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蒲安臣

□郑渝川

1867年11月，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辞去职务，准备返美。中国清政府决定聘请他为中国使节，出使列强各国。这是一个奇特的人事安排。

在以往的历史教科书中，清政府的这项任命被指责为丧权辱国，标志了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深。教科书的结论倒也说得过去，只是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的中国，清政府似乎已经找不到比任命蒲安臣出使更好的办法。1858年的《天津条约》满10年要进行修订，清政府不愿意列强打上门来、闹上门来签署城下之盟，但自己派员出使，当时确实无人可派。而且，无论是守旧派，还是洋务派，都无法解答诸如中国使臣与外国君主会面，是否需要磕头行礼，如果对方要求不磕头，会不会演化为该国使节日后不再对清政府的皇帝和太后三跪九叩之类的问题——用一个外国人代表清政府去谈续约的问题，既实用，又避免了丢脸。

在当时，没有比蒲安臣更合适担任清政府出使代理人的人选了。蒲安臣曾三次出任美国国会议员，是美国北方持废奴立场、自由主义立场的政治精英。出任美国驻华公使后，蒲安臣曾帮助清政府协调过一次与英国舰队的突发纠纷，并将《万国公法》引介和翻译到中国。

抵达美国后，蒲安臣代表清政府向美国政府递交了国书，其中有清朝皇帝向美国总统问候健康的话语。中国使团在美掀起了友谊风暴，虽然在数年之后，美国国内就会再度泛滥排华风潮，但至少在1868年，一个美国人带领的中国使团还是如愿以偿地赢得了美国政界和公众的善意。

在美国参众两院，在纽约市，在波士顿，蒲安臣使团到处出席欢迎宴会。蒲安臣显然将美国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在此前提下，他非常好地扮演了中国国家形象、清政府政策代言人的角色。“华盛顿的国度已经向孔夫子的国度表示欢迎，一方的伟大思想已经同另一方的伟大行动合二为一”；“中华帝国政府已经接受了西方列强通行的国际法……中国将以同美国行使外交惯例的方式进入国际社会”；“她（中国）不是带着威胁的口吻而来，她是带着两千三百年前的儒家古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来的……她带着你们自己的国际法而来，她告诉你们她愿意按照这一法律加入你们……”美国哲学家爱默生对蒲安臣使团的表现予以盛赞。

甚至而言，他完全超出了奕訢和文祥给他的事前授权，将当时的中国塑造为一个与欧美国家没有差别的国度，可以自由通商、迁徙。这些宣称无疑让美国人喜出望外，因而支持美国政府与蒲安臣使团签署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如何评价《蒲安臣条约》？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徐国琦，在其所著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理想国·四川人民出版社）指出，《蒲安臣条约》推迟了美国的全国性排华。该条约第一条就要求美方为中国在美公民提供保护。清政府当时还不具备保护海外移民的观念，甚至在一些旅美华人通过淘金热发家致富，美方官员提醒中方应当向这部分人提供保护的情况下，清政府官员仍然认为与己无关。19世纪的美国西进，掀起了铁路兴建狂潮，华人成为重要的劳动力。但正是因为华人的勤奋，而招致了欧洲白人移民的仇视，并因此引发美国国内的排华情绪。《蒲安臣条约》使得排华进程推迟，并且在美国政府背信弃义颁布《排华法案》之后，华人在美仍然具有相对开阔的生存空间，留学生源源不断的到来，旅美华人为中国革命所提供的支持也没有中断——这些或多或少与《蒲安臣条约》的签订，确认了美国人与中国人平等的观念，从而使得美国排华行动受到了限制。

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与日本存在更为紧密贸易联系的美国，之所以愿意在尚未与日断交、开战的几年内，开启对华援助，这其实与《蒲安臣条约》的特殊性也存在联系。该条约由美国人代表中国方面，与美国签订。美方又曾事实上背约（颁布《排华法案》），这使得当时美国相当部分的政界、学界精英自认为对于中国有所亏欠。

《中国人与美国人》这本书不同于之前由中国学者或美国专家撰写的中美关系史。这本书讲述的是在中美关系建立、深化、挽救的过程中，如蒲安臣、戈鲲化、古德诺、杜威、中国留美幼童等人物，如何开启并加深了双方政治和文化等多层次交流合作的个体、群体的故事。这本书也浓墨重彩地回顾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关系正常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乒乓外交”事件。

这本书的书名中有“共有的历史”，书作者徐国琦就兼具中美两国的文化背景：在中国内地出生、求学，之后到美国留学并成长为杰出的历史学家，致力于研究近现代中美关系史。徐国琦所写的《中国人与美国人》，有益于读者突破历史教科书、部分历史学者研究作品中简单化地将蒲安臣、古德诺等人贬斥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帮手的观念，重新认识在中美关系史、中外关系史上有着巨大影响并且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抱以友好的异域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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