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宇：小说要勇于尝试 抵达语言和事物的最深处
羊城晚报 曾璇
刘斯奋(左)为班宇颁发证书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摄
羊城晚报记者 汤铭明 摄
□羊城晚报记者 曾璇
班宇，乍眼一看，绝对的东北大汉——打虎武松一般的存在，可是你看他下笔的细腻，却比浪子燕青还灵巧三分。
他是个打奥数比赛长大的80后，从小能从数学题里看出小说：“两车相遇，刹那相逢，擦肩而过，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这种脑洞大开的思维模式，埋伏了20年，终于在他的写作中派上了用场。
他的小说里，有精心设计的故事，有“改良的东北方言”，有巨大的荒诞和真实，轻易把读者拉入经历改革浪潮冲刷的冰面。他笔下的人物，万般小心翼翼，依然身不由己，被命运揉搓。
东北那片黑土地，一直是北方语言文化的沃土。然而近20年来，随着春晚东北方言小品一统江湖，提到东北人，便令人想起二人转、小沈阳、快手直播。而班宇的出现，让人感受到了另一种惊喜。
把故事写出来 有种“还贷”的错觉
羊城晚报：作为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工科生，写作本不是您的专业，是什么激发了您的倾诉欲和写作欲？能否说说背后的故事？
班宇：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毕业时，我非常悲观地发现，自己并没有将通行语言转换为计算机语言的思维，也没有兴趣和耐心去进一步学习、求证。读书期间，我对音乐颇有兴趣，认为它能抵达许多语言不及之处，也给一些媒体写过相关的文化类稿件，那么我想，或许文字可以作为一种谋生方式，于是开始最初的写作。写小说则是从参加豆瓣阅读征文大赛开始，朋友问我要不要试下参赛，刚好那几天在一个工人村朋友开的小饭馆聚会，我就想可以从自己最熟悉的工人村开始写起，于是有了《古董》这篇“处女作”。主人公的原型经历丰富，当过兵，开过店，倒腾过古董，属于在底层生活能力特别强的人。从这篇开始，我把工人村的人作一个群像似的描绘，有了第一篇小说作品。
羊城晚报：确实感觉您是在进行一个有意识的、规模化的“行为艺术”，您以小说为介质，以东北汉子、东北大妞为主角，在给底层草根塑群像？
班宇：我在“工人村”这一系列的作品里，确实有过这样的尝试，为这片区域里的人物塑像，白描或速写，但很快就中止了。我觉得这种概括式的写作，对我来说，还是太过简单、轻易，抽出几个样本，附上事件与符号，不是不能做，但确实已经没办法说服自己。我想探讨更深入的命题，或者对我个人来说，有更为重要的精神内核，亟待发现与解决。
羊城晚报：这种精神内核是什么？
班宇：我渴望书写人在历史中的巨大隐喻，想把人的行为的复杂度以及背后涉及的当时的社会环境、精神状态背景结合。相对于人物群像的速写，这样的命题我更感兴趣：让小说的人物和整个时代发生更紧密的联系，再折射出时代的肖像，也即在时代洪流下个人命运的跌宕。
羊城晚报：也就是您在工人村目睹过的那些底层人物的命运，是吗？他们对您的生活和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近年来您比较“高产”，是他们让您持续地保有创作热情吗？
班宇：我对写作并没有极大的热情，它对我来说，更近似于还贷款，每写完一篇，我就能轻松一点。我是标准的工人家庭出身，在我生活的沈阳铁西区，见证了父母从企业的辉煌到“双下岗”，耳闻目睹了那段历史，这些事情在我的头脑里一直是一个小小的负担，我要通过写作把它给卸掉，或是刻写在更深处。
我发现，在整个的历史环境里，这一群体是改革进程中极具标志性的一类人，但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身在其中的时候，很多情感并不能完全感知得到；而这两年写小说的时候，我清理自身的秩序，将之一点点拆解并展现出来，就有那么一点还贷的错觉。
羊城晚报：您似乎偏爱写低到泥土里、坠入冰窟中的边缘人物，“为弱小者给予支持，为卑微者延续幻梦”是您的写作理念吗？本届“花地文学榜”获奖作品《逍遥游》里的困顿失意者“许玲玲”们都有源于生活的人物原型吗？
班宇：不算是写作理念，但在创作《逍遥游》时，也的确是怀着这样的心意，是否有原型也不重要，小说终归是小说。写作对我来说，不会有特别明确的理念，反而更像是一种沉浸，将一张白纸所展现的开阔，用文字填满，布置一道近乎于永恒的迷宫，使其渐渐变得狭隘起来，读者与作者均在其中穿行，开拓新路，也走过重复之径，去寻觅各自的出口。
少年时期的耳闻目睹
需要自寻出口
羊城晚报：东北近年来有几位生于80年代的作家，你们在童年舔过的伤口看起来愈合了，其实伤痛蛰伏着，直到你们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和话语权，它们才泉涌而出，是不是这样？
班宇：你说得非常对。我印象很深，2000年的春节家族聚会，我突然发现只有14岁的我和父亲两个人，在为“四化”作贡献，其他人都是领着退休金、低保金、失业金。这个对我的心灵冲击很大，家族十几口人，只有我父亲一个人能赚工资。那时内心有一点忧虑，升学压力是一方面，还有补习费、择校费等，虽然家里极力营造一种平和的氛围，但我仍能感受到一种不可控，如巨大的阴影笼罩在头上，久久挥之不去，只能去自寻出口。
羊城晚报：这种经历可能也锻造了您性格中的敏感细腻的一面，又反过来影响了您的写作？
班宇：写作确实是敏感之人适合做的事情。对我来说，写作分为两个层级：一个是智力上的呈现和角力，比如博尔赫斯的作品完全是灵魂上的，对时间、宇宙的重构；另一个则是像门罗那种“共情”。写一个人物，让读者能感受到他被命运扔上去又抛下来的内心起伏，只有足够敏锐，才能写好。我在写作时，经常觉得与里面的主角是在共同呼吸的，他所经历的一切，我仿佛也能感同身受。他们曾是我的一部分，我将之抽离出来，进行延展、铺平，那些困境与困惑，也就随之呈现出来。所以，这种复杂状态也可以说是源于自身，对我个人而言，这也是所有作品的出发点。
羊城晚报：也就是一种代入感吗？这种感觉会很折磨您吗？
班宇：很折磨，但也挺享受的。投入进去，你会发现随着人物命运起伏很难过，但完成之后又有一种满足感。写作是一个人的事情，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来，这种自由狭窄但可贵，是写作所能赐予我们的最美好的事情之一。
羊城晚报：您在作品中喜欢“撕开残酷的真相”，不“留一条光明的尾巴”，但又充满宽容与理解，这代表一种怎样的写作态度？
班宇：结局是作者的终点，也是阅读者的终点，但并不是所有人与事物的终点。他们始终并肩，于未知的空白里，去对抗无止境的命运，比我们虔诚，也比我们勇敢，除了宽容与理解之外，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从性格上而言，我本身并不是一个乐天派，所以你注意到，我也不会“留一条光明的尾巴”。
羊城晚报：现当代的东北作家都深受那片黑土地的滋养，沈阳的铁西区无疑是您创作的“富矿”，您会把笔尖一直凝聚在这个范围内深挖吗？还是说您渴望撕掉这个“地域书写”的标签？
班宇：作家与其作品的关系复杂，在东北也可以不去描述东北，转而以更先锋或者更委婉的形式去探讨其他命题。故事每天在任何地方上演，东北的故事也没有那么独特，很多时候，它也可以发生在西北或者南方，好的小说里探讨命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不太会被地域所限制。
羊城晚报：您曾是网红作家，一直以网络为阵地，为何突然转战“纯文学”领域？
班宇：网红作家谈不上，但在此之前，的确有过一段时间的网络写作经历。但我在网上所写的随笔与小说，似乎也应该归于“纯文学”领域，跟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网络文学还不太一样。网络写作有一个优势，就是发表迅速，能跟读者进行直接对话，立竿见影，没有什么中转过程。我当时刚开始写小说，对文学期刊了解很少，所以选择这个渠道。后来认识了一些期刊编辑，便开始向杂志投稿，如同打开另一个世界。期刊有着自己的发表标准，写作者必须更加自律，态度也要更严谨一些。
将写小说看成是
设计游戏
羊城晚报：在文本创作上，看得出您做了很多尝试，有评论说《山脉》是一个反小说的作品，是一个具有实验性、先锋性的开放文本；《逍遥游》则呈现散漫克制的“非常规”叙述。您是否正在进行刻意的风格探索？先锋写作是您的追求吗？您写作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班宇：我对于小说的形式很着迷，尤其是短篇，在有限的体量里，如何拓宽文本的种种边界，或者说，如何在物理上转动面向，使其呈现丰富的可能性，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一些时刻，我会将短篇小说看成是自己设计出来的一个游戏，创立人物与故事线索，制定规则与玩法，再一点一点推动，使其运转起来。此外，我也是上世纪80年代国内先锋写作的忠实读者。
写作的终极目的，现在谈，还为时尚早，不过经常会记起黑塞在《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里的一句话，他说：“对于所有怀着善良愿望的人们来说，有一点却是共同的：我们的作品到后来总是使我们羞愧，我们总是不得不重新做起，一次又一次重新奉献自己。”
羊城晚报：“舍弃宏大叙事，着意捕捉幽微动人的瞬间”“无限逼近现实的微距摄影式写作”，是您相对固定的个性风格吗？
班宇：类似手法我在小说里用得比较多，不过也不算个性风格。我在某些文本里，还是想要有更多的尝试。无论在写法上，还是题材上，短篇小说可以做得极为宽阔，能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
雷蒙德·卡佛对我的影响，正是他作品里那一点点言之不尽的真情
羊城晚报：有评论认为，您是美国“简约主义”大师雷蒙德·卡佛的中国传人，您认同这一评价吗？您的创作是否受到雷蒙德·卡佛或其他作家的影响？
班宇：我确实很喜欢卡佛的作品，同时还有其他一些美国作家，比如理查德·福特、托拜厄斯·沃尔夫等等，他们的小说我会反复阅读。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跟他们的表述又不是特别一致。今天的社会结构、写作语境与阅读方式都有变化，写作者必须创造或者寻找属于自己的讲述方式，它可以不被更多人所聆听，但一定是紧紧贴附着写作者的心脏，与之一起跳动。
前一段时间，我得到一本卡佛的旧书，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这本书的拥有者，在扉页上题写一句话，“如果非要拒绝什么，但不能拒绝真情”。我读到之后，很受触动，觉得可以作为卡佛的许多作品的旁注。如果说受过卡佛的影响，那么毫无疑问，正是他作品里那一点点言之不尽的真情。
羊城晚报：您的小说文字传神，给人很深切的画面感，您的作品有改编成影视的打算吗？还是继续通过纸笔这种传统的方式和读者交流？
班宇：影视改编方面，我自己没有决定权，要看是否有合适机会。但是我写小说的初衷，几乎没有考虑过影视化，当时是觉得写乐评或者其他题材的时候，表述不太充分，总想着把自己的困惑抛出去，小说恰好能完美实现这一点，它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文体，也在不断进化，到现在仍旧没办法很好定义，这点让我觉得有趣。
现在许多影视作品做得也很出色，前几天看科恩兄弟的《巴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谣》，总共六个故事，做的几乎就是很多短篇小说要完成的事情，故事讲得也很好，但我看过之后，也仍不满足，我在想它跟那些好的短篇小说，到底有何不同？可能有一个回答，我觉得也许是小说不仅仅是在讲故事，它像一个装置，始终趋于更为精密、复杂，所传递出来的情绪也更微妙，影像是在创立或复制语言，小说却可以抵达语言和一切事物的最深处，或者说，至少小说要勇于去做出这样的尝试。
所以在接下来，我可能仍会按照这条路径继续走下去。
羊城晚报：您下一步的写作走向备受关注，请问您的新作中有什么样的改变？会写长篇吗？会继续写东北故事吗？
班宇：我是个急性子，写了开头就恨不能写结尾，比较迷恋在狭窄的空间里爆发出思考。长篇小说的写作需要对节奏把控，对结构进行很细致的布局与梳理，读者对长篇的迷恋，其实是一种对史诗的迷恋，而我目前还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题材。我的写作迄今为止确实有些偏狭，我也非常想突破。现在着手写几个中短篇，一篇故事设计在天津，另外一篇是北京和沈阳的“双城记”，既有关于东北的，也有无关的，应该今年之内可以和读者见面。有评论说我的小说非常精巧，像个“变压器”，哪里升压、降压，都在控制着，但更期待我的作品中有一些“神性的东西”，这个批评非常到位，我也期待一些“神性的东西”。
班宇
1986年出生，沈阳人。作品见于《收获》《当代》《十月》《上海文学》《作家》《山花》《小说界》等杂志，曾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思南文学选刊》等转载。小说《逍遥游》入选“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并获短篇小说类榜首。出版有小说集《冬泳》。
本版统筹/李素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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