化，但中国文化对我影响至深。我深爱中国优美的诗词、绘画、园林，那是我设计灵感之源泉。我很高兴有幸在中国参与了几项设计，从早期的香山饭店到近年的苏州博物馆，我都致力于探索一条中国建筑的现代之路。中国建筑的根可以是传统的，而芽则应当是新芽，这也是中国建筑的希望所在。”贝聿铭说道。
虽然贝聿铭在美国度过了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但这个在上海长大的中国人，有着迥异于西方人的内心世界。他从不循规蹈矩，总是试图在标新立异中做到精益求精，而他的建筑也因其出色的现代感独具光彩。他均衡内心世界，阴和阳，上海和苏州，东方和西方，新和旧，这些种种正是他血液中的中国烙印所赋予的。
本文原刊于《家族企业》杂志2017年12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