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李学勤：我是如何踏上学术道路的
2019-02-26 17:57
李学勤先生曾接受采访，深情地谈起自己是如何踏上学术道路的。现将此文分享给读者，以为纪念。
李学勤：我是在1950 年前后开始自学甲骨文的，那时还是一个高中生。我从小就喜欢探索符号之谜，越是搞不懂越令我着迷。我对甲骨文的兴趣从很早就开始了。我高小有个同学，我还记得他叫常定一，孟子说“定于一”嘛。他的父亲在中学当老师，他说最难的符号就是甲骨文。我得知后就开始留心甲骨文了，一看果然是复杂难懂，这就激起了我的求知兴趣。
记者：2013 年6 月17 日清华大学召开了“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汇集了该领域海内外优秀学者百余名，大家利用此次国际会议的契机，自发地增加了“纪念李学勤先生八十华诞”这一议题，来庆祝您60 多年来探索中国古代文明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在晚宴上，您说自己的求学经历“不足为训”。为什么这么说呢？
李学勤：我高中时读了金岳霖先生的《逻辑》，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1951 年就慕名考取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清华哲学系归到北大，我则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与缀合甲骨，没去北大报到。所以说我大学只读了一年就结业了。这对于年轻学子而言当然是“不足为训”的。并且我对于甲骨文的学习没有师承，基本上就是自己摸索。刚开始学习时，我经常骑自行车到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借阅《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等书刊。在金石部曾毅公先生的帮助下，我不但能看已经编目的书，还看到特别收藏的书籍、拓本。总之，我尽量地搜集各种与甲骨文有关的资料来研习，也就是在这段时期完成了入门后最初的积累。
可是那个时候能找到的资料还是太少了。1928 年秋，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殷墟开始发掘，一直到1937 年抗战爆发被迫停止，前后共有15次，前9 次和第13、14、15 次都有甲骨文出土，数量是很可观的，可是研究者们当时可以看到的甲骨却非常有限，因为绝大部分都没有发表。只有第一次发掘的甲骨经董作宾先生的整理写成《新获卜辞写本》发表在《安阳发掘报告》上。抗战胜利以后，历史语言所开始着手整理发掘所得甲骨。1948年，《殷墟文字甲编》（下文简称《甲编》）出版，收录的是前9 次开掘出土的甲骨。《殷墟文字乙编》（下文简称《乙编》）分为上、中、下三辑，1949年，上辑和中辑出版了，下辑尚未来得及印刷，历史语言所就迁到台湾去了。1950 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乙编》就在内部卖，没有公开卖。那个时候，我学习甲骨文兴趣渐浓，就托人买了《乙编》的上辑和中辑，花了50万人民币（相当于今天50 元）。我家当时经济并不宽裕，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可是父亲还是让我买了。现在好像流行“虎爸”“虎妈”，而我父亲从来没有说一定要我怎么样，可是我如果喜欢做什么，他会全力支持我，这就是他的教育方针。
记者：您就这样自学成才地走上了甲骨学研究之路，并因此和中国科学院结缘了。
李学勤：我能进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确实和甲骨文有关。我买到《乙编》上、中辑之后，就开始自己尝试缀合。当时董作宾先生为《乙编》所做的“序”引起了学界关于“文武丁卜辞”的争论，我就想通过自己的整理把问题搞清楚。与此同时，上海博物馆的郭若愚先生将其对《甲编》《乙编》的拼合书稿交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郭先生就把书稿转交给了考古所所长郑振铎先生，郑先生又把书稿交给了陈梦家先生。我和曾毅公先生就被找来对书稿进行校订。到1953 年底我们完成了这项工作，1955年，《殷墟文字缀合》出版了。校订时没能看到《乙编》的下辑，更没有看到《殷墟文字丙编》，它们是后来在台湾出版的。
1954 年春，我就到中国科学院刚刚筹建起来的历史研究所上班了，那时只有20 岁。刚入所的时候，因为还没有正式的研究工作，我就在图书馆、资料室，自己看点书，也帮着图书馆买书。1954 年夏，所里才有第一批研究实习员来，不是“实习研究员”，而是“研究实习员”，相当于助教，都是本科毕业来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研究生制度。当时历史研究所分三个所：一所是上古史，郭沫若先生任所长，尹达先生任副所长。二所是中古史，原先想请陈寅恪先生，后是陈垣先生任所长，侯外庐先生任副所长。三所是近代史，范文澜先生任所长。我就在二所，给侯外庐先生当助手。
记者：您虽然大一结业，没有继续本科教育，但是在历史所跟随侯外庐先生做学问，受到了系统而严格的学术训练，对年轻学者来说是一个很高的起点。进入历史所之后一直到“文革”之前，您的工作情况是怎样的呢？
李学勤：我刚开始就是帮助侯外庐先生校对、再版他以前出版过的书。第一本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这本书是把他早先《中国古代社会史》和《苏联史学界诸论争解答》两本书合在一起的，这是侯先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第二个工作就是帮助他整理、再版过去已经出版过的《中国思想通史》，这本书是侯先生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合著的，署名的还有赵纪彬先生、杜国庠先生、郑汉生先生。原来已经出的有第一卷（先秦）、第二卷（秦汉）、第三卷（魏晋南北朝）和第五卷（清）。也就是说中间没有唐宋元明，第四卷是新写的，到1960 年才完成，署名又增加了几位先生。
记者：侯外庐先生在其自传《韧的追求》（1985 年）中专门有一节提到了“诸青”的贡献。“《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署名执笔者之一‘诸青’，是五位青年学者的集体名字。他们是张岂之、李学勤、杨超、林英和何兆武。这五位同志都是1953 年我到历史二所后逐渐增补的研究人员。进所时，他们有理想，文史功底比较厚，三四年间，表现出异常勤奋、学风朴实的共同特点，并各有所长。岂之哲学基础扎实，归纳力强；学勤博闻强记，熟悉典籍；杨超理论素养突出；林英思想敏锐，有一定深度；兆武兼通世界近现代史，博识中外群籍。”“诸青”各有所长，你们都是怎么聚集到历史所的呢？
李学勤：这些人中我是第一个来历史所的，之后其余“诸青”也陆续被侯外庐先生“网罗”至历史所。林英先生原来是北师大的学生，他是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之后，从学校调到北京市西城区工作。侯先生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工作是北师大历史系主任，所以认识他。我到历史所后两到三个月，林先生也来了。张岂之先生，非常有名的学者，他后来任西北大学的校长，现在是名誉校长，也是清华大学的兼职教授。他比我大，生于1927 年。
中国思想史这个学科是侯外庐先生奠定的，张岂之先生在西北大学创办了中国思想史研究所，就是继承了侯先生这个传统。何兆武先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也曾在西北任教，后来到历史所，他是“诸青”里面来得最晚的，大概1956 年前后吧。何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今年93 岁高龄了。他通七种语言，熟读世界各国的名著，侯外庐先生也需要这样的人才。
“诸青”里还有一个人，就是杨超先生，我想和你详细地说说他。他是我的一位特别值得纪念的朋友。你看这本书，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你打开看看，有个签名。（书已泛黄，但保存得很好。签名系杨超先生亲笔，笔迹遒劲有力。）杨超是上海人，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央大学哲学系的学生。
成为同事后，我们关系很好，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我们之间都有很深的情谊。他是怎么到历史所的呢？大概也是1956 年前后吧，有一个华裔苏联人，叫杨兴顺，写了一本老子哲学的书，用俄文写的。侯外庐先生不懂俄语，因为他是留法的，英文和德文都很好。他是第一个全部翻译并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的人，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出版史上的重大事件。杨超先生写了一篇介绍杨兴顺书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被侯外庐先生看到了，觉得这个人资质可取。侯先生是个爱才之人，就联系他，让他从上海到北京来工作了。杨超先生是个非常值得纪念的学者，极其有才。他不仅有很强的理论思维，且外文好，英文自然不在话下，俄、德文也很好，可惜“文革”中逝世了，否则将有非常高水准的、杰出的成果。
记者：侯先生在自传中还提到：“1957 年第四卷开始编写时，他们都还是30 岁上下的青年。50 年代中期，学术界大倡协作之风。形势既有这样的要求，我就决定让这几位青年一试锋芒。于是，我把原定自己执笔的大部分章节，杜老原计划承担因病未能承担而划到我分内的章节，以及全卷编写的组织事务和协调联络工作，全部分交给他们。在第四卷全卷二十七章中，他们承担了十三章的工作量，诸如隋唐佛学、韩愈、张载、二程、朱熹、王阳明、东林党、西学……这样一些重要部分，都交他们执笔，所以，事实上在第四卷中，他们唱了重头戏。”回头看侯先生列出的第四卷的内容，每一个都不是简单的课题，对青年学者来讲确实都是很大的挑战，那个时候您才24 岁，就要做这么有难度的工作，有没有感到压力很大？
李学勤：侯先生经常对我们讲两句话：一个叫生长点，一个叫压担子。什么叫生长点？每一个人，各个方面不会很平衡，总有一个方面特别需要加强，这就是生长点，其实就是弱点。每个年轻人的生长点不一样。比如我，他说我的生长点是“理论”。他认为文献史料我是比较熟的，外文也不错，但理论尚不够，他和我说了很多次。
记者：那侯先生是指您的马恩理论吗？
李学勤：我想他这里所说的“理论”所指应该更广，理论也是一个高度。
记者：那您觉得为什么自己的理论不足呢？
李学勤：可能每个人都是不平衡的。因为我是研究甲骨文、金文的，学考古的人重视材料，往往理论就不足。当时听了侯先生的建议后，我就拼命学理论，弥补自己的短处。虽然我的文章没有直接写理论，但你若认真看我的文章能体会到，我是非常重视理论的。侯先生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不含糊的。当时马恩全集刚开始出版，每出一本，侯先生就让我们去认真读。前四本是很难读的，比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他还要求我们读列宁的《哲学笔记》，我都在上面写满了字，做了大量精读笔记。知道了自己的“生长点”，那么就要给自己“压担子”，这样就会不断地成长，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用功，对自己严格要求，每天上午8 点到下午5 点上班，且工作六天，有的时候还要加班，时间是很紧张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工作，我们1958 年、1959 年完成了，1959 年出版了上册，1960 年出版了下册。
记者：现在来看，这段时间严格的学术训练、大量的阅读以及对中国思想史的深入研究为您之后的发展夯实了根基，侯先生的为人和治学也一定对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李学勤：我给侯外庐先生做了多年的助手，我们之间的感情很深，像家人一样。我去他家都是直接开门进去，如果叫门的话，他会生气的，觉得太见外。我从他身上学了很多东西，首先是精神上的。侯先生一生都是诚心诚意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坚定于自己的学说。他当时也面临很多反对的声音，“文革”时受到打击，但他依然敢于坚持自我。此外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侯先生经常鼓励我说：你不要老想着搞甲骨文、金文，要做一个大史学家，做一个有理论的史学家。他本身是一个有很高理论水平、很宏观的学者。我一直朝他指的这个方向努力。
本文摘自推动者系列丛书之《守望精神家园》，刘未鸣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品
丛书介绍：改革开放40 年间，不论物质生活的方式如何变化与创新，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对传统文化的眷念从来没有中止过。在我们精神家园的众多守望者中，我们选取侯仁之、吴冠中、张君秋、谢晋、李学勤、王蒙、傅庚辰、冯骥才、刘心武、叶小钢等人，他们关于文化大国建设的思考、对文化自信与自觉的探求、启迪，感动了无数人。
在他们当中，王蒙身体力行地推动文化大国建设，走在文化自信与自觉的探求前沿；冯骥才投身文化遗产抢救，影响深远；谢晋作为中国第三代导演的杰出代表，在不同时期都引领中国电影主流；侯仁之一生守护北京城，率先开展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与申报工作；吴冠中打破“中国画的围墙”，将中国传统艺术与欧洲油画完美结合；张君秋长期致力于京剧艺术的传承工作；李学勤从先秦追到远古，一生致力于探究中华文明的源头；傅庚辰唱响人民音乐主旋律；刘心武开创新时期文学的方向；叶小钢将中国民族音乐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法有机融合、浑然一体……
40年来，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进步的同时，文化大家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对传统文化的眷念、对现代文明的探寻从未停止，他们之所以坚定不移地走在时代前列，自动承担起探索大国文化建设的使命，是因为他们心中都有一份共同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期盼：守望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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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于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