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赵永前“四问”故事多
法制日报--法制网
法制网记者 颜爱勇
“只要身体还扛得住，我就不能趴下！”赵永前用行动回答。
原公安边防部队改革启动一年来，在支队只有一个主官的现状下，身为政委的赵永前，“右肩担起了让罹患重症的女儿‘活下去’的希望，左肩扛起了‘确保7.4万平方公里边境辖区、1100余公里边境线安全稳定’的重托。”春节前夕，在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组织的一台新春晚会上，原锡林郭勒盟边防支队政委赵永前同志负重前行、负责前行、负爱前行的感人故事，通过网络直播平台传遍了祖国北疆8000里边防线，让无数人潸然泪下。赵永前是位有“故事”的人，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呢！日前，《法制日报》记者走进锡林浩特，揭开其不鲜为人知的一面。
“政委的黑头发去哪了？”
2018年3月，全国两会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通过，公安边防部队即将集体退出现役。
大时代转轨，意味着无数人转身。部队顿时进入思想活跃期、矛盾凸显期和管理敏感期。在这三期叠加的非常时期，作为单位唯一一名主官，赵永前表现出一名基层领导干部的非常担当。
锡林郭勒盟边境管理区点多、线长、面广，许多无人区防控力量薄弱。但边境一线同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180公里，恰逢改革之年，又是两会期间，确保边境辖区安全稳定这个摆在首位的政治责任，压在了赵永前的肩上。那段时间，支队机关的一些官兵私下议论，“政委的黑头发去哪儿了？”直到现在，许多人还不知道，其实，早在5年前，赵永前的头发就全白了，因为一直染发，大伙才没看出来。
2013年，赵永前告别工作了22年的兴安盟，调到离家1100公里的锡林郭勒盟边防支队当政委，从此开始两地分居生活。第二年，他的女儿被诊断患有恶性淋巴脉管肉瘤，这种癌症得病概率仅为百万分之三，相当于连续抛22次硬币，每次都是正面。因为临床病例极少，治愈可能较低。这几年，妻子在北京陪床，4岁的小儿子扔给老家已70多岁的父母，赵永前则坚持一边工作，一边跑遍了北京各大医院，一家四口三地奔波，苦不堪言。他的头发，正是在女儿患病后短短两个月变白的。
然而，四年的艰苦治疗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好消息。2018年元旦，女儿高烧不退陷入昏迷。正在下乡途中的赵永前，连夜请假往医院赶。烧退后，大夫建议尽快给女儿截肢，以防癌细胞扩散。
“你要给我截肢，我趴着也要去跳楼。”女儿仇视的目光像一把凌厉的尖刀，扎进了赵永前的心头，“在她的眼里，生命的完整性远远大于生命的延续性。”要腿，还是要命？这道选择题根本没有选择，“她19岁了，她可以选择放弃。但我们做父母的不能放弃啊！我是个父亲，我不称职，我也是万不得已，我得让她人在命在呀！” 走出病房，这个一米八五的蒙古汉子靠在墙角失声痛哭。
这一年的除夕，窗外烟花璀璨，一家三口在病房里吃了顿饺子，算是过年了。年后，赵永前即将去北京各大医院，联系截肢手术的事情，他答应女儿两件事，“一是回归家庭，弥补这些年没有陪伴她的遗憾；二是带着她去海南三亚，去祖国最温暖的地方看看。”
一个月后，就在女儿术后恢复的同时，改革正式启动，一时间，“小道消息”四处乱窜，“两个稳定”形势紧迫。有“消息灵通”的官兵得知赵永前有意退出现役，纷纷打来电话。
“政委，我家在外省，三十多了没结婚，父母浑身是病没人照顾，以后怎么办呀？”
“政委，我知道边防必须有人守，但我妻子说再调不回老家就离婚，您帮帮我吧！”
“政委，我们在侦破跨国毒品走私案中遇到困难了。”
“政委，东乌旗条件最艰苦，就我一个军事主官在位，能不能稳住官兵的思想，心里没底呀！”
一个个从千里之外打来的电话，让赵永前连续几宿睡不着。家里就他一个男人，支队也只有他一个主官，既是小家顶梁柱，更是大家的主心骨，何去何从？他没有犹豫太久，“组织把这么多官兵托付给我，如果只考虑自己，我良心上过不去啊。”最终，“不想因为个人的事情耽误单位工作”的赵永前，在女儿怨恨的泪水中返回工作岗位，他承诺，“再给我一年时间，等部队平安转过去我就回家。”
“爸爸的时间去哪了？”
——在“父亲”和“政委”两个角色中急速切换
返回单位工作后，赵永前每天都要跟女儿视频通话，“爸爸，你什么时候来陪我呀？”每次面对这个问题，赵永前给出的都是标准答案，“爸爸这几天没时间呢！”这时，女儿便生气地扭过头嘟囔一句，“爸爸的时间去哪了？”
确保队伍内部安全稳定，引导广大官兵从思想深处拥护支持改革，是最耗他时间的第一道难题。为了解官兵思想，解决基层困难，赵永前提议支队开通党委直通车，党委成员扎到基层一线，开展全员谈心谈话。
“他爱下乡，大部分时候就带一个司机，去了面对面谈，谈完就返回，一般不在派出所过夜。”原额吉淖尔边防派出所原所长呼日勒巴特尔说，“他每次来都不用加菜，添两副碗筷，吃完就跟你唠。”
呼日勒巴特尔在基层工作二十多年，始终踏实肯干，把一个后进所带成了“连续五年被各级表彰为优秀党支部”的先进所。2017年，因为超龄原因，未能参加支队副团职干部培训，他情绪十分激动，很不理解。赵永前到大队下乡时，专门跑到派出所跟他谈话，“当时办公室外面远远地就能听到我发泄不满的话，声音特别大，很不礼貌，但是政委没有生气，而是耐心听完，表示理解，还帮我重新规划以后的路。”呼日勒巴特尔慢慢表示理解了，“当场给政委打包票，不会让支队失望。”果然，2018年他带领官兵查获9起盗窃案件，还侦破了一起影响较大的盗窃和走私枪支连环案。
“我们要按照上级要求，以慈母心、严父爱、婆婆嘴做好思想工作。”面对改革期间基层出现的一些杂音，赵永前总说，“我们大部分官兵在艰苦的边境一线工作，一个官兵背后就是一个家庭，怎么会没有困难和诉求？他们发牢骚是正常的，我们帮助解决困难、疏导思想更是应该的。”
不把矛盾上交，这是赵永前的原则。“他常说，自己能力有限，但只要他有的，一定毫无保留倾其所有。”原边防支队副政委魏红军回忆，面对官兵困难诉求，赵永前能当场解决的就当场解决，一时解决不了也给出解释、作出表态，“大家看到政委为他考虑了、尽力了，虽然没达成目标，但也会理解组织。”
凭借扎实细致、尽责尽心的教育管理工作，这个支队化解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没有上交一个矛盾，在改革期间捋顺了人心、凝聚了士气，为确保边境辖区安全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8年上半年，这个支队连续侦破8起毒品案件，包括发现了首起人货分离式毒品走私案件，斩断了一条跨国走私毒品通道和利益链条。连续侦破3起特大盗牛案，并通过盗窃案追踪出系列案件。
“3月份我们破获了一起盗窃案，从盗窃案又牵扯出一起枪案，追踪枪案线索时，又发现一个常年跨境走私枪支的跨国犯罪团伙。”原支队司令部参谋长布仁陶格陶回忆，赵永前对这几起系列案件极为重视，自己跑到北京市公安机关协调联合侦查防控事宜，引起了上级重视。”最终，该案被公安部挂牌督办，成为锡林郭勒盟建国以来破获的最大一起跨国走私枪支案。
工作花的时间太多，陪女儿的时间自然少了。今年8月初，原支队卫生队队长卢俊东提醒赵政委，尽早带女儿去北京复查。结果8月4日，卢俊东却听说，赵政委让爱人带着孩子去北京复查，自己跑去下乡了，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跑到政委办公室，等了两个小时，排队签文件的人都离开后，没打报告就进去了，“赵政委，你别嫌我说话难听，作为政委你没的说，但作为患者家属，你也太不称职了。”正当他准备愤愤离开时，背后传来一个疲惫的声音，“兄弟，我真累啊！”卢俊东这才发现，刚刚还在伏案工作的赵永前已泪流满面地靠在椅子上。
那一刻，他突然心疼起眼前这位老大哥来，八年前他还是全总队最年轻的正团职干部，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如今被折磨得头发全白，满脸皱纹，眼睛布满血丝，连肩膀都有些佝偻。他多想好好陪陪孩子，替妻子扛下那份属于他的责任，给老母亲做顿可口的饭菜，可“孩子有病得看，工作也不能不干呀”：蒙古国苏赫巴托省邀请我方出境会晤，特大盗窃案关系群众切身利益，为官兵协调子女入学入托、家属随调随迁问题涉及后方稳定……太多工作等着他。
“扩散了。”老赵长吁了口气，然后像泄气的皮球一样窝在座位上，任由眼泪肆流。
他是在当天走访解放军某旅的路上，接到妻子电话的。这段时间，为确保改革期间队伍和边境辖区“两个稳定”，支队党委正按照上级“走前列、创一流”工作部署，推进“稳边固防示范区”的建设，这也是新的移民管理体制下，打开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新局面的关键抓手。
把边防一线平稳交出去，把边境二线有效管起来，实现同解放军无缝衔接，事关国家安全，赵永前不敢有丝毫大意，加上女儿术后恢复得不错，他便没跟着去北京。原支队边境管理科科长锡林说，下乡那几天，赵政委白天开展工作，晚上回到住处，就在网上搜索了解有哪些进口特效药，还学着把症状发在贴吧里，等待网友回复，经常是发完一个帖子，天都亮了，连续三四天睡不着觉。他一直想着女儿早点好起来，全家人一起去三亚。谁能想到命运如此残酷，痛下决心才做的截肢手术，没能阻止癌细胞对女儿生命的疯狂吞噬。那天去部队走访下车时，赵政委浑身发抖，一步踩空，险些摔倒，但他硬挺着完成工作，最终，拓展军警联防联勤内容的协议顺利通过。
赶到医院后，女儿正在做药物化疗，一看赵永前进来了，死死抓住他的手，“爸爸，我可能治不好了。”说完就开始哭。在女儿面前如山一样坚强的赵永前强忍泪水，“治不好爸爸也给你治。”
那段时间，赵永前频繁往来于单位和北京之间。支队“走前列、创一流”工作开局良好，稳步推进扫黑除恶、“固边5号”等专项斗争，推出“四所联调”、边境防控“雪亮工程”、草原110APP、党员中心户等创新机制，构筑起新时代边疆综治品牌。每一项工作他都在参与、决策和推动。就这样，在“父亲”和“政委”两个角色中，他急速切换了整整一年。重重困难之下，不仅确保了队伍内部安全稳定，还带领支队连续查破涉毒案件8起，抓获外国籍违法犯罪嫌疑人10人，破获“5·19特大团伙盗窃案”“5·27重大盗窃案”“8·16系列盗窃牲畜案”等一系列重案要案，为群众挽回300多万元经济损失，为改革顺利推进营造了安全稳定环境。
“您的儿子去哪了？”
——“部队培养你多年，现在是需要你的时候，不回来就不回来吧！”
2018年12月，最后一次转复通知下达，面对父母的期盼、妻子的哀求和女儿的无助，赵永前正式向组织提出退役请求，上级党委也表示支持。得知儿子即将回到自己身边，母亲何八月几宿睡不着觉。前段时间，老伴赵少布去接小孙子放学回家，何八月自己在家时冠心病发作，幸亏弟弟及时赶来把她送到医院，大夫问她，“奶奶，您儿子去哪了？”“他是为国家守边的军人，就快回家了。”说这话时，何八月难掩内心的激动。
然而，因不符合今年的转业政策，赵永前的申请最终未被批准，“妈，我可能不回去了，没批。”他内疚地给母亲打去电话，老母亲沉默片刻，“部队培养了你很多年，需要你为部队做奉献的时候，不回来就不回来吧。”想到家人这些年无怨无悔的支持，赵永前再也忍不住了。
但他并没有就此陷入沮丧，而是迅速振奋精神，继续承担起国家第一代移民官的责任使命。多次前往驻地党委政府职能部门汇报、走访、沟通，推动将“雪亮工程”纳入边境防控体系建设，地方出资，即将在通往边境一线的主要通道安装48个摄像探头，初步实现边境辖区主要通道卡口整体覆盖。队伍内部，战士张国星参加完招警考试后信心满满，结果以一分之差落榜，赵永前第一时间找他谈心，“国星这孩子性格要强，我怕他想不开。”如今，张国星已顺利报考新疆移民机构。在矛盾困难集中凸显的时刻，这个支队能够确保队伍转隶和边境辖区安全稳定，大家公认，作为党委书记，赵永前自身的党性品质和人格魅力，起到了“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
女儿治疗这几年，赵永前从不给领导和同事“透露”病情，一是想保护孩子隐私，二是不想给大家“添麻烦”。尽管上级明确，对他的请假申请一律批准，但他不到紧要时候，从未主动提出请假，“首长，我实在不好意思再请假了，可孩子情况特殊。死也好，生也好，我咋也得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至今保留在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领导手机上的这条请假短信，也是他在女儿昏迷后才发出的。
去年八月，女儿病情扩散化疗期间，治疗方案“一日一调”，当时正是改革教育全面推开的关键时期，尽管上级领导已经叮嘱他“就呆在北京”，但赵永前坚持每周两次往返于医院和单位之间，每次工作完，他就花300块钱，挤上小客车，颠七八个小时去医院，跟大夫研究完治疗方案，再颠回单位。上车前在路边买两个烧饼，就算是一天的饭。 “锡林浩特市到北京不通火车，机票得600多，他为了省钱就挤小客车。”魏红军曾劝赵永前，“可以让单位司机开你的私家车去帮帮忙。”他却说，“司机是单位的司机，不是我个人的司机。”去年8月，上级党委指派时任边防总队司令部副参谋长郝俊杰代理主持工作，这才堵住了赵永前回来的“借口”，让他安心在北京陪女儿治疗。
去年底，开展最后一次转复工作时，支队共有22个名额，却有将近80名符合条件的干部提出转复申请，几乎每一名干部或家庭都存在特殊困难，矛盾十分尖锐。有干部给赵永前打电话倾诉时，说到激动处就哭了起来，赵永前耐心地听完，第一次公开讲了自己女儿的事情，他安慰大家，“你们的孩子还有希望，要相信组织，相信未来。”
“改革必然涉及个人利益得失，甚至包括家庭的牺牲。忠诚、奉献、担当，是表个态、写个文章、嘴上说说那么简单的吗？”原边防支队政治处副主任赵军，至今对赵永前的这段话印象深刻，“我是一个三十年的老兵，其实心里也很想走，因为家里面有些情况。但还是那句话，我作为一班之长，作为这个支队的领导，我第一个留下。”赵军说，“很多人当场流下眼泪，赵政委劝我们多往远处看、多往未来想、多站在组织角度考虑，大家心服口服！因为榜样放在那了。”
“永前同志是一名对党极度忠诚、对群众极力帮助、对上级极端负责、对下属极其尽心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内蒙古出入境边检总站负责人胡小明每次出差或路过北京时，都会去医院探望，并帮忙联系专家大夫。这两年，支队党委筹措专项资金51万元，救助了42个直系亲属因癌因病致困的官兵，可完全符合救济条件的赵永前，却不让把自己列进去。今年，总站党委提前以上级组织名义要求支队，把赵永前列入救济名单，并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提供帮助。
春节，女儿被接回到父亲单位的公寓，在家接受靶向药物治疗，因副作用过大，赵永前和妻子需要24小时为女儿按摩缓解疼痛。医生告诉记者，孩子生病前120多斤，如今只剩不到80斤了。那些失去的体重，全压在了父亲沉重的脚步中。而赵少布老两口则在乌兰浩特市过了个年，老人家自己写了一幅春联，横批是“平安健康”。
“永前的工资去哪了？”
——“他的工资大部分用来买书和帮助别人”
赵永前同志的先进事迹因改革而凸显，但并非自改革才开始。
时光倒回30年前，身为边防军人的赵少布休假时，得知单位有事，便骑了三天自行车返回边防派出所。“派出所里有什么，竟对父亲有这么大吸引力？”1989年3月，怀着这个疑问，蒙古族少年赵永前脱下蒙古袍、穿上了绿军装。那时他还只会写蒙古文、说蒙古语。新兵连班长下了“向左转”的口令，他却理解成“向后转”，“啪”一个标准的靠脚动作，笑得全班说他“不是个好兵”。他急了，宁肯每天只睡5个钟头，也要把报纸上的字一个个抄下来、把新华字典读烂，这才学会写汉字、说汉语。
母亲对军营的儿子一百个放心，唯独疑惑“永前的工资去哪了？”直到几年后，赵永前从勿布林派出所调走时，这个谜底才得以揭晓。“他一箱一箱往家寄书，10年买了1万块钱的书，那可是九几年啊！” 20年前曾与赵永前在勿布林派出所搭班子六年的扎木苏说，老赵的工资就干了两件事，一是买书，二是帮助困难群众。
家住索伦镇的林场职工陈来柱告诉记者，因为1993年的一次走访，赵永前看到他家庭困难，第二天连夜送来200元钱，此后的20多年间，小到一袋米、一口锅，大到每年三五千元的医保，赵永前对他的帮助始终没断过。而乌兰毛都边境派出所辖区的赤脚医生阿拉坦布和，也常年受到赵永前的资助，因为是外来户，没有草场，十几年前，阿拉坦布和决定让两个女儿辍学，“永前知道后过来了，给两个孩子掏了学费。” 从那时起，赵永前一直资助两个孩子到大学毕业。
“2010年8月3日，赵永前给凌云上学拿4000块，去乌兰浩特的车票也是永前买的。”
“2012年1月8日，凌芝上学差3000块钱，永前给拿的。”
记者在阿拉坦布和家零碎记录的账本上看到，光这样一次拿三四千块钱的记录，就不下8次。据布和自己介绍，这些记录并不完善，有许多次自己都漏记了。
老百姓遇到事，他一给就是三四千。可到自己身上，却舍不得花钱。据兴安边境管理支队王学军回忆，几年前，赵永前去广东出差时买了一块100块钱的手表，回来给他“炫耀”，“又实惠又好用啊！”赵永前用的手机购买时花了500元钱，他一次买了两台，一台自己用，另一台送给了陈来柱，“你以后有啥事就直接给我打电话，方便。” “一次他来给我送钱，我让他坐炕上，一脱鞋才发现，他袜子上还是漏洞的。”陈来柱哭着说， “我以前还以为他家里有钱，后来才知道他也是普通家庭。啥是共产党，我可是知道了。”去年，得知赵永前经济紧张后，陈来柱多方筹措了4万元钱，哭着求他收下，“你这些年白给我的也有10万块钱吧，我本事小，你别嫌弃。”
不止陈来柱，阿拉坦布和也不清楚，赵永前的家庭并不富裕。父亲赵少布担任边防派出所所长时，清廉耿直，用了公家的一个苕帚都要还回去，有好事儿的村民去他家做客后笑称，“家里连个沙发都没有的干部也能叫干部吗？”当地人给父亲取的外号就叫“布尔什维克”，意为无产者。1996年到1999年，从边防部队转业的父亲，甚至要靠半夜去山里采药材才能养活家庭。他的妹妹当初考上名牌大学，却因家贫而辍学，甚至因此绝食一周。在自己不富裕的情况下，看到别人有困难，还是忍不住帮一把。这是赵永前三十年来的一贯作风。
赵永前的父母现在还记得，他小学五年级时，母亲狠下心花7块钱给儿子买了一双红白相间的球鞋，“那时候他爸自己挣钱，一个月才30块，要养全家老小。”结果他穿去学校没两天，穿双布鞋回来了。“永前，那鞋呢？”面对母亲的斥问，赵永前低着头不吱声，最后才说，“我同学家里可困难了，他妈妈有病做不了鞋，穿的那鞋都漏脚趾头了，就给他了。”“我们家就那么富裕吗？”尽管母亲特别生气，但赵永前还是没改掉喜欢帮助别人的“毛病”。
爱帮助别人，是赵永前留给许多人的印象。但具体帮了谁、帮了什么，却没人清楚，甚至他的父母妻子都不知情。记者委婉求证他帮助的这些困难群众时，老父亲一脸茫然却并不意外，“这符合他的性格，做好事不跟任何人说。”老母亲则欣慰地笑了笑，“他这么做就对了。”
“别看老赵有一颗柔软的心，但工作作风很硬。”扎木苏说，他任所长期间，赵永前是教导员。一次，两人临时接到一起绑架案报警，歹徒躲进一个废弃土房中叫嚣，“谁敢进来就打死谁！” 因追踪过程中与上级失去联系，未得到授权便无法开抢，与歹徒僵持了一夜后，赵永前担心人质受到伤害，“老哥，他如果敢袭击我，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开枪了！”说完便冲了进去，最终将歹徒拿下，确保了人质安全。凭着过硬的成绩，派出所屡屡受到表彰，成为全区先进派出所。
40多年前，赵永前的父亲在地方派出所做人民警察，因体制改革和国家需要，选择到祖国边防线上，成为一名现役体制下的边防武警。40多年后，赵永前再次因为体制改革，退出现役成为一名移民警察。40年间两代人的青春，解答了一个问题，“派出所里有什么？”
——“有肩上的责任！”赵永前同志的肩膀为什么可以承担这么多负重？因为他的肩上一边是家，另一边是国。一半充满重任，另一半溢满深情。
