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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米勒是20世纪伟大的剧作家，被誉为“美国戏剧的良心”。1983年春，他受邀来到中国，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他的头号大戏《推销员之死》。除去语言不通和文化差异，阿瑟·米勒面对的是一个正处于历史交会点的古老国家：样板戏的岁月刚刚过去，一个高速狂飙的时代迎面而来。这本书是以米勒1983年的排练日记为基础写成的。 在这本手记中，阿瑟·米勒敏锐而犀利、坦率而真挚，他记录了一次惊奇的剧场冒险，观察着身负烙印的人们，在美国与中国之间思考文化、历史、人性。透过剧场、透过北京，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缩影浮上纸面。 《阿瑟·米勒手记：“推销员”在北京》 （美）阿瑟·米勒 著 汪小英 译 华侨出版社 世界上每四个人里就有一个中国人。这会引起一些尴尬，比如，西方所称的大作家、名演员或是大画家，在中国也许不为人知。而中国文化的伟大在其他地方也几乎无人知晓。中外双方持有的地方主义的态度，使中国这个泱泱大国令人不可思议地遗世独立。 “文革”期间，外国文艺作品及其一切影响被一律封禁。由于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几年里，中国人在戏剧方面只知道高尔基、契诃夫、易卜生以及他们在中国的追随者。60年代，中国只有八个样板戏可以上演。 我在1978年访问中国期间，见到了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和剧院的导演及主要演员英若诚。他们二人都有与美国相关的个人经历，也都急于把“二战”后的世界戏剧介绍给中国人。但是，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与世隔绝多年之后，中国观众是否能够理解西方戏剧？如果能够，理解的程度如何？曹禺和英若诚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其他人也是一样。中国演员也是问题，他们所受的不是现实主义的戏剧训练，而是糟糕的情节剧训练。与欧美相当现实主义的戏剧相比，情节剧属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其表演风格的过火夸张令人难以忍受。 英若诚出身于学者世家，本人也是学者，对西方文学涉猎广泛。30年代时，曹禺在美国待了一年，喜欢上了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的戏剧。1949年解放之前的几年里，他写过不少有创造力的好作品，表现出奥尼尔式的对腐败社会的批判精神，其中很多部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他们渴望了解西方，有一个新的开始。然而，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借着观察西方戏剧，找到新的当代中国的戏剧形式和表演风格。 1978年，我作为一名游客来到了中国。不久，我就发现自己见到的所有的作家、导演、演员都在告诉我一件事，而我处于一种天真无知的状态，慢慢才醒悟过来：这些人毫无例外地都经历了多年的混乱生活，刚刚回返到正常生活中来；他们完全不知道奥尼尔之后的我及其他任何美国剧作家，或者高尔基之后的任何欧洲剧作家。 其后的两年中，曹禺和英若诚一起访问了美国，英若诚还扮演了多个影视角色—其中一个便是美国电视片《马可·波罗》（M arco Polo）里的忽必烈。他们二人都认识到，过去的十年中他们错过了太多优秀的西方戏剧作品。有趣的是，他们在1979年提起要排演《都是我的儿子》（A ll M y Sons）；一年半之后，他们又改了初衷，想要排演《推销员之死》。在这短短的一年半之间，他们认识到，随着中国的开放，观众已经有足够的修养来欣赏《推销员之死》这出对他们来说形式完全创新的戏剧。此外，80年代早期，已经有好几部在表演和结构上与《都是我的儿子》类似的中国话剧出现。事实上，《都是我的儿子》遵循的是现实主义的话剧传统，没有太多值得学习的创新形式。 曹禺和英若诚对能否不用外人协助独立将《推销员之死》搬上舞台心存疑虑，这种疑虑终于让他们坚决要求由我来中国导演这出戏。自然，我最初被这个主意吓了一跳。我跟演员言语不通，怎么指导他们？更糟的是，在多年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我怎么能在舞台上再现出人们记忆里并不存在的生活？我犹豫不决。 但是，几个月过去了，我越来越把这件事当成一个挑战。首先，没有外国导演曾为中国演员导演过新戏。我向熟悉中国的人征求意见，他们并不表示鼓励，因为在他们看来《推销员之死》是一出纯粹的美国戏。可是，有迹象表明，其他文化理解这出戏应该不成问题：就在这个时候，《萨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在上海上演了，报道说这出戏把观众感动得流泪，让他们想起自己在过去遭受的苦难。尽管如此，我告诫自己：《推销员之死》比《萨勒姆的女巫》更受文化的局限。威利·洛曼来自一个雄心勃勃的商业帝国、一个害着成功热病的社会，而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百分之九十人口的农业国家，绝大多数中国人接受的都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与威利的追求完全不同。也许，我会一败涂地。 后来我见到了美中艺术交流协会—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经费独立的私人团体—会长周文中教授。周教授让我相信此事能够成功，我才终于决定接受邀请。周是中国人，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他说中国人一定能懂得威利，理解他的热情。他的坚信，再加上英若诚和曹禺的厚望，让我觉得这件事似乎值得一试。 这本书是以我的排练日记为基础写成的。1983年春，我每天早上九点到中午、晚上七点到十点导演这出戏，下午则写日记。我把自己的“无事生非”、误解和错误的判断都原封不动地留在这里。在那两个月里，我兴奋地努力地工作，以独特的角度观察着中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