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有“胡汉交融” 南现“进士登科”
葛承雍
总而言之，唐代的移民无论是自发性迁移，还是强制性迁移，都是持续不断的，而在移民形式上可分为实边招诱、掳掠强迫、谪戍流放、战乱南迁、内聚控制、民族融合、自然灾歉、经商逐利、流民逃户等。但移民的主要流向始终是清晰的，这就是唐初由北方周边地区向中原内地南迁，安史之乱后又由中原地区向南方地区迁徙，一浪又一浪的南迁移民形成了唐代社会变迁的特征。
“天下指河朔若夷狄”
首先，移民影响了唐代人口分布的格局。在北方、关中一带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直是人口最稠密的区域，也是全国人口重心所在。虽然经过隋末唐初的战乱，但北方户口所占的绝对优势地位并没有下降，其原因不仅是唐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奖励婚嫁、优待生育的措施，更重要的是境外其他民族的内迁和避居周边的移民回归。
如贞观三年（629年）户部的统计，“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前后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当时突厥、铁勒、吐谷浑、西突厥、高句丽、百济以及“六州胡”等纷纷内迁中原地区与缘边地区，这些内迁人口总数至少有200万，加上他们定居后再增加的人口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所以北方仍拥有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经过百余年间的发展到开元、天宝时代，北方各道州的户口俨然盛于南方，天宝元年北方人口占全国总数的58.3%。
客观地说，北方周边与境外各民族的连续内迁，构成了我国历史上自魏晋南北朝“五胡融华”后的又一次民族新结构，在人种、民族、乡村组织等多方面都有重大意义，为汉族社会补充了新鲜血液。在陇右、河套、河东、河北等道州，突厥、铁勒诸部、昭武九姓等民族人口，在当地人口中占了很大比重，故有“天下指河朔若夷狄”之说。
唐朝各级官府和军队中，都有大量来自内迁的“胡族”人，及归化的蕃兵蕃将。安禄山反叛时，其15万部下多为同罗、奚、契丹、室韦等人，唐军哥舒翰迎战叛军，也是率领河陇诸蕃等13部落，蕃、汉兵共21.8万人。安史之乱以后，北方仍分布大量的内迁民族，“今北胡语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其他民族移民进入内地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胡汉混合型社会特征的出现。
其次，移民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开发。在北方，原来没有固定住地的游牧民族迁徙唐境后，往往缘边定居，开发陇右、河东、河北诸道的北部地区，形成一些半农半牧区。唐政府为了改变初期缺马严重的局面，鼓励塞外内迁移民养马放牧，经过上百年的艰苦努力，发展了以陇右牧群为骨干的巨大牧场群，分布在西北方的广阔环形区域，当时“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侧岐、邠、泾、宁，东接银夏，又东至楼烦，此唐养马之地”。
不仅黄河河套地区建立群牧，甚至在关中渭北设沙苑监牧（今陕西大荔），据统计天宝末唐有79个以上的牧监，麟德时（664~665年）全国有马70.6万匹，开元元年（713年）降为24万匹，开元十九年又升为44万匹。唐代畜牧业的兴盛，离不开境外移民和内迁定居的各民族，他们往往以饲养牲畜为主，或充当官军营牧监的杂户。番户等色役者，或充当军队中的牧人。饲丁以及驿丁、健儿等，成为唐代畜牧业最主要的劳动者。畜牧业是推动唐代北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在南方，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移民虽然促进了江南生产力的起步，但其开发主要人口集中的江东吴会一带和荆州、长沙、江西等地，南方山区与边远地区仍是地广人稀、生产技术落后和劳力缺乏。唐代北方移民大规模的南迁，使滨海卤地、沼泽湖渚和丘陵山地得到大面积开发，移民们不仅为南方农业经济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劳动人手，也带来了相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
例如，从江浙到福建沿海一带，普遍修筑塘陂，改造滩涂，种植水稻十分盛行，带动了各种经济作物，像茶、橘、桑、麻等的经营开发，有些土地紧缺的地区，连城郊边际的土地也得到利用垦殖。北方移民还促进了南方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六“江南道二”条载：“自贞元之后，凡贡之外，别进异文吴绫，及花鼓歇单丝吴绫、吴朱砂等纤丽之物，凡数十品。”
开元以前，江南丝织业生产水平还赶不上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中唐时期越、苏、杭、湖、润、明等州的丝织品已跃居全国前列，当时一些官府工匠流向江南，带来的先进技术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此外，运输业、冶金业、商业等经济发展都与北方移民息息相关，南方扬、益、广、泉、明等州的商业繁荣和县乡“草市”的广泛出现，扩大旧城市，形成新城镇，也都与移民的分布规模相适应，奠定了经济重心南移的基础。
再次，移民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交流与发展。在北方，由于各地“蕃人”“胡人”纷纷内迁中原，有的入唐为官，有的留学不归，包括大批外族文士、西域僧侣，从而使北方文化“胡汉交融”，大放异彩。例如唐朝天竺、龟兹、疏勒、高昌、安国、康国等十部乐中，精通这些音乐的大多是外族移民艺人，以琵琶著称当时的曹保、曹善才、曹纲等系西域曹国人，唐昆仑系康国人，裴兴奴、裴神符系疏勒人，白明达系龟兹人。
有人估计外籍移民人数占长安京城人口总数的5%，如果再加上其他民族移民后裔，所占比例更会扩大。唐代北方文化中的乐舞、绘画、饮食、娱乐、建筑、民俗等无不受到外来移民的影响。就服饰来说，贞观初已常见“汉着胡帽，胡穿汉装”，宫人骑马多穿仿波斯妇人所服的大衫和掩蔽全身的缯帛方巾。开元初，宫人皆戴胡帽，靓妆，不再障蔽，士庶之家群起而仿效，社会上出现了“露髻驰骋，或着丈夫衣服鞋衫”的新形象，以至尊卑难分、胡汉混杂。整个北方的衣着样式都与外来移民有关，正如元稹《法曲》所叹的：
“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士林华选” 南北各半
在南方，因唐初“文物衣冠尽入秦”，其文化地位较之六朝时代大为衰落，但随着中唐以后北方移民的大量南迁，原来南方文化沉寂和人才分布的南北差异局面发生了新的变化，如《新唐书·艺文志》所记中唐后文人学士共12人，其分布为河北、河东、关内、河南、陇右共6人，江南道6人，南北各居其半。特别是被誉为“士林华选”的科举取士，是当时文人士子跻身仕途的主要门径，在开元、天宝以前基本上由北方士子垄断，南方中进士者寥寥无几。
但据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可知，中唐后有贯进士470人，北方五道（河南、河北、关内、河东、陇右）245人，南方五道225人，南北进士数字基本相当。原本南方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如福建、江西、岭南等地，也有进士相继登科。南方进士的大量出现，不仅反映了南方文化的重大变化，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社会风尚的变迁。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北方士大夫及其家族的南迁，对南方迁居地的文化发展和社会变迁有启蒙与推动的作用，从而促进了南方的人才辈出，也导致新的社会特征的形成。
如此说来，唐代的移民活动与影响是巨大的，它摄取了外域的新成分，注入了新的气息，丰富了自身的活力，又以新移民特征转输大迁徙地。尽管突发性、战乱性的移民常常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一些负面的消极后果，但移民更多地体现为社会变化的积聚过程，进一步增强了社会流动，不仅推动了北方的社会变革效应，也促进了南方社会的发展与新特征的形成。
唐代移民不是以一种社会特征取代另一种社会特征的非此即彼的冲突，而是集各种文明之长的新融合，最终必然体现于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并对社会进步输入更深远的动力。
本专题图文均来自葛承雍先生新著《大唐之国：1400年的记忆遗产》（三联书店2018年10月初版），由本报记者谭洪安选编，经作者审阅并授权。葛先生是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特聘教授，中华文化遗产研究院退休教授，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并在首师大、北师大、西北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感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本专题刊发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