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时报
本报见习记者左希
日前，央行发布《关于切实做好2019年-2020年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标对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任务目标，对如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切实做好今明两年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业内有关专家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意见》特别强调要“进一步提升金融体系普惠性，优化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这一点尤其值得有关银行机构的关注和重视。
凸显普惠性着力优化贫困地区金融生态
早在2018年9月， 中国银保监会牵头编写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报告》发布，在这份首次发布的报告中，就提出了要完善普惠金融信用信息体系，建立多层级的小微企业和农民信用档案平台，扩大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机构覆盖面。
此次央行《意见》就优化贫困地区金融生态环境问题明确提出，“要加快推动贫困地区信用体系建设；继续提升贫困地区支付服务水平；加强金融知识宣传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对此，有业内专家在受访时表示，贫困地区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健全，不但可以有效缓解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对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的建立也是大有助益。信贷投入的增大，对于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和渠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普惠，都有着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意见》中还特别强调了要“提升贫困地区支付服务水平”，要求各商业银行利用移动支付、互联网支付等新兴电子支付方式，改善贫困地区支付服务环境。
业内普遍认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思路和优选途径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势在于，运用了数字技术，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能性、可得性和可控性。
董希淼表示，目前，智能手机广泛普及和农村地区移动信号的全覆盖是数字普惠金融得以发展的前提。手机银行业务的发展，不仅可以降低银行成本，同时增加了服务对象获得可持续金融服务的可实现性。
此外，通过数字技术可实现信用数据共享，与央行征信体系形成互补，弥补了许多人因为缺乏信用数据，无法享受正规的金融服务的缺憾。
在这一方面，据记者了解，很多银行机构都在进行积极的探索。例如，建行推出的“建行惠懂你”APP，就利用互联网思维，有效促进了普惠金融业务高速高质高效发展。
带动帮扶加大金融资源需求倾斜力度
此次《意见》中还指出，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加大金融资源倾斜力度。着力满足深度贫困地区合理金融需求，优先对深度贫困地区开展金融结对帮扶行动，并鼓励“推动东西部扶贫产业对接协作。”
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锋在4月份举行的中国普惠金融（浙江）高峰论坛上就曾坦言，目前，农村金融服务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金融资源配置不均。
而要改变这一点，不仅需要政策的支持和倾斜，还需要各家银行的积极配合，在信贷资源投放、网点与服务终端布设、金融知识培训等方面，优先布局深度贫困地区。
记者前不久在贵州采访时了解到，2016年，农行将贵州省黄平县确定为定点帮扶贫困县之一，3年多的时间里农行在基础设施建设、信贷产品开发、农村产业发展等方面为黄平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农行总行派驻黄平县支行副行长王凡表示，农行在黄平县的信贷规模并不受该行总体信贷规模的限制。
“换句话说，农行在黄平县的信贷规模不设上限。”王凡说。
此外，农行还帮助黄平县与浙江省对接，落实产业扶贫和东西部扶贫政策。农行贵州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杨春雷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产业扶贫，必须让产业发展起来才能产生扶贫效果。
帮扶与普惠如何才能既高效又可持续
政策指明了方向，但是具体做法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对此，董希淼认为，近年来，随着普惠金融的深入推进，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得性和便利性均有所改善。未来，普惠金融的良性、可持续发展，还需多方发力，共同施策。
“普惠金融，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首先要坚持普惠金融可持续性原则。此外，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同样至关重要。同时，提高普惠金融客群金融素养的提升也不容忽视。”董希淼说。
关于贫困地区信用体系建设，杨春雷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杨春雷认为，创新对农金融产品，大力发展信用贷款业务，提高信用贷款比例是目前切实可行的方法之一。在建档立卡贫困户评级方面，可通过不受提高准入信用等级和不良贷款容忍度等管控措施进行管控。
“在信贷项目审批和信贷规模方面，可以给予贫困地区适当的优惠，特事特办。在东西部对口扶贫方面，要找准贫困地区的特点和定位，根据贫困地区自身的需求，对接相应的产业，尽可能使帮扶效果达到最大。”在带动帮扶和资源倾斜方面，杨春雷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