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拒斥的“龙虾教授”乔丹·彼得森

多伦多大学心理学教授乔丹·彼得森，可以说是当今最具争议性和话题度的学者。加拿大认知科学家Paul Thagard认为，“如果你喜欢基督教神话学、狭隘的个人主义、模糊的玄学和存在主义焦虑症，那彼得森就是你眼中的哲学大师。”这位自我标榜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反政治正确新星，又一次作为遭到排挤的“受害者”而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乔丹·彼得森

一张合照引发的风波

据新西兰先驱报3月22日报道，新西兰最大的连锁书店Whitcoulls决定下架乔丹·彼得森的畅销书《十二条人生法则》，原因是后者在新西兰举办巡回讲座期间，曾与一位T恤上印有仇穆标语的粉丝合照，照片随后流传至社交网络。在一封被披露到推特上的邮件中，Whitcoulls表示，“…作为一家严肃看待自身对社区的责任的企业，我们相信在这样的时刻支持这位作者是不对的。”

但该书店的决定随即在社交网络被斥为“伪善”。有批评者发现，虽然Whitcoulls下架了皮特森的《十二条人生法则》，同时却仍在销售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

图片来自书店官网。截至本文发表，《我的奋斗》一书仍然在售

彼得森曾于今年2月到访新西兰，开办巡回讲座。在这张引发争议的照片中，彼得森亲切地把手搭一位“VIP参会者”的肩上，后者身着一件印有“我是一名骄傲的恐伊斯兰者”字样的T恤，3月20日，剑桥大学神学系在一条推特中表示，神学系此前经进一步评估，已撤回让彼得森前来访学的邀请。剑桥大学神学系未在这条简短的推特中披露详细的原因。不过，3月26日，剑桥大学校长Stephen J. Toope在对该事件的声明中暗示，除了基于学术上的考量，剑桥神学系也是因为注意到了彼得森与“骄傲的恐伊斯兰者”的合影而“重新考虑了他的访问学者资质”。Toope教授还写道，“Peterson教授非正式地认可了（我是一名骄傲的恐伊斯兰者）这一标语所传递的信息，而神学系则致力于促进不同信仰间的相互理解，且以此为傲，两者背道而驰。”

但Toope教授也在声明中表示，在大学内共同体内，应对所有人尊重相待，即使是面对那些我们完全不能认同的人，“对一所大学而言，妨碍思想的自由表达是不可接受的。”

彼得森也在其个人网站上对该事件作出了回应，他质疑剑桥作出撤回邀请的决定是迫于来自学生的压力，并指出，在剑桥神学系发布声明的三分钟之前，剑桥大学学生联合会就发推表示，看到神学系撤回了对彼得森的访学邀请而尤感“宽慰”，称如允许彼得森前来访学将“与剑桥的原则背道而驰”。彼得森指责神学系“作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判断”，认为后者在推特上发布撤销邀请的声明这一举动“自恋、自得、自欺欺人”。

乔丹·彼得森（左）与一名T恤上印有“我是一名骄傲的恐伊斯兰者”字样的粉丝合照。

直面真相的反政治正确斗士，还是歪曲事实的右翼旗手？

尽管不乏有人在社交网络上为彼得森辩白，声称与一个衣服上写着仇穆标语的人搭着肩膀合照不能代表彼得森认同其价值观，彼得森也对《泰晤士报》表示自己在合照时没有注意到那件T恤，他还认为他的作品和观点“给世界上那些迷失绝望的人们带去了自信”，他的讲座是在“拯救生命”，因为他“让那些在自杀边缘徘徊的人们”得以继续生活下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彼得森一贯的用学术名词包装起来的保守话语的确吸引到了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另类右派（alt-right）拥趸。在去年那场著名的辩论中，彼得森还被中文互联网誉为代表“硬核理性”迎战“白左女权主义”的智识领袖。

彼得森出生于1962年，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和麦基尔大学接受了心理学教育，并从1998年起在多伦多大学心理学系任教至今。

虽然彼得森本人的专业领域仅限于临床心理学，但他却常常以“全知全能”的博学形象示人，左翼评论家哈里森·弗卢斯在雅各宾杂志上嘲讽他有着“从动物学到流行心理学的经验式的见解”：他因之得名的惊人之语“龙虾的神经系统与人类相似，因而龙虾的大脑制约了我们的社会建构”，早已被证明是荒诞不经的伪科学；《卫报》还指出，他曾在2018年4月的一则访谈中，质疑气候变化的科学性，因为“数据背后有太多意识形态的因素渗入”；彼得森的网络论战事业，则始于一系列对加拿大C-16人权法案的解读，称法案中旨在推动性别认同自由表达的条款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他的说法遭到了其他学者和律师的反对）。

史蒂夫·班农

用辩论对抗非理性的偏见

与之类似的，去年9月，特朗普的前任幕僚、被广泛视为新纳粹和另类右翼代言人的史蒂夫·班农，曾受邀出席《经济学人》和《纽约客》的年度活动。但消息一经放出，两家知名杂志都遭到了来自其读者乃至员工的强烈抗议。消息公布还不到24小时，《纽约客》主编David Remnick就发布声明表示已撤销对班农的邀请；同时，《经济学人》主编Zanny Minton Beddoes也发布声明表示对班农的邀请依然有效，她在声明中写道：“由意见相近的人们在回声室里自说自话无法塑造一个开放社会的未来，这种未来只能在持不同观念的不同个体彼此的交锋与论争中诞生。”

如何与宣扬反自由主义价值的人物接触值得我们严肃看待。虽然遭到了《纽约客》和剑桥神学系的拒绝，但班农和彼得森事实上都拥有相当广泛的受众和拥趸——后者的推特粉丝超过一百万，YouTube频道的订阅人数接近两百万，他的听众里不但有新纳粹主义者，也有给希拉里投票的大学生——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状。如心理学家Christopher Dwyer教授所说，彼得森的问题不在于他的逻辑或者他论述的内容，而在于他的言论与其受众先在的信念不谋而合。这种信念甚至不需要事实的支撑。政治正确的监管能促使这种信念改变吗？恐怕不行。

去年2月，左翼知识分子齐泽克曾在独立报上撰文，一方面指出彼得森看似冷静缜密的科学论证背后常常依赖的是未经证实的理论，另一方面，他也批判自由主义者自身的局限性：政治光谱的两极采取的是相近的策略——政治正确的监管者在对抗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斗争中，和许多右翼人士一样撒谎成性、选择性呈现事实——假装问题不存在和夸大问题的威胁一样糟糕。

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不相信那些为我们所鄙夷的人同样有自由表达的权利，那就等于我们对自由表达本身完全缺少信念。面对像彼得森这样的争议性人物，我们有必要突破自身的同温层，在对话与质疑中检视他们的观点，而不是贴上某种刻板的标签，一味拒斥。这相当困难，但值得我们为之付诸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