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中国的鲜明标识
中国释放的开放信号正越来越密集，也越来越清晰。
上周末，在钓鱼台国宾馆，我国一系列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的信号密集释放。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的话说，“开放是中国的鲜明标识”。
3月24日，以“坚持扩大开放、促进合作共赢”为主题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会（下称“高层论坛”）在北京开幕。韩正在开幕式上致辞称，中国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已经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
如何扩大开放？第一财经记者在高层论坛上获悉，目前明确的政策趋势，将包括继续缩短三张负面清单，继续扩大金融业开放，破除垄断、力推竞争中性，推进多批外资项目落地等。
国家发改委主任宁吉喆在高层论坛上指出，要扩大重点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范围，深入推进电力、油气、铁路领域改革。自然垄断行业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运网分开，将竞争性业务推向市场。同时，在已经推动两批重大外资项目尽快落地之外，今年还将推出第三批，甚至更多批。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要做好金融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管理风险、提供金融服务的职能，就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对外对内开放。
除了宁吉喆、易纲，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等人，以及一批国内外企业家也出席了高层论坛，就“进一步扩大开放”问题，一一回应了市场关切。
中国扩大开放
眼下，全球经济风险正在加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第一，贸易摩擦正冲击着全球经济。第二，全球债务水平居高，也增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估算，现在全球负债接近250万亿美元，是GDP的3倍，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第三，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难度增大，影响全球的复苏进程。当前国际社会处在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塑期，各国博弈正进一步加剧。
参加高层论坛的中外各方皆认为，尽管全球经济风险加大，但中国的扩大开放势在必行。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澈表示，复杂动荡的国际环境、经济下行的压力正在动摇全球商界人士的信心。正因如此，更应坚定不移地推动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中国在这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不断看到中国发展和进步。我们鼓励中国继续开放。这不仅对中国发挥全部潜力很重要，也对推动全球整体的经济繁荣至关重要。”苹果公司CEO库克在高层论坛上称。
3月15日，备受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下称《外商投资法》）表决通过，并确定了“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外资监管模式。宁吉喆表示，下一步，中国将继续完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按照全国人大讨论通过的《外商投资法》的要求，出台实施。同时也要加快制定相关配套规定，包括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还要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深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服务业开放，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全面清理取消负面清单以外领域针对外资设置的准入限制。制定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扩大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并设立生产研发基地。”宁吉喆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对第一财经记者称，以农业为例，深化农业领域开放，就是根据我们的资源禀赋的条件，可以对一些短期性的农产品扩大进口，主要体现在肉类、大豆等农产品方面。
韩正表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缩减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我们还要加快电信、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开放进程。鼓励外资企业在华开展研发、创新。”
破除垄断，竞争中性
以往，关于开放的讨论往往发生在市场准入环节；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政策关注者开始把目光投在“破除垄断”和“竞争中性”的议题。
竞争中性（competitive neutrality），源自上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实施十多年后，2012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竞争委员会与工作组秘书处共同形成《竞争中性：维持国有与私人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将竞争中性政策归纳为8大要素（国有企业组织合理化、成本确认、商业回报率、公共服务义务、税收中性、监管中性、债务中性与补贴约束、政府采购），并与OECD《国有企业治理准则指南》衔接，向成员国推广。
见证过中国入世的前任WTO总干事拉米、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等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的时候，同样表示了对中国国企改革问题的关注。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总结称，中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将继续缩减，外资将能够进入更大市场空间、更多产业领域，享有更充分的国民待遇。各类市场主体都是价值的创造者，是全球供应链的参与者。我们将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按照竞争中性原则，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搭建公平竞争的舞台。
“我们要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气和决心，加强统筹谋划，以解决结构性议题为契机，变外部压力为内生动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一举多得。“ 韩文秀说。
联合国贸发组织投资官员梁国勇对第一财经记者评论说，在中国，竞争中性的关键是所有制中性。
2018年10月，易纲在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提出“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
钱克明表示，政府采购和标准制定上，过去享受国家政策是有选择性的，下一步是普惠性，不论是国有、民营、外资，都能获得平等待遇。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谈及竞争中性原则时则进一步解释说，要解决对民营企业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潜规则，应当考虑把企业属性和所有者属性适当分开，不要再按照所有制属性对企业进行分类。
“从竞争中性原则角度，政府的宏观调控者、市场秩序维护者和国有资本的所有者三种职能应该分开，国家办的企业不应该有超越其他所有者企业的特殊权利。”刘世锦说。
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马勤说，他们亲眼目睹了中国正以越来越大的程度敞开大门。竞争中性原则是一个非常系统化的方法。建设一个更为一致且有预测性的监管框架，可以使外商投资企业与中国企业在一个更加公平的环境中竞争。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金融和企业事务局局长、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前主席格雷格·梅德科拉夫特认为，从竞争政策的角度来说，有两个领域进行改革可以强化竞争中性。一是竞争的政策；二是国有企业治理。
他认为，已有的国企治理经验，要把所有权与监管分开，所有的企业要享受同样的法律和监管环境。同时还要确保国企的透明度和信息的披露，这个标准要制定得非常高才行，要确保国企在财务条件下和市场其他的参与者一样，市场要保持一致。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评论说，有时竞争是自然形成的，有时竞争是强大的既得利益造成的障碍。在美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一个行业或者企业的市场力量越来越大，就是行业的集中度越来越高，经济增长会受到负面影响。中国一定要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也就是说要有很强大的竞争政策，这也是很重要的供给侧改革措施。
金融业开放进展明显
除上述议题之外，金融业开放的话题也成为本届高层论坛探讨的焦点。
易纲认为，有效配置资源、管理风险、提供金融服务是金融业及金融市场的三大职能。要做好这三大职能，就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对外对内开放。“一方面，金融业开放通过引入金融机构、业务、产品，增加金融有效供给；另一方面，金融业开放会促进制度规则的建立健全，完善金融制度供给。”易纲表示。
去年，易纲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时宣布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目前来看，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进展明显，并正在进一步提速。
易纲在高层论坛上回顾称，11项具体金融业开放措施绝大部分已落地，极少数尚未落地的措施法律修改程序已经到了最后阶段，相关的申请受理工作已经开始。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扩大金融业开放多个具体成果已经落地。
2018年6月，我国A股正式纳入MSCI指数。2018年9月，富时罗素宣布将A股纳入其指数体系。2018年，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增加近6000亿元，目前总量达到约1.8万亿元。彭博公司确认将于2019年4月起将中国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债券指数。
同时，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取得明显进展。
瑞士银行对瑞银证券的持股比例提升至51%，实现绝对控股；安联（中国）保险获准筹建，成为我国首家外资保险控股公司；美国标普公司获准进入我国信用评级市场；美国运通公司在我国境内发起设立合资公司，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的申请已经审查通过。
易纲表示，中国按照国际标准，持续推动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对外开放，扩大跨境投资融的渠道，完善相关制度安排。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受到国际市场的普遍肯定和认可。
尽管我国金融业开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总体水平仍具较大的提升潜力。易纲表示，未来的金融业开放要做以下五点考虑。
一是坚持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相互配合，协调推进。二是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三是完善金融业开放的制度规则，实现制度性、系统性开放。四是改善营商环境。五是完善金融监管。
易纲表示，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势在必行。金融业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的自主选择，这既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责编：钱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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