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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博物馆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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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博物馆是如何形成的?

  李崇寒

  在人们心目中,博物馆是神圣的、高大上的,它是凝聚历史、文明、记忆的殿堂。其实,博物馆的“高冷”气质在其诞生之初就已具备。真正成为面向公众,以研究、教育、欣赏为目的的非营利永久机构,并蔓延至全世界各地,不过是近一两百年才发生的事。

  王家神庙

  与现代人对博物馆的理解不同,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公元前280年建成于古埃及的亚历山大博物馆看起来更像是一所由研究机构、图书馆和学院组成的联合体,而非收藏文物和精品的地方。只因它第一次启用了“Museum”一词,成为追溯博物馆起源,绕不开的对象。

  Museum源于希腊文Mouseion,在古典时代(公元前5~前4世纪中叶),意为“缪斯女神的神庙”。缪斯女神共9位,起初,这些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仙女司职歌舞、演出,后成为诗人的保护神,进而延伸至文艺和科学各个领域,成为一切文理科学的保护神。亚历山大博物馆是托勒密一世献给缪斯女神的一座神庙(也是学院),“包括汇藏博物馆各领域藏品的图书馆、天文观测台,以及其他相关研究与教育的设备”。

  关于亚历山大博物馆,我们所知不多,在它创立300年后,古希腊知名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斯特拉博亲自访问亚历山大,并在其《地理学》一书中,记下了相关情形:

  博物馆也是王宫的一部分,里面有一条公共通道,一个带座位的开敞式谈话间,还有一间大餐室,博物馆里的学者可在此共同用餐。这些人不仅共享财产,而且还有一位祭祀负责管理整个博物馆。这个职位以前由国王任命。现在由恺撒指定。

  从斯特拉博提供的信息来看,这个博物馆不仅是一个王家机构,还是王宫的一部分,在那个年代,没有国王的喜爱和支持,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存在下去。托勒密一世建立亚历山大博物馆的用意很简单,他想提高自己王国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声望,将希腊文化移植到埃及来,大搞文化工程,未尝不可。这是他对于希腊文化的自信,也是从小受希腊文化浸染的结果。

  童年时期,托勒密一世与亚历山大大帝共同学习,之后又担任其近身护卫官,亚历山大东征期间,一直陪伴左右,为其重要部将。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突然病逝,由他一手建立、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迅速崩溃,埃及这一富庶之地为托勒密所有。18年后,不甘心只当埃及总督的托勒密一世自封为王,开启托勒密王朝,定都亚历山大。

  托勒密一世虽以武力立国,但附庸风雅的他对文化事业抱有浓厚的兴趣。对他而言,仅仅把商人和管理者从马其顿和希腊带往埃及是远远不够的,亚历山大需要希腊的哲学家、数学家、医生、艺术家和诗人,他要让它取代雅典,把亚历山大打造成“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和希腊科学艺术的中心”,亚历山大博物馆应运而生。

  亚历山大:公元前2世纪的文化中心

  亚历山大博物馆虽在托勒密一世的起意下兴建,公元前283年,托勒密一世逝世后,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发展主要仰赖其儿子、继任者托勒密二世。两朝国王全力经营下,天文学、地理学、动植物学、物理学、数学、文学、史学等大量精英聚集亚历山大博物馆,亚历山大荣膺文化、科技中心称号。亚历山大博物馆的教授与研究院士均由埃及王室任命、给薪,他们待遇丰厚,社会地位很高,直到公元前2世纪,由亚历山大博物馆聘任的院士仍是人们羡慕的头衔。

  大名鼎鼎的数学家欧几里得、物理学家阿基米德、天文学家托勒密和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家们,都在这里工作过。当时全世界藏书最多(鼎盛时期,藏书量达70万卷)、书目记录最全(120卷)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立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仓库,是托勒密一世另一伟大企图,根据零星资料记载,托勒密王朝通过重金收购、雇人抄写、派遣官方人员赴远方购买经典等渠道,几乎收藏了所有希腊世界各地区的手抄本,部分波斯、希伯来和印度的手抄本也从东方流入。

  知识的星火因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存在点燃,随国王好奇心的消失渐渐暗淡。亚历山大博物馆在它存在的第一个世纪见证了惊人的文化复兴,之后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公元270年,亚历山大博物馆被完全毁坏,后来虽被重建,仍逃不了5世纪走向终结的命运。

  与古代的断裂

  很显然,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对博物馆的认识,大与我们不同,亚历山大博物馆没有出现绘画、雕塑、青铜器等收藏品,那么托勒密时代乃至更早亚历山大时期的艺术品都去哪儿了?

  有学者推测,“托勒密时期的艺术品保存在宫殿里,压在现在的城市之下,无法发掘。”而古希腊时期艺术品的贮藏室则非神殿莫属。还愿者进入神殿向神屈膝礼拜时,大都携带供奉物,基于对神明的尊重,这些供奉物多为上等的金银铜制品,奉献品累积多了,也就变成了神殿的珍宝收藏。

  罗马征服希腊后,将从希腊和东方带回来的战利品满街炫耀,分给神殿,也让胜利者保留了一部分。“由此,罗马的宫殿、乡村别墅、公共花园、神庙、剧院和浴室全都装饰上了希腊雕塑、金银器、象牙、龟壳、青铜家具、地毯、镶嵌宝石像和花瓶等战利品。”某种程度而言,当时罗马城并没有一个正式命名为博物馆的机构,因为罗马本身就是一个大型博物馆。由于管理松散,罗马城内经常发生陈列品被窃,艺术藏品因火灾被毁的事件。

  中世纪时,人间珍宝基本贮藏在教堂或王公贵族手中,他们只崇敬圣母玛利亚、耶稣、耶稣十二门徒和基督教圣徒的遗物,古希腊罗马的雕像被视作“可恨的偶像”。为了采集大理石材料以供新建建筑之用,他们肆意破坏古代建筑的遗迹和部件,或直接将其送进石灰炉中烧毁以便于取得石灰。

  1462年,教皇庇护二世颁布谕令,禁止为了新建筑的需要再利用古建的材料。欧洲人第一次对古代以及古代艺术品(antiquities)产生了一种新的态度。这是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新观念——与过去截然断裂的意识,如艺术史专家李军所言,“与古代的断裂一方面可以促使人们去寻求一个真正的古代,进而‘复活古人’;另一方面,则有助于人们形成建立在对古物的材料、形式和风格等要素关注基础上的美学意识。而随着如《望景楼的阿波罗》(1500年前)、《拉奥孔》(1506年)等一大批古代雕塑的相继发现,以雕塑为主的古物收藏一时成为教皇、君主和贵族竞相效仿的时尚。由此产生了西方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古代艺术品公私收藏。”这为以收藏品为核心的现代博物馆的形成夯实了基础。

  “不要让这个疯狂的女人接近我的珍宝室”

  教皇,自然走在收藏艺术品的前列上。典型者如保罗二世(1464~1471年在位)收藏了大量古代石刻、钱币和小型青铜像。死后,继任者西斯图四世将其搜集的一部分古青铜雕塑慷慨地“返还给罗马民众”,安放在卡比托利欧山上。这是艺术收藏首次面向普罗大众,但只属于同时代的个别现象。

  收藏古代艺术品和珍奇物品,向来是贵族阶级的特权,也是他们高贵、优越身份的象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1576~1612年在位)是十足的收藏迷。他花费了大量金钱来收集各种奇珍异宝,甚至支付了1000金币给他的画家,要其将他收藏的物品一一画出来,供君欣赏。公众,从来不在他可以允许的观看之列。

  拒绝与他人分享收藏品在红衣主教马萨林(1602~1661年)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不仅拒绝了瑞典王后要求查看收藏品的请求:“不要让这个疯狂的女人接近我的珍宝室。”临死之夜,他还在珍宝室里反复走动,盯着心爱的藏品,一遍遍重述“我不得不把这些都留下,搜集这些器物是多么艰难。我走后,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这种拒绝对公众开放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8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加入收藏队伍,1683年,阿什莫林博物馆的出现,开创了将私人收藏公之于世的新局面,它的开放,完全仰赖于英国贵族伊拉斯·阿什莫向牛津大学的捐赠。这是一种将私人收藏捐赠给国家,而后博物馆化的新型模式。因之,阿什莫林博物馆也被称为世界上第一座对外开放的博物馆、英语世界中第一个成立的大学博物馆。

  尽可能多地获取知识

  阿什莫林博物馆藏品主要来自约翰·特雷德斯坎特父子 。约翰·特雷德斯坎特曾去俄国、美洲等地广泛寻找稀罕动植物和矿石,在他的奇珍室(收藏室)里,充斥着大量外来物,比如象牙制国际象棋的棋子,俄罗斯的算盘,珠子,带皮毛的动物,大量骨头块,贝壳类、异国异域的水果和植物等。

  约翰·特雷德斯坎特去世后,儿子小约翰·特雷德斯坎特接手父亲的事业,继续扩充收藏,为其收藏品编目成小册子,与伊拉斯·阿什莫联手出版藏品著录。

  1659年,小约翰·特雷德斯坎特痛失唯一的儿子与继承人,年底,特雷德斯坎特夫妇决定等他们百年之后,将收藏室的所有藏品(动植物标本、矿物、宝石、武器、钱币与雕刻、绘画、手工艺品等)托付给好友阿什莫管理。1661年,小约翰·特雷德斯坎特又在其签署的遗嘱中,希望在妻子有生之年,先由妻子管理奇珍室,“在她殁后,则遗赠给牛津或剑桥大学”。

  于是便有了这样的情形:1677年,阿什莫表示将自己的藏品(书籍、钱币)及特雷德斯坎特父子的收藏捐赠给牛津大学,希望牛津大学为这些藏品建造专馆用于陈列,并对外开放。1683年,新建筑如期完工,博物馆的正式名称为“阿什莫林博物馆、自然史学校和化学实验室”。

  阿什莫如此做的目的很明确,对他而言,“自然知识对人类生活、健康和便利都是必需的”。他倾尽心血在此类事物上学习,获得了最大的快乐。他希望所有进入阿什莫林博物馆参观的人,尽可能多地获取知识。

  “它应该对所有人开放”

  卢浮宫虽不是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公立博物馆,但法国大革命将卢浮宫变为公共博物馆后所产生的影响是任何早期对外开放的博物馆所不能比的。1759年,大英博物馆声称向公众开放,想要拿到门票很难,游客必须以书面提出申请(平民阶级不得入内),有时一等就是两个星期。即便申请通过,参观者必须身着整洁的衣服,进去后可参观的时间也很短。直到19世纪,大英博物馆才在各个阶层流行起来。

  卢浮宫不一样,卢浮宫正式成为博物馆的前一年,法国内政部长罗兰在一封致著名画家大卫的信中,明确谈到了把卢浮宫改造为一个公共博物馆的意图:

  按照我的构想,它( 卢浮宫博物馆) 应该起到吸引外国人的作用,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应该培养人们对美术的兴趣,满足艺术爱好者的需要,成为艺术家学习大师技法的一所学校。它应该对所有人开放,成为一座国家的纪念碑。任何人都有权利去欣赏它。它应该陶冶心灵、提升灵魂、激发志气,成为宣传法兰西共和国之伟大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1793年8月10日,共和政府将收归国有的王室收藏集中于卢浮宫,以“中央艺术博物馆”的名义对公众开放,墙上挂有537幅画,中央展台上布置有184件艺术品。此后共和政府又用从教堂、贵族和地方政府等处没收来的艺术品源源不断地扩充博物馆收藏。当时,卢浮宫每10天对公众开放3天(在法国共和历,10天的计时单位用来取代星期),后来又改至每天都对公众开放。卢浮宫成为宣传法兰西共和国最有效手段之一。

  顷刻间,原本属于王家的卢浮宫,成为人民的博物馆。民众是卢浮宫的拥有者,有权利观赏博物馆中的藏品,所有参观者的身份都是平等的。因为卢浮宫,现代博物馆——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文化机构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法国开始蔓延到整个欧洲。一些私人收藏室也相继成为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以卢浮宫为典范,19世纪,博物馆在欧美遍地开花,迎来黄金时代。

  虽然千百年来,博物馆的含义不断变化,但无论是缪斯女神的居所还是人人都能进入的公共文化空间,每一个进入博物馆的人,都是缪斯女神的孩子,在那里,人们吸收知识、获取灵感,推动文明不断演进。

  本文首发于《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13期,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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