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结构性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时代周报记者 王心昊 发自珠海
作为“2019（横琴）经济发展与创新大会暨第九届诺奖得主中国行”的主讲嘉宾，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教授在演讲中指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当知识被作为要素投入生产时，会产生正外部性，并实现规模报酬递增，从而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作为“内生增长理论”的奠基者，罗默认为经济增长受内生而非外生因素的驱动；对人力资本、创新和知识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今日，应当如何反思、重构传统经济增长模型？罗默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专访。
(时代周报：Q 罗默：A)
Q：作为“内生增长理论”的奠基者，如何理解人力资本、创新和知识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A：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知识和人力资本不仅能使自身形成递增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促使整个经济规模的收益递增，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
一个书本上的想法和一颗种子是很类似的，两者都只有扎根之后才能够结出果实。对于劳动者而言，他们要把新的、有价值的想法放在他们的头脑中，然后才会结出果实。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培养更高素质、更符合现代产业要求的劳动者，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培养不仅仅是在学校当中完成的，更有赖劳动者在工作中解决新问题而实现。因此对于政府而言，增加劳动者收入的唯一且可持续的方法是帮助他们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这是国家在人力资本上投资的意义，也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Q：近几年，中国一直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以你的“内生增长理论”看待这一改革？
A：发展过程中，限制社会向前进步的阻碍并不可能完全消除。因此，结构性改革的工作也永远不会停止。
为了维持增长，经济体需要不断变化以适应全球变化。但与此同时，人们却拒绝由此而带来的改变。这就好比是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说：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必须要能够平衡人们不愿意打破稳态的主观想法，以及客观上经济发展压力而带来的适应压力。
在改变的过程中，有城市会面临人口流出，有城市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才；能够具有吸引力的公司能够雇佣更多的优秀人才，运营不善的公司则会失去员工。这些结构性的改革驱使人们改变，破除了经济发展的阻碍，推动经济向前发展。
但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又会有新的人害怕即将发生的变化，他们会制造出新的障碍。因此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毕其功于一役”并不现实。
Q：从世界湾区角度看，粤港澳大湾区将会如何影响未来的中国？
A：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区域发展中，如果一个城市在没有完整规划的前提下发展起来，这个城市将可能为这种无序的发展付出沉重的代价，并在后续的发展进程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去弥补由此产生的问题。像粤港澳大湾区这样，为区域的发展制定明确的策略是明智的。这正如纽约湾区的心脏—曼哈顿的发展规划一样。早在1811年，曼哈顿区的规划就已经基本确认下来，它甚至规划好了曼哈顿区每一条街道的位置。近100年后，曼哈顿进入快速发展期，整个区域的规划十分成熟，一举奠定了曼哈顿区繁荣的基础。
Q：相较东京大湾区、洛杉矶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特点是什么？
A：在我看来，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从两方面得以体现：第一，在人口规模上超过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湾区，这不仅意味着拥有巨大的市场，同时也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第二，便捷的交通使得大湾区内部与外部的联系十分密切，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结合程度非常高，与世界其他重要节点城市也关系紧密。通过高铁、机场，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圈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也拥有几乎连接全世界核心城市直飞的航班。
值得注意的是，大湾区应当在城市空间的构造上向东京湾区学习。在东京，城市的空间扩展一直与经济发展同步，但在旧金山湾区，城市空间的供给问题一直不能很好地保持平衡，这导致城市发展空间受限，进而阻碍了区域城市化发展的进程。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在发展中需要注意的。
Q：粤港澳大湾区共包含11个城市，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城市之间应如何竞争与合作？
A：不同城市之间相互竞争，不仅能够让城市在发展中尽其所能、做到最好，也能够促进区域的共同发展。
但就像体育运动，参与竞争的城市必须遵循规则，保持竞争处于合理健康水平。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在于这个城市的新居民能否在这里落地生根、安居乐业。如果城市只是试图吸引富有且成功的人，而不为那些不幸运的人提供发展机会，甚至不让他们享受到平等的权利，这就是恶性竞争，会让城市的发展变得病态。
对于城市间的良性竞争，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应当予以政策鼓励。具体来说，可以通过财政分配，为这些参与良性竞争的城市提供税收和财政优惠，奖励落户城市的新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