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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成为汪建逃离北京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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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帝都,他们为何南下深圳?

洪波大视野

北京——帝都,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对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神往。但是近几年来,北京就有一些名企和大批精英毅然离开北京,南下来到深圳,并扎根于此。

北京还是深圳到底孰好孰差,其实城市都是多元的,难以定论。不过单从最近出炉的GDP数据来看,2019年一季度,北京GDP总量为7409.6亿元,增幅6.4%,上海为8308.28亿元,增幅5.7%;广州为5507.71亿元,增幅7.5%。

深圳为5734.03.6亿元,增幅7.6%,深圳GDP超过广州约227亿元。从增速来看,深圳GDP增速变现最强劲,已居四大一线城市之首。

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从事细胞分化与增殖相关性研究的汪建于1994年回国,为创业筹备资金、搞事情,同时动员当时还在欧洲及美国从事遗传学等学科科研的杨焕明等四人一起回国。

1999年9月,这四名创始人在北京顺义空港的一间厂房成立了如今“赫赫有名”的华大基因

他们计划在北京,用在国内外所掌握的一身专业本领报效祖国,对于这些生于中国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即便是远渡重洋多年,他们对中国的热爱、对沉重历史的心理负担都始终未泯,发自内心,他们身上,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同年,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国际会议在伦敦举行,汪建、杨焕明以中国科学家身份在会议上表示:代表中国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承担其中1%的任务。

由于承担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一开始并非国家决策,仅仅是汪建、杨焕明等四人的“个人行为”。

彼时的中国政府认为,中国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参与这个全世界最大的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项目,因此在经费上不予支持。

汪建等几名创始人把自己的家底掏空,同时用公司做了抵押,向银行贷了一笔巨款,购买128台当时最先进的测序仪,沉下心来并顺利完成了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的1%任务。

之后,华大基因被中科院“收编”,成立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但由于汪建等几名创始人本身的“基因”就不同,虽被“招安”,但他们一直是体制内研究机构的异类分子:他们想做的项目,得不到体制内的认可和允许,拿不到经费支持,体制内想做的,他们又不感兴趣。

另外,当时国内主流科学界并不理解,对于国家花大量的经费在基因科学上也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各种质疑和反对声声浪迭起,给国家和政府相关部门施压。

这些现象导致这群有着强烈理想的人,一直在北京的体制内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这不是我们当初怀抱着初心,放弃海外的一切,毅然回国时幻想的理想状态,难道这就是现实吗,这一切都不是我们想要的!

尤其是2006年的一件事,成为压垮汪建待在北京的“最后一根稻草”:被举报贪污。此时,正值第二代高通量测序仪出现,汪建热切建议中科院抓住技术迭代的时机购买仪器,让国家在基因行业内在国际中占领先机。

然而,因此有人怀疑他一直在利用购买仪器和试剂等方式贪污。尽管最终没有查到问题,但这是对他莫大的侮辱。对于汪建这种人来说,他的理想抑或说野心,岂是钱能满足的?

汪建等人认为,体制内不是他们待的地方,北京这个处处是体制、人人讲政治的地方,也不适合他们的发展,这里的空气太不自由了!

2007年,华大基因与中科院分道扬镳后,原本要迁往苏州,此时苏州政府已经为华大基因提前备好了粮:生命健康小镇及大片的土地。苏州政府盼红了眼,真可谓“万事具备,只欠东风”。

可谁料到,对于苏州政府来说,“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在王石的力劝之下,华大基因决定改迁深圳。

为何突然放弃苏州政府如此强力的支持,难道深圳的支持力度更有吸引力?据悉,2007年,为了引进华大基因,深圳政府当即承诺三年补贴6000万元,并且还有足够的土地使用权等其他补贴。

来深圳不久,深圳政府又帮助华大基因拿到15亿美元的贷款授信额度。

华大基因的高层们一直认为:“华大来深圳真是来对了!”。曾任华大首任轮值CEO的杨爽曾表示,“南下深圳后,华大迎来了十年的黄金发展期,可以说是纳税之余做基础科研的团队。

通过科技服务,不但成功实现了团队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保留了在基因组学研究全球竞争中的能力和实力,支撑了我国生命科学研究对于基因组学这一新学科新技术的全面需求,促进了我国生命科学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2017年,华大体系内第一家公司正式进入资本市场。

其实,华大基因一直是一家“四不像”机构:不完全像真正的企业,不完全像科研机构,不完全像高校,还不完全像事业单位。

对内对外,汪建都不肯承认华大基因是企业,在有媒体采访时,如果记者不小心说到华大是企业,他会很不高兴,并及时纠正:“华大是一家机构”。

而深圳才不管它是如何定义自己,深圳就是这类机构的“收割机”,它包容的环境和灵活的机制,给了像华大这样“四不像”的机构以充分自由的发展空间。

汪建曾表示:“当初华大准备南下寻找落脚点的时候,深圳最打动我的承诺,是发展的头五年,不看其经济收入,不考核GDP等种种宽松、宽容的政策。”

在一次全国创新企业家峰会上,讨论到深圳的政策和优势时,企业家们都一致认为,深圳对企业的政策是“不争论”。

即是深圳政府对机构和企业的考核指标真正地以打造科技名片、占领科技制高点、成就更多科技最前沿布局为导向。

因此,像华为、顺丰、大疆、光启研究院等具备研发性质以及创新型的机构和企业都纷纷选择投入深圳的怀抱,他们在深圳成就了自己并发展壮大。

企业和机构均是由人组成,深圳成就了企业也是成就了个人,人的感受是最直观的。凡是来深圳停留过的人,也许都会考虑或闪过一丝念头:是否来深圳发展更好。

而另一方面,北京是帝都,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对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神往,并且在人们的意识当中,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人每年回老家过春节时似乎更有面子。

但尽管如此,近几年来,北京的精英阶层出现大批离京,南下深圳的现象。

纵观大部分在北京生活的精英阶层,并不是北京土著,他们都是在北京念了大学、研究生甚至博士。

出国留学回国后第一站回的还是北京,北京之于他们而言,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二故乡,其实在精神上已经是第一故乡。

Frank Yang生于80年代初,高考考到北京名牌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就此离开生活了18年的东北老家,开启第二故乡北京的求学生活。

在人民大学读完七年本硕连读,接着飞往英国继续攻读博士,在英国六年后,Frank又回到了北京。

他说,对于他来说,北京已经是最亲切的地方,自己人生最宝贵的大学时代在北京度过,这里不光有很多亲密的同学朋友,还有相恋8年的女朋友。

不久后,他和女朋友结婚成家,他说,自己在国外六年,必须给人家一个交待。后来,两人在北京国贸一个高档小区买了房,他开玩笑说:装修豪华,比五星酒店也不差。

在北京,Frank陆续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任职,后又和朋友合伙创业。但是,即便他有着如此光鲜的履历:名校毕业,又在海外名校深造,博士学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经历......但他仍然不具备申请北京户口的资格。

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内心过不去的“坎儿”,并且,妻子有北京户口,房产也自然只在妻子名下,可作为男人,在家里的地位似乎总不是那么回事儿。

我们知道,国企或具备北京户口名额的大公司有北京户口名额,在这样的公司就职获得入户名额,方可有北京户口。

除此之外,从北京的入户政策可以清楚的看到,没有博士学位直接入户的条件,在2018年北京出台的积分入户政策中,博士与高职生一样只能积分入户。

“北京的博士太多了,街上走的拉一个出来就是博士,地下室住满了博士。”这是北京博士的自我调侃。

中国的户口在哪里地位最高,当然是帝都北京,因为任何东西都是物以稀为贵,而北京的户口太难得到,因此,北京户口在全中国的户口中也最值钱。

在北京,像Frank这样高学历的职场精英、成功人士,很多都入不了北京户口,拿不到北京户口名额,导致在北京难有归属感。

2017年初,一家上市公司通过全球招聘方式招聘高管,Frank投了简历并顺利录用。一来深圳,他很快就落了深户,同时具备了深圳的购房资格。

起初,他说自己只是想来深圳看看,并没打算长待,一段时间后,觉得这家公司挺有意思,也觉得深圳真的非常不错,于是他打算待下来。

来深圳一年后,他开始动员妻子辞职来深圳。Frank的妻子和他是大学同学,两人同时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但因为妻子有北京户口,工作体面,薪水也高,起初,其妻压根不考虑辞职来深圳的事儿。

最终,Frank通过自己在深圳的各种经历终于说动了妻子,其妻于2018年初来深圳考察两次后,就带着两岁不到的女儿及父母一大家子人,从北京把家搬了过来,安顿在深圳蛇口的半岛城邦,正式开启了深圳的生活模式。

其实,老老小小一大家子离开一座生活了多年的城市,而来到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开始生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光这种念头就需要在心里左右盘算。

这个过程中,其间的各种安排也是煞费周折,首先是圈子、文化、工作以及生活习惯等的转变和适应。

Frank说,北京是非常讲究圈子文化的地方,在北京他已经有了一个很稳定也算高端的圈子,工作环境熟悉,办点私事也便利;另外,房子等早都装修得很好,住得舒适安稳。

Frank的妻子在打算来深圳时,就已开始找深圳的工作机会,来之前拿到一家证券公司的offer,担任的是一个重要职务。

其妻也是北方人,起初她还不适应南方的气候,后来却因为这里简单高效的工作环境,逐渐爱上了这座城市。

2017年初至今,Frank在深圳生活了两年多,在这家上市公司工作至今,其妻子在深圳已超过一年,他们都认为,深圳是中国最现代也最适合年轻人奋斗的城市。

Frank这样的高端人才,来到深圳后与在北京的待遇完全不同,Frank来深圳,深圳可是张开双臂来欢迎的:不但一来就进入了“绿色通道”,享受“秒批”入户,另外,深圳政府对博士还有一系列的奖励:住房补贴最低3万,有的区翻番。

其中,世界TOP150境外高校的博士到深圳工作可获得补贴160万,如香港起码有三所高校的博士符合此条件;博士(后)认定为人才,还可享受人才安居待遇,优先选购商品型安居房,相当于房价打五折。

总之,“深爱人才,圳等你来”确非虚言,深圳对人才的各种补贴和挽留政策,让大家暖心;“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让多少刚来深圳的人决定留了下来,随着工作、户口以及房子的落实,也让大家逐渐有了归属感。

毋庸置疑,深圳宽松的落户政策、优美的环境、自由高效的工作氛围、简单直接的交往模式等,吸引着越来越多其他城市的精英慕名而来。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吸引力,支撑着一波波的新鲜血液流入深圳,加上国家对粤港澳大湾区等各种扶持政策,使这座城市的发展逐渐赶超其他一线城市,经济增长强劲。

而北京作为帝都,仍然有着它不可替代的地位,文化氛围浓厚,国企扎堆、500强公司也更多,高端企业的机会更多。

所以,北京还是深圳,看企业和个人的“基因”及目标选择,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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